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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者容易生出“悟性”，容易“自作多情”，这都是环境所致。都说卫国多君子，何止呢？据说一楚国郢人夜间给燕国宰相写信，因灯火暗昧，于是对持烛者说：“举烛（把蜡烛举高）。”同时不小心将此语写进信里。燕国宰相收信一读，便悟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燕国宰相告诉国王，国王大悦，于是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然而，可笑的是“举烛”并不是书信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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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处也会有一种庸俗化的解读，即群臣百官皆以王权为中心，此大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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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中国古典文献中有一种流行说法：“君者，群也。”君有结群、合群的职能与责任。故周人建立的政体非君主专制，非民主制，非贵族制。可以肯定地说，西方没有哪个政体模型与之神似。孟德斯鸠将中国归入“专制政体”国家的行列，近世中国人也随此论，将秦以下两千年的中国政治笼统化，贴上“黑暗”“堕落”的标签，专在“专制”等概念上做文章，先秦反倒成了专制的前奏，其余的历史细节尽成渣滓。其实，此类意见皆是耳食之论，抑或皮相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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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身旁必有权重之执政大臣，故不得轻易专权。“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诗经·小雅·小旻》）而聪明的贵族在卜官弱化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关于王政的启发，“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史记·龟策列传》）。今日所见之《洪范》保留的大多是周人思想，从中得见国家决策由多种渠道综合而定，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卜筮是分量极重的决策参考，但卜筮论断也不由一人把持，如三人占卜，则须听从两人的说法。天子若有大疑难，则先要自己考虑清楚，再与卿士、庶人与卜筮官员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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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龟卜、蓍筮、卿士、庶人皆赞同，此谓之“大同”。如此，天子自身及其子孙均会康强，相当吉利；而天子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但卿士反对，庶人反对，同样吉利；卿士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天子反对，庶人反对，仍算吉利；庶人赞同，龟卜赞同，蓍筮赞同，天子反对，卿士反对，还是吉利。天子赞同，龟卜赞同，蓍筮反对，卿士反对，庶人也反对，那么在国内行事就吉利，在国外行事就不吉利。龟卜、蓍筮都与人意相违，不行事就吉利，行事则凶险。周代政制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始终保留了这种“不专之道”。所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此即是说这世界如果只是一种声音便没有听头，只是一种颜色便没有文采，只是一种味道便没有美味，只是一种事物便无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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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与“不专”原是中华优秀的政治传统与文化精神，却不幸为专权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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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卫国，卫懿公爱鹤成痴，罔顾国政，当他准备发兵抵御北方蛮族入侵时，贵族们竟反唇相讥，说你可以派鹤出征呀！国人竟真的在贵族的带领下，拒绝出战，卫懿公落得国破身死之下场。此时虽有忠臣弘演为其收尸，并上演“剖腹葬肝”的惊人一幕，但列位看官应该走出对“王权”认识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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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一二暴戾之君，君有一二愚忠之臣，都不足以证明政体之劣。“王权”实不等于“专制”，辅佐王权更不等于支撑专制。反之，反对专制不等于取消一切元首，而是对抗任何元首的独裁。在贵族时代，无道君主向来就有性命之虞，周厉王就是最好的例子。召公曾告诫暴虐的厉王，他把政体精神介绍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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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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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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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个天子本来就自觉“君在做，天在看”，身边还有各类听风就是雨的耳目，焉能不躁！所谓“谋夫孔多，发言盈庭”，周厉王实在听不进去，结果遭流放而死。齐庄公因私仇而被大夫崔杼杀死，有人问晏子：“你要为国君而死吗？”晏子说：“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为何要为他而死？”他接着说：“做人民的君主，难道是借以欺凌人民？君主最应该做的是主持国政；做君主的臣子，难道是为了讨口饭吃？臣子最应该做的是发展国家。……国君如果为社稷丧命、为社稷逃亡，那么我应当追随，但他那是为自己，我又不是他的私宠，怎能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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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观察过郑国颁布辞令的流程，他总结道：“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外交官员）子羽修饰之，东里（地名）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由四人分别进行拟稿、审议、修改、润色，可见所有环节都掌握在大夫之手，分工精密，各尽所长，完全将君主撇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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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7.5 史教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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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远胜于印度文明的纪年思想。黑格尔虽不甚通中国史，却也能言中一二。他说中国史家数量之巨，史学传统绵延之久，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古希腊人便无甚史学天赋，他们的史家几乎都着眼于当代史，他们若去和古埃及的祭司讨论“悠远”，恐羞愧难当。中国人对太史公之故事耳熟能详，而西人至今还不确定古罗马最伟大史家塔西佗的姓名与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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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史官最初与祭祀官（卜、祝）密不可分，都掌握一定对神秘启示的解释权，然文明进展，“巫师”渐失宠，“书史”渐分立，周代已是史官重于卜官，独当一面，开出“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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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指上古的文献《书经》，又称《尚书》，源于称为“志”的书册。此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典籍，记载着古老部族首领与三代君主的言论事迹。此种写作仍是理性早启的表现，周监于二代，其贵族对上古诸族的神话传说与本朝的大事件进行了处理，演绎为政治寓言故事或回忆录，郁郁乎文哉！难以计数的《书》经孔子整理编订为“百篇”版本后用于私学教材，故亦成为儒家六经之一。荀子对此书的性质有着最精当的概括——“《书》者，政事之纪也”。孟子则对真实性有着最清醒的认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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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体裁盖有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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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是重大史实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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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是君臣谋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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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是说教训导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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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诰”是告诫劝勉专题，亦为后世“官箴”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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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是领袖誓辞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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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元首命令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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