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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狐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是依据其政治责任，控诉其不作为，同时也是不畏强权，因为手无寸铁的董狐面对的是根基深厚且重获大权的执政，对其笔伐定罪，此乃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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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狐的“纪实”是否得到周联邦记史体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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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71年，曹刿谏鲁庄公：“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言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与《国语·鲁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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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70年，夏父展谏鲁庄公：“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国语·鲁语上》）意为凡君主所兴作，顺于礼便可成为惯例故事，若逆于礼则要被史官记为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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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53年，管仲谏齐桓公：“……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左传·僖公七年》）意指做事要顾忌后世影响，因为所做之事不得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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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孔子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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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好古”，“敏而求之”，他处于一个“以下犯上”的时代，一生关注天下的“弑君”事件。例如齐国大夫陈恒杀了齐简公，已经在野的孔子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哀公无奈地说，你去给季孙、仲孙、孟孙三家大夫报告吧。正是此三子主宰着鲁国的政治。回顾孔子关于“天下无道”的论述，诸侯政权落入大夫和家臣手中是不可能长久的。孔子的政治立场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信守“君君臣臣”的秩序，所以他认为董狐之笔正了名，卫了礼，也就是有功于联邦，无愧于青史。“不隐”并不是完全无所隐，措辞是有所隐的，不隐的是立场。不隐就是识破与说破。笔墨虽不多，却还原了晋邦数十年的政治脉络，直指跋扈之赵氏家族，此即是董狐的“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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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所谓“书法不隐”，一曰不隐人事，二曰不隐天象。人事固纷然淆乱，然必欲辨清浊，也就是要有价值判断；天象固高深莫测，然必欲响应启示，也就是要有最高价值。故史书中不能不录水、旱、地震、蝗灾、陨石、日蚀、星变等天地之异象。“西周三川皆震”，太史伯阳父预言道：“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国语·周语》）周幽王赶上日食与地震本属巧合，然周文化高度自警之性格使这些自然异动显得极不寻常。“究天人之际”岂是空言？此乃史官文化自然发育而附带的特色。文史星历实不可分，《春秋》如是，《左传》如是，《史记》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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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是博雅人生，也是危险职业，然正可于险境中一窥风骨。话说齐国大夫崔杼屠刀正炽，而齐国史官竟敢如实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将其杀害。然史官是家族事业，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史官的两个弟弟继续兄长的事业，又被崔杼杀掉。第三个弟弟仍站出来秉笔直书。当时南方某一个史官家族的成员担心齐国的史官家族被灭门，便带着简牍准备赶到齐国来支援。后来听说崔杼并没有赶尽杀绝，史实终于还是被记下了，他才中途返回。每读此故事，只感“同道相惜”，其德性之醇美，令铁石堕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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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指出，中国的“专权”问题并不限于君主，而可以由多种身份或角色来实现。此不得不言及秦邦的宣太后，一代政治女强人，乃“太后用事”之典范，陈师道甚至说：“母后临政，自秦宣太后始也。”（《后山集》）既处于专权的位置，则避不掉一些规矩，宣太后的口无遮拦便被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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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韩邦的使者尚靳如此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战国策·韩策二》）她说以前伺候秦昭王的时候，大王的大腿搭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于一点，做爱疲乏不堪；可将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就感觉不那么重了。王士桢在《池北偶谈》里直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宣太后此处竟以性交姿势为喻说理，昔日之“俗”，今日来看已颇为不俗。正因源流久远，且职守必备，史官也就分量十足，敢于讲究操守。故宣太后的故事，话未必真如此话，但事想必真有其事。随着君权的抬升，书史之制难以为继，诸侯焚书时有发生。真正坚持下来的，非鲁国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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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学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孔子《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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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来看，探讨《春秋》之事是孔门的讲学习惯。孔子得览群策，深知史料之丰，故并不满足于直书，他因鲁史而作《春秋》，惩恶扬善，比法律更严苛，故乱臣贼子惧。孔子的“作”只是按礼义公道记述，与“述而不作”并不矛盾，他不像司马迁那样强调自己是“成一家之言”。但“《春秋》之微”荀子是有所察觉的，此“微”即是微言大义，孔子自言：“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即有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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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书法笔削”是历史叙事学上的创举，他以一字寓褒贬，笔则笔，削则削。“《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谷梁传》）。这种史学的突破自然容易引起争议。鲁哀公就曾问孔子，为什么《春秋》要记一句“冬十二月霜降，没有摧残豆类作物（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孔子说这是指可杀而未杀，宜杀而未杀。天失道，则草木的生长也要违背天，春华秋实的正常规律会变为“桃李冬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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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的乱伦之恋是先秦著名的桃色事件，《诗经》齐风中便有数篇精彩作品讽刺男女主角，而《春秋》中只有那么一句“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山东长清县）”。此是大音希声的境界，孔子的举重若轻已超然于贵族热议的喧嚣，如“《春秋》无义战”这种观感，并非常人所能有，必是设身处地者的领悟。所以，心知肚明的孔子又预言了一回：“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果不其然，宋代的王安石就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此乃囿于时政，是不知“大书特书”也。鲁国史官左丘明以《春秋》为纲目而作传，其中不免牵涉君臣权贵，故“隐其书而不宣”，以避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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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可能每一支宗族都能健康生长下去，就像皇室没有千秋万世一样，贵族的荣枯是自然规律。春秋战国几百年间的大变革使诸侯越来越少，而施行兼并的大国也在内部削弱贵族势力，中国贵族的黄金时代终于让位于帝制时代。此后，王侯将相多无种，贵族凋敝到作为一种荣誉头衔而存在。孔子这样感慨：“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并不新奇，在孔子看来，它只是失落了很久。“旧思想”一定要随“旧制度”一起被清理吗？“中庸”不正是来自《易经》里的“刚健中正”、《洪范》里的“无偏无颇”、《吕刑》里的“咸庶中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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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曾经焕发的光与热渐已消散，中国的政治话语开始了从“诺”到“喳”（满语）的戏剧性演变，贵族特质之继承与精神之延续也只能期待平民政治中精英分子——士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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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八话 华夏世界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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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畏乱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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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代的起始一般被认为是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东迁为标志；其终于公元前221年，以秦兼并天下为标志。显然，此种划分纯是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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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7年，周朝的核心人物皇父（担任太师一职长达44年）离开宗周去到了自己的新邑，从此远离了政治中心，原因不详。而周幽王合法的继承人宜臼也逃到了西申，周室内部的政治斗争于此有迹可循。宜臼原是周幽王所立太子，后幽王宠幸褒姒一派势力，废黜了宜臼及其母亲申后。申后的母家便是姜姓申国，西申遭遇到空前的生存压力，故申侯与鄫、西戎组成同盟。公元前771年，联军一路攻破镐京，杀死幽王。值得玩味的是，卫、晋、秦、郑、鲁、许等诸侯均表示支持宜臼，公元前770年宜臼在西申即位，是谓周平王。此后，平王在秦国的护送下东迁至洛邑，并在晋、郑等大邦的拱卫下，自居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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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臼即位的同时，诸侯虢公翰拥立幽王的另一个儿子余臣为天子，即占据镐京的周携王，于是，二王并立，平分天下。直到十余年后，支持平王的晋文侯杀死携王，周室才重归统一。显然，这二十年的乱局使周室元气大伤，乃至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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