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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9.4 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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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泰誓》）。“贯”乃是指穿钱贝的绳索，可见古人就地取材的譬喻天分，但随着华夏世界拓展至海岸线，商周两代的贝币（以海贝与其仿制品作钱币）已趋式微，中国人的眼界大大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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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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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逐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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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谏逐客书》可知二事，一是周天下的资源丰富，让人联想到那绚烂多姿的“罗马和平”世界，那里有地中海沿岸的葡萄、橄榄，希腊地区的青铜器，高卢的粮食与纺织品，亚平宁半岛上的各式手工制品，埃及的麻纱与珠宝，腓尼基的染料和玻璃器皿，小亚细亚的毛皮制品等；二是秦王的征服欲很强烈，所谓“跨海内，制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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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澙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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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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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显出周天下的地大物博，对于一个古代探险者而言，万般风情是极具诱惑性的，而对于一个志在天下的征服者来说，欲望与雄心，仿佛为此而生。李斯以此说秦王，正是投其所好。然而各经济区也实有沟通之需要，正如《荀子·王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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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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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天成，如何运转特色资源，发挥区域优势，全盘激活市场，皆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管子·乘马》认为“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此论高明。市场是国家经济形势的晴雨表，能够沟通供需，调节余缺，但市场并不直接创造价值，不会增加财富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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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的封建主义是“诸夏亲昵”的和谐秩序，它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绝佳的制度支撑。按照荀子的思路，推崇仁爱、管制宽松的国家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引移民与资本的流入，这在近世欧美已然被证实是可信且可行的，然此处有一前提，即具备免却巨大干扰的国家实力、社会环境与地理条件。在此乱世，一国欲追求理想铺展宏图，必先面对生存危机。荀子曰：“工商众，则国贫。”工商业太多，在当时确实无补于国。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孟子·尽心下》）古代设立关卡是为了防御强暴，而在当代却是为了实行残暴。两位大儒的意见只是角度的不同，所反映的实质问题并无二致。可以想见，权力中心所发布的生硬指令实际上压抑了各地风土人情，而中央集权的管束与地方自主的意愿天然不和，这是日后帝国的病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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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的政治分配格局遭到了东周时代资源竞争态势的挑战，周室定下的礼制虽非一成不变，它是能够调整且一直在调整的，但相比各邦的野心与实力的消长速度，它的新陈代谢还是显得滞缓，它对时势变迁的“承认”还缺乏预见性与主动性。在这一方面，思想家们还是要灵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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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呼吁宽松的经营环境与合法的市场保护，这代表了商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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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其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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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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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则表达出一种更宏大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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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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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类意见似乎是天真的，因一切资源归根结底还是军政资源。现实是，帝国意识不断侵袭着封建体系，使周天下共有之资源变为邦国争夺的猎物。王霸之路，强弱之途，生死攸关，若不能利用尊礼化干戈为玉帛，则将被拖进丛林世界，煎熬于军备竞赛之中。质而言之，“共享”精神不可能盖过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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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商业战争的运作还是齐人最为纯熟，“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道理知者甚众，然而管仲能将市场规律与天下政事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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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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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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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管仲将粮食战争当作外交政治的一柄利器，他见鲁、梁百姓织绨，就让齐人穿绨料，高价收绨，绨价大涨。鲁、梁获益，弃农织绨，管仲见机改让百姓穿帛料，关闭边境；鲁、梁告急，只得从齐天价购粮，三年后鲁、梁归顺齐国。制伏鲁、梁后，齐国又高价收购狐皮，诱使代国弃农经狐，错过粮季，待国库告急，又临敌入侵，只得归顺齐国。管仲还引诱楚人贩鹿驯鹿，丢弃农业，等到断粮时，齐国闭关，楚国又大乱。资源竞争的风潮自然由天下蔓延至邦国内部，私族也运用搅乱市场的方式对抗公族。姜姓齐国原有量制分为豆、区、釜、钟四级。四升为一豆，各自以四进位，一直升到釜，十釜就是一钟。陈氏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旧制，只使用豆、区、釜三种量器，分别加大了四分之一，钟的容量更大。陈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粮食，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结果人民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陈氏以此收拢人心，为政变积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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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当政治工具之外，商品经济也必然遭受来自政治的阻碍与挟持。且说《管子》一书，内容驳杂，无论有几分管仲的思想，确实是有将国家控制的模式凌驾于自然秩序之上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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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作内政以寄军令”，这是军国主义的前奏，为了最大化实现“寓兵于农”，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是符合逻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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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以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固化自然衍生的人群之分，并强制规定子承父业，此亦不妥。其实在荀子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仅是道义要求，同理，农也要像个农，士要像个士，工要像个工，商要像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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