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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273 先秦史学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孔子《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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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275 从《论语》来看,探讨《春秋》之事是孔门的讲学习惯。孔子得览群策,深知史料之丰,故并不满足于直书,他因鲁史而作《春秋》,惩恶扬善,比法律更严苛,故乱臣贼子惧。孔子的“作”只是按礼义公道记述,与“述而不作”并不矛盾,他不像司马迁那样强调自己是“成一家之言”。但“《春秋》之微”荀子是有所察觉的,此“微”即是微言大义,孔子自言:“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即有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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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277 孔子的“书法笔削”是历史叙事学上的创举,他以一字寓褒贬,笔则笔,削则削。“《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谷梁传》)。这种史学的突破自然容易引起争议。鲁哀公就曾问孔子,为什么《春秋》要记一句“冬十二月霜降,没有摧残豆类作物(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孔子说这是指可杀而未杀,宜杀而未杀。天失道,则草木的生长也要违背天,春华秋实的正常规律会变为“桃李冬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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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279 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的乱伦之恋是先秦著名的桃色事件,《诗经》齐风中便有数篇精彩作品讽刺男女主角,而《春秋》中只有那么一句“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山东长清县)”。此是大音希声的境界,孔子的举重若轻已超然于贵族热议的喧嚣,如“《春秋》无义战”这种观感,并非常人所能有,必是设身处地者的领悟。所以,心知肚明的孔子又预言了一回:“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果不其然,宋代的王安石就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此乃囿于时政,是不知“大书特书”也。鲁国史官左丘明以《春秋》为纲目而作传,其中不免牵涉君臣权贵,故“隐其书而不宣”,以避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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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281 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可能每一支宗族都能健康生长下去,就像皇室没有千秋万世一样,贵族的荣枯是自然规律。春秋战国几百年间的大变革使诸侯越来越少,而施行兼并的大国也在内部削弱贵族势力,中国贵族的黄金时代终于让位于帝制时代。此后,王侯将相多无种,贵族凋敝到作为一种荣誉头衔而存在。孔子这样感慨:“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并不新奇,在孔子看来,它只是失落了很久。“旧思想”一定要随“旧制度”一起被清理吗?“中庸”不正是来自《易经》里的“刚健中正”、《洪范》里的“无偏无颇”、《吕刑》里的“咸庶中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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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283 贵族曾经焕发的光与热渐已消散,中国的政治话语开始了从“诺”到“喳”(满语)的戏剧性演变,贵族特质之继承与精神之延续也只能期待平民政治中精英分子——士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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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288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07048373]
1707050289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八话 华夏世界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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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291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07048374]
1707050292 8.1 畏乱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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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294 东周时代的起始一般被认为是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东迁为标志;其终于公元前221年,以秦兼并天下为标志。显然,此种划分纯是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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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296 公元前777年,周朝的核心人物皇父(担任太师一职长达44年)离开宗周去到了自己的新邑,从此远离了政治中心,原因不详。而周幽王合法的继承人宜臼也逃到了西申,周室内部的政治斗争于此有迹可循。宜臼原是周幽王所立太子,后幽王宠幸褒姒一派势力,废黜了宜臼及其母亲申后。申后的母家便是姜姓申国,西申遭遇到空前的生存压力,故申侯与鄫、西戎组成同盟。公元前771年,联军一路攻破镐京,杀死幽王。值得玩味的是,卫、晋、秦、郑、鲁、许等诸侯均表示支持宜臼,公元前770年宜臼在西申即位,是谓周平王。此后,平王在秦国的护送下东迁至洛邑,并在晋、郑等大邦的拱卫下,自居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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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298 在宜臼即位的同时,诸侯虢公翰拥立幽王的另一个儿子余臣为天子,即占据镐京的周携王,于是,二王并立,平分天下。直到十余年后,支持平王的晋文侯杀死携王,周室才重归统一。显然,这二十年的乱局使周室元气大伤,乃至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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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300 东周时代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然而,这也只是学者们约定俗成的简便术语,具体的时间界限本不必有定说。因“春秋”得名《春秋》一书,“战国”得名《战国策》一书。《春秋》记载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史实,而《战国策》所录为公元前460年至前220年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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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302 春秋与战国向来被捆绑作为国史的分期,说明这一段岁月别有滋味,它乃是中国人“畏乱”心理之源头。所谓“乱”,是相对之前的紧密“联邦”而言。话题还要再从周朝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们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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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304 周人行封建之时并无生搬硬套,管理王土也没有要求整齐划一,而是区别对待,例如诸侯级别。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变氏族为封国,此几乎可视作早期的城市化浪潮。但三千年前的国体设计自然不会完美,它既超前,又短浅。超前之处前已略说,而短浅之处在于未建立针对礼崩乐坏的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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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306 周人行封建之初,各邦国的结构都较为简单,以血缘与礼黏合上下尚能行得通,“鲁、卫之政,兄弟也”,便是寻根。然亲戚不常走动就会疏远,往下推三代,“同宗同祖”“兄弟之国”只成了外交场合中的冠冕话,“同姓不伐”只变为弱者的一厢情愿,诸侯灭“宗国”的惨剧还是频繁发生。而亡国的还在筹划复国,此更是乱上加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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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308 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当年周公使兄长管叔监殷,而管叔却以殷叛乱,这段凶险故事已暴露出兄弟血缘在政治斗争前的无力。后来齐大夫陈贾批评周公不能知人善任,说他“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孟子·公孙丑下》)。无论如何,周公之制礼作乐必然与三监之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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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310 周制的建构者着重在树立天子权威方面下功夫,这是“纲纪四方”的关键,否则规模空前、族群复杂的联邦立不起来。之后再从伦常日用上把礼乐铺排得甚是周全。然而,人性的吊诡与社会的变迁始终在冲击着这个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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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312 首先,要每一代周王都优秀便是不可能的,即便他们享受着全天下最精良的看护与教育。“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此言虽乐观,却不必定如是。天子成长已属不易,如要成才则难上加难。特别不称职的天子尤难自处。《商书·汤誓》:“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这段话的通俗版本便是“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国语·周语上》)。可才识优秀者毕竟不世出,所谓“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能受此誉的英明领袖不过楚庄王、魏武侯等区区数人。孔子说,愚者之知与智者相比本来已很少了,还要管那么多事,能不狂(乱)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荀子·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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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314 天子的身前有一条棘手的缰绳,需拿捏轻重紧松,其身下则是一架六骏战车,要掌控缓急方向,故须时刻保持警醒甚至亢奋。现代人多认为最高领袖在威仪之外应透点“人味”,即多少展露些生活气息,如齐景公为逗小儿子开心而做“孺子牛”。元首自然可以行差踏错,可以胡说昏话,甚至可以丢脸献丑,然而周王活在“天子无戏言”的氛围中,如“桐叶封弟”之传说,便煞有介事。故“人味”愈盛,权威愈衰,如幽王之烽火戏诸侯,在西方或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浪漫,在东方最后却是白骨累累的沉痛。这时代流传着众多不堪的君王丑事,比如齐灵公爱女子男饰,齐景公洗澡时需男子“抱背”,曹共公偷窥重耳洗澡,卫灵公与弥子瑕的“余桃之爱”,楚王好细腰,魏王爱龙阳等等。虽说不像话,但其实都是寻常的“宫廷病”,无代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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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316 再说这封建拓展。嫡子若有幸“传宗”,大宗传小宗的程序只在理论上可以无限运行下去,如此,将会是一番星罗棋布的政治景象,直到地尽为止,然实际中并不可能。人有争心,祸起萧墙,“勿忘在莒”之戒,深深折射政治之险恶,君主须小心从事,万不可懈怠。又“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左传·僖公五年》)。长此以往,公室不振。而庶子轻贱,加之宗法的增殖性,滑入底层,不免怨望。柳下惠乃鲁孝公后裔,其采邑已至“柳下”,如日人姓氏“田中”“山本”“村上”“渡边”之属,其后人更何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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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318 质而言之,诸侯各有基业,自主发展,如不拉紧缰绳,则处于半独立状态。郑桓公虽任周幽王的司徒,然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退路,他对周太史坦露心声,直称王室多故,害怕受累,只想知道“其何所可以逃死”(《国语·郑语》),太史只好指点说,可以将妻子、财货转移到虢国、郐国这样的子、男爵国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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