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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儒、道两家均认可此事，《礼记》里明明白白写着“吾闻诸老聃”。老子是孔子的良师益友，汉代画像石中多有“孔子见老子”的内容，《世说新语》里孔融对李元礼开的也是“世交”的玩笑。孔门顾及此情，至少在先秦并未发表对道家的过激言论，何以老、孔的君子之交到庄子那里偏成了嘲讽与攻讦？《庄子》一书也实在看不上周礼。宋人当然不是反儒，孟子当年还得宋君资助盘缠。盖因庄子本就是一爱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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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8.4 好战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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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问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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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对曰：“数战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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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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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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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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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杂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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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穷兵黩武，罔顾民生，则难逃败亡，这几乎是历史定律。大邦并小邦，再到秦灭六邦，直至秦之速亡，都是明证。而各邦变法又是为何？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增进人民福祉，抑或只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当时人显然没有这些考虑。联系晚清的洋务运动便可知，变法是应对时势的自强之举。没有对比，何来强弱？无强弱之分，又何须自强，何必变法？故自强便是自利，可以占领更多的利益空间，于是资源竞争上升为生存竞争，生存又逼出“以战驭国”，以致出现一系列连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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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本不新鲜，农家学派打着“神农”“后稷”等旗号叫嚣，这才是时髦。重农主义其实是对周人尊农传统的教条化。物极必反，“末业”被判无益，流毒深远，终导致短暂活跃的商业为军国主义所摧残。以农养兵或者“耕战一体”促使诸侯对农事空前关注，各地农具翻新、施肥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粮食产量，这还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家不仅要“粟如丘山”，还要能“粟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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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又从田间地头的实际操作深入到思想领域的研讨。《管子》中的《度地》主讲水害防治，《地员》略论土壤物产；《吕氏春秋》中的《上农》属宏论，《任地》《辩土》《审时》三篇则详解耕种细节。其他如《神农》《野老》等农学著作则告失传，而后来之秦火不去“种树之书”，更可见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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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邦水利灌溉及运河工程大量涌现，但从“以邻为壑”的险恶、郑国渠乃疲秦之计、苏秦轻易玩弄东周与西周等这些事例来看，诸侯中少有真正认识到水利工程之价值的。而秦国依靠关中的郑国渠与蜀地的都江堰，为高强度的对外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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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法也得到了重视，楚人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人石申著《天文》八卷，后人将这两部天文学著作合为一部，取名《甘石星经》，此乃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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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建筑机械工艺也突飞猛进，以鲁班的出现为标志，《墨子》记载他曾研制出一种飞行器，《韩非子》称“墨子为木鸢”，盖为某种翼装飞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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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布阵也再不能靠“老马识途”，自然要求地图绘制技术的迅猛发展，实用数学派上用场。算筹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此乃中国古代的特色计算工具，用其进行计算称作“筹算”，算式有横式和纵式两种。横着的一根代表一，竖起的一根代表五，遇“0”则空，严格遵从十进位制。算筹使用了两千年，直到15世纪算盘推广之后才逐渐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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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处乱世，内逢生老病死，外遇血雨腥风，愚民智而不能弱民质，故医学大有可为。“决死生”是此时良医的标准，虽然医术还比较粗浅，绝谈不上“神医”（《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但此时的人均寿命应该有了明显的提高，庄子便认为“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庄子·盗跖》）。扁鹊更被追为中医鼻祖。秦火不烧医药之书，亦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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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会增进科技，春秋战国有这些新气象也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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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环境的重要性实已无须多言，试想将雅典置于战国百万雄师之险境中，谈何生存，遑论民主？而边患深重，如北方的燕国在受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周室失去政治联系。到了春秋时期，活跃的白狄人甚至在北方建立起鲜虞、仇由、肥等国。故诸侯多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且看赵武灵王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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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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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毕竟作出了极佳的反应，他们不但修筑长城，更不惜放下部分传统，全力推行“胡服骑射”。这是一次正式组建骑兵部队的革命性举动，而成书时间大致与此相近的《吴子》便论述到骑战。凡创举，必是积淀与机遇俱备，“胡服骑射”正是如此。“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荀子·议兵》）造父即赵姓始祖，他是周人战时体制的受益者，因善御有功而得穆王封以赵城。“造父之御”后被视作治国技艺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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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作为一个物种，它的出众早为人所瞩目。《庄子·马蹄》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情也。”马必然被吸纳为人类的一个兵种，成为军事的一大主题。《老子》有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此后相马术风行，伯乐是相马高手中的佼佼者，名动天下。据《战国策·燕策二》所载，有个人想出售一匹骏马，但在市场里接连站了三个早晨仍无人问津，于是便花钱请伯乐作秀，伯乐先绕着马左看右看，离开时又回首再顾，马的价钱立即涨了十倍。伯乐的《相马经》是世界上最早的相马著作，而“唯马首是瞻”竟也成了政治套语，此后“伯乐”“鞭策”之语更直抵灵魂深处，此皆可堪探究。车战时代，人困马乏，苦不堪言，到了骑兵时代，已非原班“人马”。人、车、马三者相合的难度肯定大于人、马二者相合的难度，人、马之间的关系更加细腻。《庄子·人间世》便提到一爱马之人，他以筐篓装马粪，以蛤壳接马尿。骑兵果真就轻便不少，其高度机动性使“速战速决”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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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为战而备，马之外，人更需炼成钢铁。近人贵远贱近，将古希腊的长跑名将斐迪庇第斯奉为神话，此人从马拉松跑到雅典中心广场后力竭而亡，全程推算四十余千米。然按照魏国“武卒”的录取标准，一个合格的战士应该穿上三种依次相连的铠甲，拿着拉力大约为十二石的弩弓，背着装有五十支箭的箭袋，把戈放在那上面，戴着头盔，佩带宝剑，带上三天的粮食，半天奔走百里以上。这类士兵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不能说一声“我们胜利了”便光荣死去，他们是冲锋步卒的升级版，其任务多是远程奇袭。所谓“兵贵神速”，吴王阖闾攻楚国前，便选拔了大力士五百人，善跑者三千人，结果五战五胜，攻陷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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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学生宓子贱即将赴单父（今山东菏泽）做地方官，因为担心鲁君听信谗言而使自己不能放开手脚施政，于是心生一计。他在告辞时请求带走鲁君身边的两个官吏。到了单父，宓子贱便让两个官吏从事文书工作，当二人正在书写时，宓子贱在一旁不时地碰触他们的胳膊，字当然走样。宓子贱佯装怒斥，两个小吏颇有些气恼，便主动请辞。宓子贱也不挽留，顺势遣返他们。这二人回到鲁君身边报告事情原委，鲁君顿时领悟此中深意：“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吕氏春秋·具备》）他于是派亲信宣读自己的决定：“自今以来，单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单父者，子决为之矣。”鲁君对宓子的要求只剩下五年后述职。这个“掣肘”的典故已显露出国君与地方长官权力分割的难处。秦所设最早的县乃是公元前688年秦武公攻伐戎人后建立的，此为郡县制之滥觞。封建制好还是郡县制好，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先秦历史并没有提供终极答案。而自秦朝开始的政体大讨论同样没有分出二者的高低。封建与郡县并非“师古还是师今”的矫情，而是一种基于长治久安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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