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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管子》之策并非是对自生自发秩序的引导规范，而是对社会活力的扼杀以及对世情民俗的破坏。日后的帝国最是求稳忌变，可社会却是常变常新，故朝廷大政从控制着眼，有意僵化社会，既要百姓各守其业，又限其不得擅离远游，这样会人为造成案比手续（“案户比民”就是要做到对国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资产等户口情况“有典有册”，让他们承担对国家应尽的义务）。繁复尚且不论，从而结出户籍制度等级化、世袭化的恶果，则违逆“齐民”之初衷远甚。所谓“无有贵贱，谓之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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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非子》所录，齐桓公在征求管仲的意见后下令于民，即“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这项生硬的国家指令是为了解决“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的尴尬。然齐国宫廷何以有如此多年长未婚的女性，可能相当一部分出自管仲于临淄开设的“女市”，此堪称世界最早的国营妓院之一。设立官妓无非有两大用意，一是“富国”，为国家财政开源；二是逢迎君主，犒劳军国，招揽人才，增强羽翼。或问女色竟有此效？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公元前497年，齐国送80名美女给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开始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的不和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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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功利倾向受到儒家的密切关注，荀子尖锐地指出，像卫成侯、卫嗣公这样的诸侯，是搜刮民财、精于计算的国君，未能取得民心。而搜刮民财的国家会灭亡，亡国之君总是富了自己的箱子，塞满了自家的仓库，而老百姓却贫困不堪，这叫作“上溢而下漏”。连法家也对政府“中饱”之现象也颇为忧心，因为腐败喂饱了中间阶层的奸吏，却使“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饿于下”（《韩非子》）。为了实现强国之梦，强硬的君主加上严密的国家管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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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粟多则国富”，家给人足给人的印象似乎便是国家富裕，然其背后的逻辑却是“民饥不可使战”（《管子·八观》）。国富未必民富，国穷未必民穷，究竟何为“国富”，此须慎思。《管子·治国》有言：“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此处富国只是一种合于战争目的之途径，而藏富于民的观念在乱世显得尤为稀缺和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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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发展在思想界的阻力主要来自法家。法家历来便不重视私有财产，农业经济个体化与土地私有化的愿景只在冲破宗族经济的浪潮中灵光一现，此后以邦国为单位的资源竞争将极不利于私有财产的发展，课役农若是耕战基石，那么工商终会成为“末业”，连同人民的自由一起。不得不承认，政治权谋与生财之道确有相近相通处，政治人物如果经商，往往也能干出一番成绩，姜太公、范蠡、子贡三人都是游走于政道与商道之间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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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都濮阳的奢侈品生意人吕不韦在赵都邯郸经商，当第一眼见到秦国“质子”异人（秦庄襄王）后，他有了惊人的想法。他与父亲展开了一段经典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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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田之利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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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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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玉之赢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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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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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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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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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货可居”的思维固然体现了商人的锐利眼光，然而这并不是商业的光荣，而是政治的侵袭，时代之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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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9.5 顺逆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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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只有王公大人才拥有值得盗掘的墓葬，然而战国时代的平民有了棺木，他们的墓葬已渐渐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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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只有贵族才拥有奴隶，然至战国时只要有资财便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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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中的奴婢很容易让人想起工业革命后矿井、纱厂中的童工，当然，这时还没有污染的空气、河流。值得忧虑的是，个体的逐利之心已经汇集为社会的唯利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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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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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说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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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人，徒见金”是在揶揄齐人的财迷心窍。齐国开风气之先，早早建立一浮华世界，人心难免如此。追逐利润乃是生意人之天性，文化差别无损此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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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齐人狡猾机灵，可在利益面前，鲁人也一样。在孔子就任司寇之前，鲁国市场上已有不正之风，卖牛马的贩子黑心欺骗买主，而有一沈犹氏，竟专门出售注水羊肉，此举既威胁食品安全，又虐待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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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宋国，守株待兔的经典笑话发生在一农夫身上，表面上看，他只是想不劳而获，但其背后却是一种浮躁的、幻想暴富的社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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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离谓》中还记载一次洧河发大水，郑国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淹死，尸体被人打捞起来。富人的家属得知后便去赎买尸体，但打捞者要价很高。于是，富人家属就来找邓析出主意。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给你，别人是不会买的。”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买尸体了。得尸体的人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邓析又对他们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无论此事的主角是否是邓析，敲诈富户，向尸体要价的行为都已在宣告真淳风土渐已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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