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50341
1707050342
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虽南者陈、蔡，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
1707050343
1707050344
——《墨子·非攻中》
1707050345
1707050346
平心而论，诸侯国的政异俗殊绝非由联邦制之弊端造成，而是在周人崛起前便已客观存在。棱角分明的区域文化注定中华文明内部的“远近高低各不同”，单说境内民族语言就横跨诸语系，语系之中又分为诸语族，“南腔北调”那是自然。《史记》中多有风俗人情的记录，“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燕地“其人民勇而少虑”；西部“其民贪而好利”，这都是由周室“移风易俗”的弹性所留存。在此基础上，周人的联邦框架实际上经得起内部的此起彼伏，但它受不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1707050347
1707050348
坐大的诸侯理应还要对天子表达一些敬意，此时礼仪的用心与帝制时代的礼仪用心可谓天差地别。若典章抛却了，进贡荒废了，等级僭越了，秩序打乱了，地方公开叫板了，礼崩乐坏了，那么国将不国，是可忍孰不可忍。如前所述，宗周已然放任诸侯自主，相对于集权中央，这种体制已可谓是松散自由了，但文化要有认同，天下要有共识，天下国家必然还是要有所联结，这个联结的中心便是天子，这个联结的阶梯便是等级，这个联结的黏合剂便是“礼乐”，这个联结的产物便是华夏文明圈。只有这样，一个贵族、一个平民可以自在地拥有多重认同，而“第一个中国”也不至于分崩离析，演变为欧洲史上数个民族国家相互征伐的局面。
1707050349
1707050350
然而，等级诸侯毕竟有其缺陷，因内隐亲疏，外张资历。公、侯、伯、子、男之级别固然是对多元势力的承认，能激发竞争的态势，“大国崛起”的进程中也涌现郑、楚、齐、秦、晋、吴、越、魏、赵等集团的身影，但诸侯之间实力的悬殊反不利于“公平竞争”的保持。
1707050351
1707050352
据《国语·吴语》中的一段外交辞令显示，晋国告诫吴国：天子所赐的命圭上有规定，吴君本来是称“吴伯”的，并未称“吴王”，诸侯无二君，周室无二王，吴君如果不藐视和冒犯天子，则请改称“吴公”。如此，晋国愿意遵守诸侯间的长幼之序，顺从吴公的号令。此便是周联邦治下封建主义的自救。
1707050353
1707050354
曾经的“共和行政”是政治上的一个里程碑，虽非常态，却反映出周朝体制的应变能力与进步方向。周朝的封建体系自然有可能走向虚君（天子）的“摄政选举”政治，但实际的结果却又注定为大国所操纵。礼崩乐坏虽为专制让出空间，但礼制本身不可能是专制温床。
1707050355
1707050356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1707050357
1707050358
——《孟子·梁惠王下》
1707050359
1707050360
诸侯之中，小邦基本上依附大国生存，一切以守立命，梁的末代君主就热衷于筑城；大国则打着天命的旗号，以控制小邦来争霸天下，崇尚游刃有余，这倒是苦了蕞尔小国，故他们必然是“畏天”者。孟子有一个重要的判断——只有仁者才能践行“以大事小”，只有智者才能践行“以小事大”。可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如此彰显，以至于“春秋无义战”，这当然是基于“目的正义性”的判断。当国家以攻守为主要事务，诸侯也就顾不上与周王室的宗法联系了。和修长城一样，在秦之前，焚书也已开始。《孟子》：“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而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更是各国主动与周室撇清渊源之举。
1707050361
1707050362
当联邦之礼变质为“国际公法”，隐约于“封建亲戚”中的家国归属感也就烟消云散。《荀子·王霸》：“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荀子从基本人性的角度指出雄主的政治欲望。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据《春秋》《左传》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至少有15次以上的会盟，因此名震天下，青史可考。自此主导或控制封建体系成为诸侯之美梦，然而体系效力恰恰走向失控，各邦之间常做政治交易，但往往又因为形势变化言而无信，故《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诸侯之间更做起了质子交换的勾当，于是天子愈发遥远，礼乐愈发孱弱，周室的衰微不可避免。而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之巨变，则证明治统法理可不依血缘，“礼”中若无情，便成了“力”。
1707050363
1707050364
如果东周时代的本质是一次诸侯国的“全球化”，那么“全球化”的结局如何是一国独霸天下呢？
1707050365
1707050366
1707050367
1707050368
1707050370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8.3 特殊之邦
1707050371
1707050372
说来也奇，尽管过去了若干个世纪，宋国的一些君主身上还带着殷先王的遗风。殷商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甚为糟糕，“兄终弟及”与“父死子替”的混乱交织，表明国家根本制度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只能以贤德来弥补。
1707050373
1707050374
宋宣公（公元前747年—公元前729年在位）时，“不立子而与弟”的王位交接仍然造成国家的动乱不止。然而，宋国毕竟融入了周人的封建体系，遵守着诸侯间的政治规范。到了宋襄公那里，不仅高举仁义大旗，还一度想做盟主，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也。宋人似乎慢慢地接受了天命理念，子鱼就曾对宋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
1707050375
1707050376
宋人的家园处于周代人文思潮的包围中，有着出入离合的矛盾，因此揶揄宋人的笑话不少。《太平御览》卷五一引《阙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西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观焉，主人端冕玄服以发宝，华匮十重，缇巾十袭。客见之，卢胡而笑曰：‘此燕石也，与瓦甓不异。’主人大怒，藏之愈固。”《庄子·逍遥游》说宋国有个人到越国去卖帽子，然而越国人有断发文身的习俗，根本用不着帽子。《列子·杨朱》中说到一宋国田夫，他常年披着麻絮衣服过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大厦深宫、丝棉皮裘。到了春天耕种的时候，他觉得太阳晒在身上很暖和，回家后，便对妻子说：“太阳光晒在背上如此温暖，别人大概还不知，如献之国君，必会得到重赏。”这两个故事透露了宋人的隔绝与孤陋寡闻。
1707050377
1707050378
《战国策·魏策三》说有一宋人外出学习三年（当然接受了周文化的洗礼），谁知归来便直呼其母名讳，理由是“吾所贤者，无过尧舜，尧舜名。吾所大者，无大天地，天地名”。意指我对尧舜与天地尚且直呼其名，喊母亲的名字又何足道哉！而《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到一宋人揠苗助长，这两个故事是在讽刺宋人的迂腐差劲。
1707050379
1707050380
《吕氏春秋·淫辞》说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人丢失了一件黑色的衣服，他去路上寻找，见有一妇人也穿着黑衣，便拉住不放，硬要脱去。他如此说：“现在我丢失了黑色的衣服。”那妇人说：“您即使丢失了黑色的衣服，可是这件衣服确实是我自己做的啊。”澄子说：“你不如快点给我衣服，过去我所丢失的，是纺丝的夹袄；而现在你的衣服，只是单衣。拿单衣抵偿纺丝夹袄，难道你还没占便宜吗？”这故事又是在嘲弄宋人的愚蠢无赖。
1707050381
1707050382
宋国的谣言自不会少，连宋人的以讹传讹也被用来做反面教材——
1707050383
1707050384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1707050385
1707050386
——《吕氏春秋·察传》
1707050387
1707050388
宋之总趋势是走向衰败，以致庄子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当然他是“怀居”的，如柳下惠般不去父母之邦，断不肯出仕以资敌国。宋人还从殷祖先那里继承了对至上神若即若离、半信半疑的微妙态度。且看宋景公与太史子韦的一段对话——
1707050389
1707050390
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
上一页 ]
[ :1.70705034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