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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对周史自有深刻反思，专权与蛮族这两大威胁的隐秘关联他必是知晓的，实际上整个周王朝的尴尬便在于——周王“无为”则周朝衰，周王“有为”周朝亦衰。正因为现实中的摇摆，思想家才会去把捉恒定的天或道。前已略说，中国的“上帝”没有愈加强大，反倒渐渐隐退，这并不是“神”被“遮蔽”的问题，而是中国文明早熟的问题。《老子》：“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此是何意？论道也！意为我未能得知“道”是谁的后代，似乎是天帝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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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民智想必抱有同情之了解，他曾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道”论在流行后所受的非议是可以想见的，故《老子》一书也区分了当时世上的三类人，分别是“上士”“中士”“下士”。其中“中士”对“道”将信将疑，“下士”则加以嘲笑，只有“上士”愿意践行。“细民”对本体论实在无须挂心，这是明白无疑的。故老子自谓：“不笑，不足以为道。”这种豁达后来在孔门仍能看到。“道”之为物，本不是那么容易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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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既是绝对主宰，又是绝对客观，它不仅无所不在，而且不可改变。正因为如此，“自然”是老子学说对人类社会永恒的提醒，尤其在深陷“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的当代，更有如当头棒喝。此外，“道”的确立是周朝“文化转向”后“天”意识的进一步演化。在西方，“理性”是对宗教神学的破解工具，而在老子这里，神教根本无立足之地，这就意味着“理性”作为一“战斗口号”无须被中国人发明出来。相反，“道”的理念一旦深入人心，神鬼代言人将无所遁形，因为“道”不可能为个人所占有，也即是说，人可以宣称自己“得道”，却不能声明“道即是我”。更重要的是，“反者道之动”的原则一旦被应用，“天堂”与“地狱”二元对立的预设也将被无情地打破，因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几乎被中国人当作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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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地不仁”，“道”原是必然，而非应然。谁来主持“公道”？道是自然界里的“水滴石穿”，是丛林的“弱肉强食”，是残酷的食物链，而今日之人类也在努力地保护甚至还原这些必然规律。人如果照着丛林法则处世，那么自利主义将泛滥成灾；如果站在“应然”的角度去解释“必然”之事，便会有“果报”之念与“天道好还”（《老子》）、“天命有反”（《国语》）之理。只有“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德”，“道”与“德”的联手才算真正的“道德”，而这恰是周人“以德配天”思想的发展。《老子》明确提到“配天，古之极也”。人类必以人文关照自然，例如“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故儒、道两家均着眼一“道”字岂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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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老子这里，已可隐约看到——水就是“道”与“德”的交融。“道”者，路径也，“吾道不孤”就是有人与之“同道”。而“道”自可引申为顺畅有序。就像一条有明确指示的高速路，逆行、拥堵、事故都是不被允许的。先贤最惧“无道”，连黑格尔也知道，“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准则是理性，也就是道”（《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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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这将人类社会与天地之道拉近。孟子说，把“仁”与“人”合在一起讲就是“道”。《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道是人所片刻不能离开的。人有自己看不到的地方，也有自己听不到的地方，在不易察觉或者细微处更能体现君子人格，所以君子要严肃地面对自己。儒家提出了个体在特殊境遇（包括专制）下所应具有的心性要求。梁漱溟说：“儒家之学只是一个慎独。”（《人心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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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这可能是楚灵王史官倚相的名言出处——“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国语·楚语上》）。而大儒荀子的“从道不从君”底蕴亦在此。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儒家与道家一样承继了道论，从此执德信道，同样有一通大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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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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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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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广义的“道教”实是由先秦儒道两家共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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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0.3 人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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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才刘文典曾发一豪言：“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他是基于这样的自信，“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可能还没有出世（也有说这半个是冯友兰）”。且不论刘先生是否吹牛，庄子本人就未必能懂《庄子》。《庄子》此书本不是庄子所作，且成非一手，其中真伪，已难辨明，但《庄子》保存着庄学的精要却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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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此人若是不曾存在，老子后世的声誉恐怕不能如此之隆，这种现象在西方也存在，如柏拉图就是苏格拉底思想的记录者（当然，那些流传下来的教义可能有不少是柏拉图自己的）。正是庄子的天才推介，“发掘”了神采奕奕的老聃。因为在春秋的大时代，老聃不过是诸贤之一，是孔子请教过的众名流之一，也似乎是可敬的对手之一。从文献来看，老聃生前的名声还远未到如雷贯耳的地步。正是到了庄子所处的时代，一批唯有只言片语存世的模糊“古贤”竟然有了叫得出名字的师傅与弟子，还上演了声情并茂的互动，而一帮群龙无首的“同道”学者才觉悟“只缘身在此山中”，纷纷站队，攀附“古贤”门下。后世所谓的道家学派找到了祖师爷，确立了灵魂人物，道家有了中心。就像管仲学派催生了《管子》一书。老子成名成圣后，儒门亦不得不重视老孔间的渊源，发掘并演绎了不少二人之间的思想切磋。儒生们也才恍然大悟，那一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中的“老”，不就是指老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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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是最接近“精神病患”的一个，诸位看官若与庄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他的虚无与浪漫或许不会得到如此多的赞美，因为他太过脱俗，他的世界也实在难有人真正进入。试问妻子过世鼓盆而歌者，焉能不遭白眼？他那“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的“真人”，又何尝不是红尘俗世中的“废人”呢？在东方，老聃、列子、惠施大概可与其做朋友；放眼西方，能对《庄子》有“一知半解”的亦不过寥寥数人，他们可能是古希腊犬儒学派的领袖，是领悟灵魂幸福的苏格拉底，是通晓混沌奥秘的柏拉图，是创立形式逻辑的亚里士多德，是把握绝对精神的黑格尔，是理解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是超越善恶的尼采……庄学之博大精深，实是受种种作用力碰撞而出，此必借助“契机”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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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宋人，他目睹了处境尴尬的宋国在礼崩乐坏后的没落，领教了当时孔、墨学派的势力，尤其对孔子感情复杂。他又常与做过魏国宰相的惠施辩论切磋，此外，他可能有意地接触过楚文化。庄子明显不满于传统的价值与制度，他不愿意看到“道”与“德”的合流，他郑重地区分了“天道”和“人道”两个概念，“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在宥》）。在思想界，庄子无疑是和老子一样的“革命派”，旨在为天下换一种治法。他认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身就是可笑的，他也赞同“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甚至直接引用《老子》原话，“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总之，庄子确信：“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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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排斥周人的一整套政治理念与制度，于是诸位看官也就见到了下列情况——黄帝的治国大法使尧舜禹汤的神话黯然失色，许由也不要尧让给他的天下，而昔日作为周制典范的卫国，竟在《庄子》一书中斯文扫地，丑态尽现。然而，宋国却也不可能复兴，《庄子》书中有着对宋人的失望与惋惜（前多有提及）。据《庄子·人间世》载，南伯子綦在“商之丘”发现一棵巨树，竟可庇荫千辆马车（此显然不可能），然而仔细审视，此树枝节扭曲，不可做栋梁，主干裂口，不可作棺木，舔舐树叶，则口腔溃烂，稍稍一闻，又能使人长醉不醒。联想到召公的那棵棠梨老树，便知此巨树又是殷人之象征。南伯子綦叹道：“这果真是不材之木，所以才能长到这么高大。”殷得以续命，宋得以存国，正是因为“不材”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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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崩乐坏开始以后，天下可谓暴君横行，晏婴曾用“履贱踊贵”的例子劝谏齐景公勿滥施刑罚。《庄子·德充符》中提到多位被砍掉脚或脚趾的人，他们虽经残疾，却身怀大德，这正是庄子眼中的世界。“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间世》）。庄子清楚地知道，天地之间不存在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他该要如何自处？老子那样的困惑与反思终于也发生在庄子身上。而以《庄子》一书来看，庄子本人很了解老聃与其弟子的掌故，他很容易接受传奇偶像老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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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论是庄学的源头与根本，庄子几乎完全服膺于老聃对道的把握，《庄子·知北游》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心中的“道”是“无为无形”，“自本自根”，“生天生地”的，且“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庄子自信把握了“道枢”，以致相对主义不请自来。他的“齐物”与“齐论”思想表明，斑斓世界其实是“万物皆一”，各式争辩是没有价值的（我说百家争鸣是“不舒服的打嗝”，那么庄子会认为那和鸟叫无异），是非对错也不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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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取消了世人认知中的“对立”，他愿意放下一切挂碍，“堕肢体，黜聪明，离形法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他倾听自然的声音，那风就像天地的百般气息，庄子似乎寻觅到大自然呼吸的窍门，如此，庄子的笔下充满了生命感，猴子、野鸡、野猫、黄鼠狼、螳螂、鼹鼠、蝉、鸟、鱼、牛、马等大小动物，皆被他信手拈来作为证据。庄子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他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故在名教中人看来，庄子实是不老之情人，而在一切要求打破束缚的人眼中，庄子本身就是一座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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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老庄之别，实大过孔孟之别！面对混浊，庄子选择赞美混沌，他的“不合作”之外，还有“不理睬”。保存自己的“无用之用”才是重要主题。庄子一次行于山中，见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未被旁边的伐木者砍伐，原因是此树“无所可用”，他于是感慨：“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庄子说他将处在“材与不材之间”，但这还不是最理想境界，最佳状态应该是“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庄子·山木》）。诸位可曾记得，孔子誉老子为龙。其实老庄都想做那不滞于人世的“龙”，或者至少是“御飞龙”，而孔孟却积极投入尘网，为人而为仁，这就是两派绝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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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与庄周梦蝶的典故仿佛已告诉后人，在个体精神领域，庄子已将“无己、无功、无名的自由”发挥到极致，不可能再被超越。人是“道之与貌，天之与形”，需“常因自然”，不可“以好恶内伤其身”（《庄子·德充符》）。如要跟随庄子的指引走下去，那只可能是一条隐士的道路。如前文所述，在春秋战国做隐士已是可行的，但隐士生活毕竟还是苦的。做像狗一样的第欧根尼吗？庄子点中了生命自由的价值，他说沼泽边的野鸡走上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走上百步才能喝上一口水，这种生活虽然是艰辛的，但它绝对不会祈求被蓄养在饱食的樊笼里。同理，无论是在泥淖中缓缓爬行的龟，还是在水中出游从容的鱼，都有其自由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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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举出《庄子·天地》中的一段故事来照应老子的“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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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南游于楚，返回晋国时途经汉水南岸，见一位老者正在整理菜园畦埂，令人惊异的是，这人竟开掘隧道下到井里，然后抱着水瓮浇灌。见多识广的子贡忍不住说：“如今有一种机械，一天能浇灌上百个菜畦，费力少而功效大，老先生您不打算用吗？”于是热情地介绍起制作方法，这种农业机械正是“桔槔”。岂料老者忽然变脸，说出一句在后世极可能被算在儒家头上的荒唐话：“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老人甚至自辩道，“吾非不知也，羞而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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