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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狐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是依据其政治责任,控诉其不作为,同时也是不畏强权,因为手无寸铁的董狐面对的是根基深厚且重获大权的执政,对其笔伐定罪,此乃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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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狐的“纪实”是否得到周联邦记史体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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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71年,曹刿谏鲁庄公:“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言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与《国语·鲁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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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70年,夏父展谏鲁庄公:“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国语·鲁语上》)意为凡君主所兴作,顺于礼便可成为惯例故事,若逆于礼则要被史官记为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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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53年,管仲谏齐桓公:“……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左传·僖公七年》)意指做事要顾忌后世影响,因为所做之事不得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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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孔子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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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好古”,“敏而求之”,他处于一个“以下犯上”的时代,一生关注天下的“弑君”事件。例如齐国大夫陈恒杀了齐简公,已经在野的孔子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哀公无奈地说,你去给季孙、仲孙、孟孙三家大夫报告吧。正是此三子主宰着鲁国的政治。回顾孔子关于“天下无道”的论述,诸侯政权落入大夫和家臣手中是不可能长久的。孔子的政治立场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信守“君君臣臣”的秩序,所以他认为董狐之笔正了名,卫了礼,也就是有功于联邦,无愧于青史。“不隐”并不是完全无所隐,措辞是有所隐的,不隐的是立场。不隐就是识破与说破。笔墨虽不多,却还原了晋邦数十年的政治脉络,直指跋扈之赵氏家族,此即是董狐的“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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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所谓“书法不隐”,一曰不隐人事,二曰不隐天象。人事固纷然淆乱,然必欲辨清浊,也就是要有价值判断;天象固高深莫测,然必欲响应启示,也就是要有最高价值。故史书中不能不录水、旱、地震、蝗灾、陨石、日蚀、星变等天地之异象。“西周三川皆震”,太史伯阳父预言道:“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国语·周语》)周幽王赶上日食与地震本属巧合,然周文化高度自警之性格使这些自然异动显得极不寻常。“究天人之际”岂是空言?此乃史官文化自然发育而附带的特色。文史星历实不可分,《春秋》如是,《左传》如是,《史记》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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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是博雅人生,也是危险职业,然正可于险境中一窥风骨。话说齐国大夫崔杼屠刀正炽,而齐国史官竟敢如实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将其杀害。然史官是家族事业,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史官的两个弟弟继续兄长的事业,又被崔杼杀掉。第三个弟弟仍站出来秉笔直书。当时南方某一个史官家族的成员担心齐国的史官家族被灭门,便带着简牍准备赶到齐国来支援。后来听说崔杼并没有赶尽杀绝,史实终于还是被记下了,他才中途返回。每读此故事,只感“同道相惜”,其德性之醇美,令铁石堕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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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指出,中国的“专权”问题并不限于君主,而可以由多种身份或角色来实现。此不得不言及秦邦的宣太后,一代政治女强人,乃“太后用事”之典范,陈师道甚至说:“母后临政,自秦宣太后始也。”(《后山集》)既处于专权的位置,则避不掉一些规矩,宣太后的口无遮拦便被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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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韩邦的使者尚靳如此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战国策·韩策二》)她说以前伺候秦昭王的时候,大王的大腿搭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于一点,做爱疲乏不堪;可将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就感觉不那么重了。王士桢在《池北偶谈》里直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宣太后此处竟以性交姿势为喻说理,昔日之“俗”,今日来看已颇为不俗。正因源流久远,且职守必备,史官也就分量十足,敢于讲究操守。故宣太后的故事,话未必真如此话,但事想必真有其事。随着君权的抬升,书史之制难以为继,诸侯焚书时有发生。真正坚持下来的,非鲁国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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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学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孔子《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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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来看,探讨《春秋》之事是孔门的讲学习惯。孔子得览群策,深知史料之丰,故并不满足于直书,他因鲁史而作《春秋》,惩恶扬善,比法律更严苛,故乱臣贼子惧。孔子的“作”只是按礼义公道记述,与“述而不作”并不矛盾,他不像司马迁那样强调自己是“成一家之言”。但“《春秋》之微”荀子是有所察觉的,此“微”即是微言大义,孔子自言:“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即有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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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书法笔削”是历史叙事学上的创举,他以一字寓褒贬,笔则笔,削则削。“《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谷梁传》)。这种史学的突破自然容易引起争议。鲁哀公就曾问孔子,为什么《春秋》要记一句“冬十二月霜降,没有摧残豆类作物(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孔子说这是指可杀而未杀,宜杀而未杀。天失道,则草木的生长也要违背天,春华秋实的正常规律会变为“桃李冬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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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的乱伦之恋是先秦著名的桃色事件,《诗经》齐风中便有数篇精彩作品讽刺男女主角,而《春秋》中只有那么一句“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山东长清县)”。此是大音希声的境界,孔子的举重若轻已超然于贵族热议的喧嚣,如“《春秋》无义战”这种观感,并非常人所能有,必是设身处地者的领悟。所以,心知肚明的孔子又预言了一回:“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果不其然,宋代的王安石就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此乃囿于时政,是不知“大书特书”也。鲁国史官左丘明以《春秋》为纲目而作传,其中不免牵涉君臣权贵,故“隐其书而不宣”,以避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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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可能每一支宗族都能健康生长下去,就像皇室没有千秋万世一样,贵族的荣枯是自然规律。春秋战国几百年间的大变革使诸侯越来越少,而施行兼并的大国也在内部削弱贵族势力,中国贵族的黄金时代终于让位于帝制时代。此后,王侯将相多无种,贵族凋敝到作为一种荣誉头衔而存在。孔子这样感慨:“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并不新奇,在孔子看来,它只是失落了很久。“旧思想”一定要随“旧制度”一起被清理吗?“中庸”不正是来自《易经》里的“刚健中正”、《洪范》里的“无偏无颇”、《吕刑》里的“咸庶中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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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曾经焕发的光与热渐已消散,中国的政治话语开始了从“诺”到“喳”(满语)的戏剧性演变,贵族特质之继承与精神之延续也只能期待平民政治中精英分子——士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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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八话 华夏世界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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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畏乱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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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代的起始一般被认为是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东迁为标志;其终于公元前221年,以秦兼并天下为标志。显然,此种划分纯是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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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7年,周朝的核心人物皇父(担任太师一职长达44年)离开宗周去到了自己的新邑,从此远离了政治中心,原因不详。而周幽王合法的继承人宜臼也逃到了西申,周室内部的政治斗争于此有迹可循。宜臼原是周幽王所立太子,后幽王宠幸褒姒一派势力,废黜了宜臼及其母亲申后。申后的母家便是姜姓申国,西申遭遇到空前的生存压力,故申侯与鄫、西戎组成同盟。公元前771年,联军一路攻破镐京,杀死幽王。值得玩味的是,卫、晋、秦、郑、鲁、许等诸侯均表示支持宜臼,公元前770年宜臼在西申即位,是谓周平王。此后,平王在秦国的护送下东迁至洛邑,并在晋、郑等大邦的拱卫下,自居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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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臼即位的同时,诸侯虢公翰拥立幽王的另一个儿子余臣为天子,即占据镐京的周携王,于是,二王并立,平分天下。直到十余年后,支持平王的晋文侯杀死携王,周室才重归统一。显然,这二十年的乱局使周室元气大伤,乃至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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