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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崩乐坏开始以后，天下可谓暴君横行，晏婴曾用“履贱踊贵”的例子劝谏齐景公勿滥施刑罚。《庄子·德充符》中提到多位被砍掉脚或脚趾的人，他们虽经残疾，却身怀大德，这正是庄子眼中的世界。“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间世》）。庄子清楚地知道，天地之间不存在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他该要如何自处？老子那样的困惑与反思终于也发生在庄子身上。而以《庄子》一书来看，庄子本人很了解老聃与其弟子的掌故，他很容易接受传奇偶像老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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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论是庄学的源头与根本，庄子几乎完全服膺于老聃对道的把握，《庄子·知北游》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心中的“道”是“无为无形”，“自本自根”，“生天生地”的，且“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庄子自信把握了“道枢”，以致相对主义不请自来。他的“齐物”与“齐论”思想表明，斑斓世界其实是“万物皆一”，各式争辩是没有价值的（我说百家争鸣是“不舒服的打嗝”，那么庄子会认为那和鸟叫无异），是非对错也不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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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取消了世人认知中的“对立”，他愿意放下一切挂碍，“堕肢体，黜聪明，离形法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他倾听自然的声音，那风就像天地的百般气息，庄子似乎寻觅到大自然呼吸的窍门，如此，庄子的笔下充满了生命感，猴子、野鸡、野猫、黄鼠狼、螳螂、鼹鼠、蝉、鸟、鱼、牛、马等大小动物，皆被他信手拈来作为证据。庄子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他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故在名教中人看来，庄子实是不老之情人，而在一切要求打破束缚的人眼中，庄子本身就是一座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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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老庄之别，实大过孔孟之别！面对混浊，庄子选择赞美混沌，他的“不合作”之外，还有“不理睬”。保存自己的“无用之用”才是重要主题。庄子一次行于山中，见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未被旁边的伐木者砍伐，原因是此树“无所可用”，他于是感慨：“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庄子说他将处在“材与不材之间”，但这还不是最理想境界，最佳状态应该是“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庄子·山木》）。诸位可曾记得，孔子誉老子为龙。其实老庄都想做那不滞于人世的“龙”，或者至少是“御飞龙”，而孔孟却积极投入尘网，为人而为仁，这就是两派绝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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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与庄周梦蝶的典故仿佛已告诉后人，在个体精神领域，庄子已将“无己、无功、无名的自由”发挥到极致，不可能再被超越。人是“道之与貌，天之与形”，需“常因自然”，不可“以好恶内伤其身”（《庄子·德充符》）。如要跟随庄子的指引走下去，那只可能是一条隐士的道路。如前文所述，在春秋战国做隐士已是可行的，但隐士生活毕竟还是苦的。做像狗一样的第欧根尼吗？庄子点中了生命自由的价值，他说沼泽边的野鸡走上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走上百步才能喝上一口水，这种生活虽然是艰辛的，但它绝对不会祈求被蓄养在饱食的樊笼里。同理，无论是在泥淖中缓缓爬行的龟，还是在水中出游从容的鱼，都有其自由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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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举出《庄子·天地》中的一段故事来照应老子的“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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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南游于楚，返回晋国时途经汉水南岸，见一位老者正在整理菜园畦埂，令人惊异的是，这人竟开掘隧道下到井里，然后抱着水瓮浇灌。见多识广的子贡忍不住说：“如今有一种机械，一天能浇灌上百个菜畦，费力少而功效大，老先生您不打算用吗？”于是热情地介绍起制作方法，这种农业机械正是“桔槔”。岂料老者忽然变脸，说出一句在后世极可能被算在儒家头上的荒唐话：“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老人甚至自辩道，“吾非不知也，羞而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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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孔门的子贡充当了先进设备的推广者，而老者简直是“文明无用论”的鼓吹者。事实上，儒家基于民生考虑往往乐于助推生产效率。中国近世遭逢变革，率先作出反应且在推介西学方面有大功的就是儒者，如魏源、郭嵩焘、薛福成、徐继畲、张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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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御风而行的神迹虽在现代得以实现，但如果你认为乘坐飞机翱翔天际、周游世界会使人感到自由快活，那么庄子会提醒你，这种“有所依凭”的境界还不高，“无所依凭”才是至高境界。但从实用的角度看，庄学天然排斥“奇技淫巧”，而这一抵触将永远是文明的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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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0.4 近墨者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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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农业，军事是更容易实现科技突破的领域。楚人与越人在长江流域持续冲突，楚人在水战中往往落于下风，究其原因是越人占有顺流撤退的速度优势。然而鲁国公输盘的南下弥补了楚人的地理劣势，此人即中国人所熟识的“鲁班”。据说他曾发明一种鹊形飞行器，可飞三日而不落地。此次他研制的“舟战之器”很快便使楚军逆转了战局，越人开始节节败退。与之相似的是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反战的他也不得已开发出新式武器以抵御罗马军队。为了楚国攻宋，鲁班成功推出了大型攻城器械——“云梯”，战事可谓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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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地处要冲，楚庄王曾遣使访问齐国，使者申舟进入宋国国境而不借道，不幸被宋国大夫华元处死。宋国百年来已深受晋楚争霸之害，华元与向戎曾两次发起“弭兵会盟”，终究不可止战。消息传开，墨子从齐国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郢都，开始他的和平行动。墨子与鲁班展开了首次交锋，墨子抓住了鲁班“不愿杀一人”的逻辑漏洞，指出助楚军攻宋就是“杀众”，是大不义之举，鲁班自然理屈。墨子是早已悟到“窃国者侯”之类的时代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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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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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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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二人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攻守演练，鲁班的攻城机变无法破解墨子的坚固防守，楚王在权衡之后就此作罢，墨子竟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一次反战运动。在“边国至境，四邻莫救”的乱世，墨子已惯看“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之惨况，就国际理想而言，墨子俨然是先秦时代的萨哈罗夫。他的尖锐名言是“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他的高尚情操是“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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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最具“教主”气质与侠客风范的一位。说他是教主，是从墨家谨严的组织行动来看，“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子认为，在无人处需要谨慎是因为有“鬼神视之”，正如“上帝注视着你”，“巨子”就如高深莫测的神学家，他之于“墨者”信众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但教主与神秘文化之间往往有天然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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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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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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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并未听从日者“今日不宜北行”的告诫。此处有一个世界性现象，即一切教主几乎都不会为所谓吉凶祸福所摆布，那是他们用以左右信众的工具。说他是侠客，在于他身怀绝技而为正义奔走，所谓“墨子之门多勇士”（《新语·思务》），“任侠”精神由此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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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次出访列邦，墨子享有比肩孔子的声誉，同时留下了数段经典的谈话。他的辩论技巧不同于庄子的哲学诡辩，而多了几分周密严谨。《墨子》一书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辩学专论合称《墨辩》，代表了墨家的逻辑学成就。然而，墨家的逻辑也并非无懈可击，如“墨者之法，杀人者死”，若此理通，则墨者不能杀人，因杀人等同于自杀，此如何是好？故只能狡猾地说下这等话：“杀盗，非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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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盖生于鲁国，大致在孔子死后名气飞升之际，其身世不详，自称“鄙人”，却有幸赶上了私学的时髦，其车多载私人藏书，由《墨子》一书之援引推测，《诗》《书》应在熟读之列，这是他重要的思想资源。《淮南子·要略》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读罢古书，亲近“贱人”（平民与手工业者），墨子的复古更在孔子之上，他既然怀念“民始生”的岁月，那么他赞同“余财相分”便也容易理解，而他的文字更是一派质而无华的平易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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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从孔子的私淑弟子转变为孔子的重要反对者，墨子虏获了不少拥趸。思想家的取舍、转向以及过往的烙印都是极正常的，本不必在新旧变化间制造尖锐对立，《墨子》中的“节用”“爱人”“非攻”何尝不合于孔子，而“非命”“天志”“明鬼”“非乐”“节葬”等思想与其说是墨子本人对孔子学说的反动，不如说是墨家后学对孔门徒孙的批判。墨子本人毕竟深受周文化的熏陶，难免成为一个另类的传统主义者，其思想保留了重民贵生的精髓，故能将奴隶视作“人”而兼爱之，又能重视劳动、关怀劳工（这在轴心时代的大思想家中颇为难得），并提出“法天”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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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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