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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学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孔子《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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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来看，探讨《春秋》之事是孔门的讲学习惯。孔子得览群策，深知史料之丰，故并不满足于直书，他因鲁史而作《春秋》，惩恶扬善，比法律更严苛，故乱臣贼子惧。孔子的“作”只是按礼义公道记述，与“述而不作”并不矛盾，他不像司马迁那样强调自己是“成一家之言”。但“《春秋》之微”荀子是有所察觉的，此“微”即是微言大义，孔子自言：“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即有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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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书法笔削”是历史叙事学上的创举，他以一字寓褒贬，笔则笔，削则削。“《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谷梁传》）。这种史学的突破自然容易引起争议。鲁哀公就曾问孔子，为什么《春秋》要记一句“冬十二月霜降，没有摧残豆类作物（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孔子说这是指可杀而未杀，宜杀而未杀。天失道，则草木的生长也要违背天，春华秋实的正常规律会变为“桃李冬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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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的乱伦之恋是先秦著名的桃色事件，《诗经》齐风中便有数篇精彩作品讽刺男女主角，而《春秋》中只有那么一句“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山东长清县）”。此是大音希声的境界，孔子的举重若轻已超然于贵族热议的喧嚣，如“《春秋》无义战”这种观感，并非常人所能有，必是设身处地者的领悟。所以，心知肚明的孔子又预言了一回：“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果不其然，宋代的王安石就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此乃囿于时政，是不知“大书特书”也。鲁国史官左丘明以《春秋》为纲目而作传，其中不免牵涉君臣权贵，故“隐其书而不宣”，以避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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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可能每一支宗族都能健康生长下去，就像皇室没有千秋万世一样，贵族的荣枯是自然规律。春秋战国几百年间的大变革使诸侯越来越少，而施行兼并的大国也在内部削弱贵族势力，中国贵族的黄金时代终于让位于帝制时代。此后，王侯将相多无种，贵族凋敝到作为一种荣誉头衔而存在。孔子这样感慨：“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并不新奇，在孔子看来，它只是失落了很久。“旧思想”一定要随“旧制度”一起被清理吗？“中庸”不正是来自《易经》里的“刚健中正”、《洪范》里的“无偏无颇”、《吕刑》里的“咸庶中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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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曾经焕发的光与热渐已消散，中国的政治话语开始了从“诺”到“喳”（满语）的戏剧性演变，贵族特质之继承与精神之延续也只能期待平民政治中精英分子——士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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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八话 华夏世界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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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畏乱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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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代的起始一般被认为是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东迁为标志；其终于公元前221年，以秦兼并天下为标志。显然，此种划分纯是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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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7年，周朝的核心人物皇父（担任太师一职长达44年）离开宗周去到了自己的新邑，从此远离了政治中心，原因不详。而周幽王合法的继承人宜臼也逃到了西申，周室内部的政治斗争于此有迹可循。宜臼原是周幽王所立太子，后幽王宠幸褒姒一派势力，废黜了宜臼及其母亲申后。申后的母家便是姜姓申国，西申遭遇到空前的生存压力，故申侯与鄫、西戎组成同盟。公元前771年，联军一路攻破镐京，杀死幽王。值得玩味的是，卫、晋、秦、郑、鲁、许等诸侯均表示支持宜臼，公元前770年宜臼在西申即位，是谓周平王。此后，平王在秦国的护送下东迁至洛邑，并在晋、郑等大邦的拱卫下，自居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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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臼即位的同时，诸侯虢公翰拥立幽王的另一个儿子余臣为天子，即占据镐京的周携王，于是，二王并立，平分天下。直到十余年后，支持平王的晋文侯杀死携王，周室才重归统一。显然，这二十年的乱局使周室元气大伤，乃至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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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代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然而，这也只是学者们约定俗成的简便术语，具体的时间界限本不必有定说。因“春秋”得名《春秋》一书，“战国”得名《战国策》一书。《春秋》记载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史实，而《战国策》所录为公元前460年至前220年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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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与战国向来被捆绑作为国史的分期，说明这一段岁月别有滋味，它乃是中国人“畏乱”心理之源头。所谓“乱”，是相对之前的紧密“联邦”而言。话题还要再从周朝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们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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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行封建之时并无生搬硬套，管理王土也没有要求整齐划一，而是区别对待，例如诸侯级别。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变氏族为封国，此几乎可视作早期的城市化浪潮。但三千年前的国体设计自然不会完美，它既超前，又短浅。超前之处前已略说，而短浅之处在于未建立针对礼崩乐坏的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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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行封建之初，各邦国的结构都较为简单，以血缘与礼黏合上下尚能行得通，“鲁、卫之政，兄弟也”，便是寻根。然亲戚不常走动就会疏远，往下推三代，“同宗同祖”“兄弟之国”只成了外交场合中的冠冕话，“同姓不伐”只变为弱者的一厢情愿，诸侯灭“宗国”的惨剧还是频繁发生。而亡国的还在筹划复国，此更是乱上加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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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当年周公使兄长管叔监殷，而管叔却以殷叛乱，这段凶险故事已暴露出兄弟血缘在政治斗争前的无力。后来齐大夫陈贾批评周公不能知人善任，说他“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孟子·公孙丑下》）。无论如何，周公之制礼作乐必然与三监之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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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制的建构者着重在树立天子权威方面下功夫，这是“纲纪四方”的关键，否则规模空前、族群复杂的联邦立不起来。之后再从伦常日用上把礼乐铺排得甚是周全。然而，人性的吊诡与社会的变迁始终在冲击着这个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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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每一代周王都优秀便是不可能的，即便他们享受着全天下最精良的看护与教育。“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此言虽乐观，却不必定如是。天子成长已属不易，如要成才则难上加难。特别不称职的天子尤难自处。《商书·汤誓》：“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这段话的通俗版本便是“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国语·周语上》）。可才识优秀者毕竟不世出，所谓“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能受此誉的英明领袖不过楚庄王、魏武侯等区区数人。孔子说，愚者之知与智者相比本来已很少了，还要管那么多事，能不狂（乱）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荀子·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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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的身前有一条棘手的缰绳，需拿捏轻重紧松，其身下则是一架六骏战车，要掌控缓急方向，故须时刻保持警醒甚至亢奋。现代人多认为最高领袖在威仪之外应透点“人味”，即多少展露些生活气息，如齐景公为逗小儿子开心而做“孺子牛”。元首自然可以行差踏错，可以胡说昏话，甚至可以丢脸献丑，然而周王活在“天子无戏言”的氛围中，如“桐叶封弟”之传说，便煞有介事。故“人味”愈盛，权威愈衰，如幽王之烽火戏诸侯，在西方或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浪漫，在东方最后却是白骨累累的沉痛。这时代流传着众多不堪的君王丑事，比如齐灵公爱女子男饰，齐景公洗澡时需男子“抱背”，曹共公偷窥重耳洗澡，卫灵公与弥子瑕的“余桃之爱”，楚王好细腰，魏王爱龙阳等等。虽说不像话，但其实都是寻常的“宫廷病”，无代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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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封建拓展。嫡子若有幸“传宗”，大宗传小宗的程序只在理论上可以无限运行下去，如此，将会是一番星罗棋布的政治景象，直到地尽为止，然实际中并不可能。人有争心，祸起萧墙，“勿忘在莒”之戒，深深折射政治之险恶，君主须小心从事，万不可懈怠。又“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左传·僖公五年》）。长此以往，公室不振。而庶子轻贱，加之宗法的增殖性，滑入底层，不免怨望。柳下惠乃鲁孝公后裔，其采邑已至“柳下”，如日人姓氏“田中”“山本”“村上”“渡边”之属，其后人更何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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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诸侯各有基业，自主发展，如不拉紧缰绳，则处于半独立状态。郑桓公虽任周幽王的司徒，然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退路，他对周太史坦露心声，直称王室多故，害怕受累，只想知道“其何所可以逃死”（《国语·郑语》），太史只好指点说，可以将妻子、财货转移到虢国、郐国这样的子、男爵国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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