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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代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然而，这也只是学者们约定俗成的简便术语，具体的时间界限本不必有定说。因“春秋”得名《春秋》一书，“战国”得名《战国策》一书。《春秋》记载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史实，而《战国策》所录为公元前460年至前220年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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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与战国向来被捆绑作为国史的分期，说明这一段岁月别有滋味，它乃是中国人“畏乱”心理之源头。所谓“乱”，是相对之前的紧密“联邦”而言。话题还要再从周朝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们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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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行封建之时并无生搬硬套，管理王土也没有要求整齐划一，而是区别对待，例如诸侯级别。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变氏族为封国，此几乎可视作早期的城市化浪潮。但三千年前的国体设计自然不会完美，它既超前，又短浅。超前之处前已略说，而短浅之处在于未建立针对礼崩乐坏的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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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行封建之初，各邦国的结构都较为简单，以血缘与礼黏合上下尚能行得通，“鲁、卫之政，兄弟也”，便是寻根。然亲戚不常走动就会疏远，往下推三代，“同宗同祖”“兄弟之国”只成了外交场合中的冠冕话，“同姓不伐”只变为弱者的一厢情愿，诸侯灭“宗国”的惨剧还是频繁发生。而亡国的还在筹划复国，此更是乱上加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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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当年周公使兄长管叔监殷，而管叔却以殷叛乱，这段凶险故事已暴露出兄弟血缘在政治斗争前的无力。后来齐大夫陈贾批评周公不能知人善任，说他“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孟子·公孙丑下》）。无论如何，周公之制礼作乐必然与三监之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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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制的建构者着重在树立天子权威方面下功夫，这是“纲纪四方”的关键，否则规模空前、族群复杂的联邦立不起来。之后再从伦常日用上把礼乐铺排得甚是周全。然而，人性的吊诡与社会的变迁始终在冲击着这个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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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每一代周王都优秀便是不可能的，即便他们享受着全天下最精良的看护与教育。“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此言虽乐观，却不必定如是。天子成长已属不易，如要成才则难上加难。特别不称职的天子尤难自处。《商书·汤誓》：“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这段话的通俗版本便是“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国语·周语上》）。可才识优秀者毕竟不世出，所谓“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能受此誉的英明领袖不过楚庄王、魏武侯等区区数人。孔子说，愚者之知与智者相比本来已很少了，还要管那么多事，能不狂（乱）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荀子·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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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的身前有一条棘手的缰绳，需拿捏轻重紧松，其身下则是一架六骏战车，要掌控缓急方向，故须时刻保持警醒甚至亢奋。现代人多认为最高领袖在威仪之外应透点“人味”，即多少展露些生活气息，如齐景公为逗小儿子开心而做“孺子牛”。元首自然可以行差踏错，可以胡说昏话，甚至可以丢脸献丑，然而周王活在“天子无戏言”的氛围中，如“桐叶封弟”之传说，便煞有介事。故“人味”愈盛，权威愈衰，如幽王之烽火戏诸侯，在西方或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浪漫，在东方最后却是白骨累累的沉痛。这时代流传着众多不堪的君王丑事，比如齐灵公爱女子男饰，齐景公洗澡时需男子“抱背”，曹共公偷窥重耳洗澡，卫灵公与弥子瑕的“余桃之爱”，楚王好细腰，魏王爱龙阳等等。虽说不像话，但其实都是寻常的“宫廷病”，无代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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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封建拓展。嫡子若有幸“传宗”，大宗传小宗的程序只在理论上可以无限运行下去，如此，将会是一番星罗棋布的政治景象，直到地尽为止，然实际中并不可能。人有争心，祸起萧墙，“勿忘在莒”之戒，深深折射政治之险恶，君主须小心从事，万不可懈怠。又“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左传·僖公五年》）。长此以往，公室不振。而庶子轻贱，加之宗法的增殖性，滑入底层，不免怨望。柳下惠乃鲁孝公后裔，其采邑已至“柳下”，如日人姓氏“田中”“山本”“村上”“渡边”之属，其后人更何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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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诸侯各有基业，自主发展，如不拉紧缰绳，则处于半独立状态。郑桓公虽任周幽王的司徒，然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退路，他对周太史坦露心声，直称王室多故，害怕受累，只想知道“其何所可以逃死”（《国语·郑语》），太史只好指点说，可以将妻子、财货转移到虢国、郐国这样的子、男爵国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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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8.2 “国际”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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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周的统一是形式上的统一，那么其分裂何尝不是形式上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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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割裂是否源于“家”的狭隘性？此不可草率定论。周天下的形成起初是基于“家”，然百年后“家”已是“邦”，再以“家”论世，不亦谬乎！其间变迁，只是治理机构的发育壮大，而同气连枝的治理机制并未走向根本变革，故仍可认此为“小变”。也即是说，诸侯之家邦，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领土国家或主权国家。国人对东周史多有误解，其症结就在于视角之倒逆。一切的争霸演义、称雄传奇都源自一个错误的观念，即东周世界就是“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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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国七雄之齐、楚、赵、魏、韩、燕、秦让人联想到近代的西方七强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兰西、德意志、荷兰、意大利时，列位看官固不能亲临其境，便真该保持警惕，此若是趣味类比，尚不足辩，若成史家公论，则堪称一笑话，而这个千古“笑谈”至今支撑着国人的“大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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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之眼光实不可褊狭，不可置“具象”于不顾而奔向“史诗化”，更不可学着当年游士只盯着所谓“大国”，质而言之，游士选择的是“政治集团”。华夏世界有的不只是大诸侯，还有小诸侯。周王朝的版图实际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城邦”，其所辖区域小，人口少，默默存在，故极易为古文献忽略。诸位若能稍稍转换眼光，便不至于错过许多精彩。且不提史籍未载之“霸”国（遗迹见山西省翼城县隆化镇大河口墓地），也不论出自狄族政权的“中山王三器”（古中山国的三件文物，即中山王鼎、中山王圆壶和中山王方壶），请观虢季之玉柄铜芯铁剑、莒之游钟、蔡侯申铜方壶、陈侯壶等等，已略知小国风采，再观曾侯数百年家族史，从随州的叶家山西周墓到曾侯乙墓，尽是积淀颇深的青铜器，如曾侯乙编钟与世界上最早的冰箱青铜冰鉴，足可光耀青铜时代。以上种种小国宝器，实不让大国之风。而在华夏世界，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实在要比所谓古希腊世界内部城邦的联系亲密得多，诸国地位也较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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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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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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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国风·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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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诗便知山川不能阻隔感情，而后人往往无此情。因无此情，便冷冰冰无此见，以致认“以邻为壑”为高明，不亦悲乎！此如同对着豕尊而笑猪之憨态，却不通其诞生之氛围。故一“国家”自可以追求兴旺发达，可以由弱至强，开疆拓土，可以气吞万里如虎，这都是无可置疑的。然往昔之国不尽等同于今日之国，少一些游戏心理，方可踏实切中时代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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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虽南者陈、蔡，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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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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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诸侯国的政异俗殊绝非由联邦制之弊端造成，而是在周人崛起前便已客观存在。棱角分明的区域文化注定中华文明内部的“远近高低各不同”，单说境内民族语言就横跨诸语系，语系之中又分为诸语族，“南腔北调”那是自然。《史记》中多有风俗人情的记录，“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燕地“其人民勇而少虑”；西部“其民贪而好利”，这都是由周室“移风易俗”的弹性所留存。在此基础上，周人的联邦框架实际上经得起内部的此起彼伏，但它受不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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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大的诸侯理应还要对天子表达一些敬意，此时礼仪的用心与帝制时代的礼仪用心可谓天差地别。若典章抛却了，进贡荒废了，等级僭越了，秩序打乱了，地方公开叫板了，礼崩乐坏了，那么国将不国，是可忍孰不可忍。如前所述，宗周已然放任诸侯自主，相对于集权中央，这种体制已可谓是松散自由了，但文化要有认同，天下要有共识，天下国家必然还是要有所联结，这个联结的中心便是天子，这个联结的阶梯便是等级，这个联结的黏合剂便是“礼乐”，这个联结的产物便是华夏文明圈。只有这样，一个贵族、一个平民可以自在地拥有多重认同，而“第一个中国”也不至于分崩离析，演变为欧洲史上数个民族国家相互征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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