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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又本是周王朝的一项顶层制度，《汉书·艺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君举必书”是指不论君王言行之好歹都须如实记录，以为王者戒。刘知几云：“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所谓“辞多则史”，“文胜质则史”，因文书之事多由各类“书史”承担，史也就渐渐成为了文辞繁缛的象征。切莫看轻了文书小技，王者的贴身文职发展得好，可至位高权重，古有尚书、中书，今有“书记”。其实，书史虽不算“公卿”那般的大贵族，但也绝非卑微的刀笔小吏，其自有尊贵处，此由周恭王时史官墙所作的礼器史墙盘可知。贵族史官不仅有下属，还配有种类多样的书写工具，如专门的调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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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史制度的上行下效，即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政权的扩展，其前提是汉字圈的初成。由于各诸侯国掌握了汉字，便可以挖掘悠久的历史根脉，演进本土文化的特性，标榜各自政权的合法性与先进性。故“书”之制上下莫不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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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记”乃先秦史官所撰编年史之通称，此即是说，诸侯也有《史记》《春秋》。“春秋”由字面可解，年年岁岁不正是历史之时间维度乎！单《墨子·明鬼篇》便提及“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此即指周王室以及燕、宋、齐等诸侯邦国都有官史。当然，据《孟子·离娄下》记载，还有晋之《乘》、楚之《梼杌》，他们虽与鲁《春秋》名称不同，但都是诸侯之史书。此外，诸如赵之《虞氏春秋》、秦之《吕氏春秋》、齐之《晏子春秋》等，则为抒发见解之论文集或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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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本是人，即记事者，“史记”乃史官所记，因其后有制度与家族的支撑，故能成一大事业。记述是神圣事，讲原则，不能有私心，李学勤先生就曾批评说战国人篡改历史的脸皮是非常厚的。中国史官传统所追求者，真也；所维护者，德也。“史德”虽为章学诚先生提出，然其渊源在先秦。章学诚先生认为，各类“史”并无本质区别，“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文史通义·史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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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忠实记录事实，竭力维护真相，此乃天职，此外还可发表意见，有监督之效。“书”有书法，人有人心，孔子曾言：“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可见“书法”一词，最初是指记政事之法度，而非书写艺术。董狐虽绝非华夏史上直笔之第一人，却因为孔子的赞美成为了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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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07年，晋国发生的一起杀君案，史官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然而，凶手并非赵盾，而是赵穿。如果只看案发过程，则灵公有过，赵穿有罪，赵盾无辜，董狐无良。因为晋灵公被视为无道，两次谋杀赵盾未遂，赵盾被逼逃离都城，但未出国境。而将军赵穿在都城发动兵变，杀死灵公。董狐把这笔账记在赵盾头上，似乎是动了私心，破了直书实录的原则。赵盾也自辩：“弑者赵穿，我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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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来解开这段公案隐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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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灵公为何要杀赵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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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襄公临终托孤，交代执政赵盾扶立年幼的太子夷皋为君，这等同于放权于赵盾。然而晋襄公尸骨未寒，赵盾便有了自己的计划。他在朝会上公开背弃先王遗嘱，提议拥立远在秦邦为质的公子雍（襄公的弟弟），而时任中军佐的贾季却要求拥立公子乐。立嗣之争演变为内斗，赵盾成功地将狐氏家族赶出了晋邦。如果不是母亲穆嬴的哭诉与吵闹，夷皋成不了灵公。赵盾顶不住压力，终究还是改立太子为君。当然，他是“夏日之日”（贾季之语），幼主成长于摄政的酷烈之下，自古无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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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赵穿与赵盾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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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穿其实是赵盾的堂兄弟（一说堂侄），晋襄公的女婿，他杀了灵公便迎赵盾回朝。赵盾带着重臣身份回到都城继续执政，却不处理凶案，反而另立公子黑臀为君，这是有意模糊焦点，也就默认了两股势力内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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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狐有何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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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狐坚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赵盾身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这是很聪明的质问，赵盾不能大义灭亲，反倒姑息养奸，灵公之死的幕后真相，昭然若揭。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这个赵氏家族的庇佑者来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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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狐有何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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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狐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是依据其政治责任，控诉其不作为，同时也是不畏强权，因为手无寸铁的董狐面对的是根基深厚且重获大权的执政，对其笔伐定罪，此乃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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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狐的“纪实”是否得到周联邦记史体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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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71年，曹刿谏鲁庄公：“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言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与《国语·鲁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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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70年，夏父展谏鲁庄公：“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国语·鲁语上》）意为凡君主所兴作，顺于礼便可成为惯例故事，若逆于礼则要被史官记为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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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53年，管仲谏齐桓公：“……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左传·僖公七年》）意指做事要顾忌后世影响，因为所做之事不得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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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孔子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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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好古”，“敏而求之”，他处于一个“以下犯上”的时代，一生关注天下的“弑君”事件。例如齐国大夫陈恒杀了齐简公，已经在野的孔子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哀公无奈地说，你去给季孙、仲孙、孟孙三家大夫报告吧。正是此三子主宰着鲁国的政治。回顾孔子关于“天下无道”的论述，诸侯政权落入大夫和家臣手中是不可能长久的。孔子的政治立场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信守“君君臣臣”的秩序，所以他认为董狐之笔正了名，卫了礼，也就是有功于联邦，无愧于青史。“不隐”并不是完全无所隐，措辞是有所隐的，不隐的是立场。不隐就是识破与说破。笔墨虽不多，却还原了晋邦数十年的政治脉络，直指跋扈之赵氏家族，此即是董狐的“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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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所谓“书法不隐”，一曰不隐人事，二曰不隐天象。人事固纷然淆乱，然必欲辨清浊，也就是要有价值判断；天象固高深莫测，然必欲响应启示，也就是要有最高价值。故史书中不能不录水、旱、地震、蝗灾、陨石、日蚀、星变等天地之异象。“西周三川皆震”，太史伯阳父预言道：“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国语·周语》）周幽王赶上日食与地震本属巧合，然周文化高度自警之性格使这些自然异动显得极不寻常。“究天人之际”岂是空言？此乃史官文化自然发育而附带的特色。文史星历实不可分，《春秋》如是，《左传》如是，《史记》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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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是博雅人生，也是危险职业，然正可于险境中一窥风骨。话说齐国大夫崔杼屠刀正炽，而齐国史官竟敢如实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将其杀害。然史官是家族事业，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史官的两个弟弟继续兄长的事业，又被崔杼杀掉。第三个弟弟仍站出来秉笔直书。当时南方某一个史官家族的成员担心齐国的史官家族被灭门，便带着简牍准备赶到齐国来支援。后来听说崔杼并没有赶尽杀绝，史实终于还是被记下了，他才中途返回。每读此故事，只感“同道相惜”，其德性之醇美，令铁石堕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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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指出，中国的“专权”问题并不限于君主，而可以由多种身份或角色来实现。此不得不言及秦邦的宣太后，一代政治女强人，乃“太后用事”之典范，陈师道甚至说：“母后临政，自秦宣太后始也。”（《后山集》）既处于专权的位置，则避不掉一些规矩，宣太后的口无遮拦便被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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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韩邦的使者尚靳如此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战国策·韩策二》）她说以前伺候秦昭王的时候，大王的大腿搭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于一点，做爱疲乏不堪；可将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就感觉不那么重了。王士桢在《池北偶谈》里直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宣太后此处竟以性交姿势为喻说理，昔日之“俗”，今日来看已颇为不俗。正因源流久远，且职守必备，史官也就分量十足，敢于讲究操守。故宣太后的故事，话未必真如此话，但事想必真有其事。随着君权的抬升，书史之制难以为继，诸侯焚书时有发生。真正坚持下来的，非鲁国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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