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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宋微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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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天罚”，岂能说转嫁就转嫁，火星竟能为他三句话而动，只能说宋人的心比天高，而天意如儿戏。殷先王的精气神也还在，因宋国又出现了君主戴偃。某一日，有人发现宫墙角落里的一只小雀生出一只鹯（鹞类猛禽），戴偃叫来太史占卜，太史解释道：“小而生巨，必霸天下。”戴偃大喜，仿佛这预示着以玄鸟为图腾的古老殷族复兴有望。他于是发动战争，灭滕伐薛，攻取淮北，性格也越来越急于求成和暴虐。这位宋康公沉湎酒色也就罢了，却也用皮革袋子装满血，然后挂起来重温“射天”的游戏，他甚至射杀来劝阻的大臣。庄子说戴偃比恶龙还恐怖，诸侯那时也视宋国为“桀宋”，并放话说“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宋王偃的这种脾性究竟从何而来，不可断言，只知凡为商纣之所为，必不得善终。这戴偃真成为了宋国的末代君主，不仅自家性命不保，还连累宋国被齐、魏、楚三国瓜分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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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这数个世纪中，仇恨早已雨打风吹去，种族隔阂也已消亡殆尽，殷遗民避无可避地遗失着自己的传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如此，终于产生了伟大的精神投诚者——孔子。孔子先祖乃宋人，《礼记·儒行》记载孔子“少居鲁，长居宋”，《孔子家语·本姓》记载孔子19岁娶了宋女并官氏（经清人考证非“亓官氏”）。而他对宋的情感似乎很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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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最初可能是殷商从事丧葬的神职人员，革命之后“王官失守”，光荣扫地，但继续穿着旧服饰，信奉旧鬼神，四处营生，虽自尊，却不为人所尊。处于周文化的包围中，儒本着“非暴力”的立场，故显得柔弱不振。在周人总结卜筮反思信仰的大时代里，“先进于礼乐”的殷遗民似乎也完成了“整理国故”。作为“二等国民”的儒钻营故家旧俗，通过对流风善政的思考，逐渐有了新气象。孔子常自筮，他说五十以学易，人生便能基本圆满了。孔子也表示不能再以德报怨，而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系列转变，终于使儒堂堂正正地站立于周天下。早期的殷人遗民乃至原始儒者在精神领域都是丧家的，“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礼记·儒行》）。这几乎是丧失珍宝与土地的流浪者的自慰。到孔子这里，他虽丧家，却只是肉身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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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列子》书中两个充满隐喻的故事。一是说宋国有户人家好施仁义，三代不懈。一日家中的黑牛竟诞下一头白牛犊，儿子赶紧去请教孔子。孔子安慰说这是吉祥之兆，用白牛犊献给上帝便可。过了一年，父亲无故失明，而黑牛又生下一头白牛犊。父亲叫儿子再去请教孔子，儿子颇不情愿。父亲说圣人之言是“先迕后合”，还得问清楚。孔子又答以吉祥，教以祭祀。又过一年，儿子竟也无故失明。在故事的结尾，楚国围城，宋人易子而食，而壮丁全部上阵，死亡大半。这双父子却因为有此眼疾而得以保全性命，待楚军撤退，二人眼疾竟又神奇痊愈。这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颇有些相似。其实，孔子以及那些逐渐改变的宋人就如“黑牛生白犊”，经历着对于血统与文化的拷问。然而在困惑期，信仰告诉他们改变是上帝的旨意，未必不是件好事，是黑是白，不必盯着，短暂的失明，可以换来长久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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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则故事是说宋国有个叫华子的男人，中年时得了健忘症，行止颠倒，混混沌沌，全家都为他苦恼。先后请来“史”“巫”“医”来治，均无效。这时，鲁国有个儒生自荐说能治好他的病，华子的家人便承诺以一半的家产作为报酬。儒生表示之前的治法本来就无用，应试着变化他的心灵，改换他的思想。儒生于是脱掉华子的衣服，华子便去寻找衣服；不给华子吃饭，华子便去寻找食物；把华子关在黑暗处，华子便去寻找光明。之后，儒生又单独和华子在室内待了七天，华子的痼疾一朝散去。但华子清醒以后却大发雷霆，休妻罚子，并拿起戈矛驱逐儒生。宋国人把他捉住并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华子说：“过去我健忘，脑子里空空荡荡不知天地之有无，现在突然明白了过去的一切，数十年来的存亡、得失、哀乐、好恶，千头万绪纷纷扰扰全部出现了。我害怕将来的存亡、得失、哀乐、好恶还像这样扰乱我的心，再求须臾之忘，还能得到吗？”子贡听后很奇怪，将此事告诉孔子。孔子高深地说：“这不是你所能懂得的啊！”回头，却叫颜回把此事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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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华子”可能是影射宋国不安分的华氏大族，当然更像是宋人中深受华夏文化洗礼之典型。他的颠三倒四，消极厌世，渴求“须臾之忘”，都是宋人集体心理病症的缩影。祷祝、巫术、医药作为殷人“粗浅的积淀”，已经不合于时代，真正了解病灶的正是儒家，司马迁说“鲁人皆以儒教”，那个纯正的鲁国儒生就是雅正文化之代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国人必须改变传统的路子，并解放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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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其实很小心地处理自己殷人后裔的身世，他不曾说自己是儒，但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儒，他也就是儒了。无可无不可，就如马克思本人也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全世界都知晓。被孔子称许为“至德”的二人竟都是周人（文王与太伯），以致信徒荀子将周公的风云表现称为“大儒之效”。可见，孔子抛开了古老的部族恩仇，致力于整合包括殷、周在内的古老文化。然此易招非议，宋国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原因盖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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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厌其将“圣人之后”的身份抛诸脑后而一心“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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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厌其拐跑了自己的弟弟司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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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厌孔门对司马牛灌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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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嫡孙子思也曾在宋国遭到围困，但他颇有祖风，据说于此时撰写了《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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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儒、道两家均认可此事，《礼记》里明明白白写着“吾闻诸老聃”。老子是孔子的良师益友，汉代画像石中多有“孔子见老子”的内容，《世说新语》里孔融对李元礼开的也是“世交”的玩笑。孔门顾及此情，至少在先秦并未发表对道家的过激言论，何以老、孔的君子之交到庄子那里偏成了嘲讽与攻讦？《庄子》一书也实在看不上周礼。宋人当然不是反儒，孟子当年还得宋君资助盘缠。盖因庄子本就是一爱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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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8.4 好战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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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问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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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对曰：“数战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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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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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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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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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杂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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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穷兵黩武，罔顾民生，则难逃败亡，这几乎是历史定律。大邦并小邦，再到秦灭六邦，直至秦之速亡，都是明证。而各邦变法又是为何？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增进人民福祉，抑或只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当时人显然没有这些考虑。联系晚清的洋务运动便可知，变法是应对时势的自强之举。没有对比，何来强弱？无强弱之分，又何须自强，何必变法？故自强便是自利，可以占领更多的利益空间，于是资源竞争上升为生存竞争，生存又逼出“以战驭国”，以致出现一系列连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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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本不新鲜，农家学派打着“神农”“后稷”等旗号叫嚣，这才是时髦。重农主义其实是对周人尊农传统的教条化。物极必反，“末业”被判无益，流毒深远，终导致短暂活跃的商业为军国主义所摧残。以农养兵或者“耕战一体”促使诸侯对农事空前关注，各地农具翻新、施肥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粮食产量，这还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家不仅要“粟如丘山”，还要能“粟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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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又从田间地头的实际操作深入到思想领域的研讨。《管子》中的《度地》主讲水害防治，《地员》略论土壤物产；《吕氏春秋》中的《上农》属宏论，《任地》《辩土》《审时》三篇则详解耕种细节。其他如《神农》《野老》等农学著作则告失传，而后来之秦火不去“种树之书”，更可见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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