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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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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固然坚持有神论，但“天”依旧是至高无上的，人间秩序的维持也依旧有赖于“圣王”，而“民主”理念更是有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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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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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尚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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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国家起源论里，墨子竟石破天惊地提出“选举”主张，他旨在以整个统治阶层的翻新来重塑联邦的活力。分封是周朝的立国根本，只是层层分封从来不可能。贵族时代已入黄昏，“善议障塞”也成体制弊端，所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尚贤”可说是各家的共同主张，统治阶层必然进一步开放，那些拿着俸禄且有一定职位的卿大夫也必然朝职业官僚迈进。故墨子保留了从天下到家邦的层级架构，而主张直接从农夫与工商小民中选贤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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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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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尚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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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到的是，墨子对宋国有一种莫名的感情，司马迁说他是宋国大夫，故他也可能有殷人血统。无论如何，“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之论已足以赢得殷民的好感，他拥护“先鬼神而后人”的“古圣王”也更像是殷商之君。若这一场伟大的选举开启，在理论上有可能把周天子换下来，将姬周家族革命了，此是借周制的尸还殷商的魂。墨子的构想若能实现，其意义堪比美国选出黑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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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0.5 近墨者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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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翟真算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和平大使，而在近世，他也险些成为国际友人，因为他曾被学者考证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此颇为离奇可笑。然求助列位看官为墨子引见几位西哲朋友，倒是饶有趣味的，如展望“理想国”的柏拉图、发明演绎逻辑的亚里士多德、称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边沁、同样兴天下之利的亚当·斯密、阔论人类之不平等的卢梭、主张“无产阶级无国界”的马克思……当然，他们与墨子之间的关系绝对是亦敌亦友，因为墨子是独一无二的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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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派的缺陷很明显，而他们一旦得势，必将走上专制的道路。此非危言耸听，而是据其理论分析得来。墨学的专横倾向可分为显性与隐性。先看显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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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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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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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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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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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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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虚拟的“大选”过后，政府焕然一新，然而整个体制弥漫着一言堂的味道。由下至上，绝对服从，里长紧跟乡长，乡长紧跟邦君，邦君紧跟天子，上级就代表着政治正确与行为规范，这竟是“以吏为师”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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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之所以有此固执，仍是忧虑乱世的失控，他认为：“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墨子·尚同上》）这确有干涉民众思想自由之罪过，如此一个同声同气的天下，又有何精彩可言？依从此理，则诸子争鸣必不受墨子待见，他显然不会苟同“并行不悖”的观点，何止“道不同不相为谋”，更可能借助权力打压反对派。能接受“交口称赞”，却不能包容异见，这是一切专制势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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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言：“何必曰利！”他不会赞同将道德与利害完全等同，然而墨学缺陷的理论根源就是“义，利也”。此种断论使墨子总是以“合不合算”“有没有用”来考量一切事物，这就不免少了些人情味，有这样一段真实度颇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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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有一人得与大名鼎鼎的墨子相识，便把儿子送去墨子那里锤炼。后来，儿子不幸战死，他便忍不住责备墨子。墨子似不通为人父母之情，他竟冷冷说道：“是你要我教你儿子，现在学成战死，你却来怨我。这就像买卖粮食，把粮食卖出去却又怨恨，这难道不荒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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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譬喻很不好，不像是热肠之人的言语，回想孔门师徒间的情同父子，真有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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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真理不算真理？这副情态像极了近世中国的一些学者，热血地急功近利、一味求“荣”，冷静地妄自菲薄、自乱阵脚。正让人想到“断指存臂，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墨子·大取》）。如果一个强盗给人两种选择，一是剁掉手指，二是砍断胳膊，列位看官一般会选择前者，承受较轻的痛苦，但这本不是利，而仍是害。请观近世国难，中国学者面对坚船利炮或有两大选择，一是不伤肌肤的文化侵略，二是血肉横飞的军事侵略，他们当然下意识地选择了前者，但经历事后的沉淀，他们又不得不反省“趋利避害”这四字。从长远来看，中华文明的“避害”尚算达成，而“趋利”成就几何？中国人是否已在自我轻贱中丧失了话语权，甚至主动放弃了对侵略历史的正义抨击。阉割自己以求进入强者的殿堂做太监，这若是利，不过是自欺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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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浅近处说，如鲁班发明飞行器，这在墨子眼中意义自不大，但之于文明，却是价值连城。墨家的“非乐”主张盛于一时，以致墨者和后来的法家一样认为音乐无用，有碍耕织。荀子奋起反击，指责墨家在蛊惑愚众，他甚至断定，墨子如果得了天下，或者统治了一个国家，那将只会致力于“国富”，而带给民众的只能是菲薄之生活。诚然，“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节用》），依此原则，人民的物质生活应当保持在温饱的低水准，否则便有奢侈之嫌。庄子毕竟看到，墨子人并不坏，心并不冷，他赞道：“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但他实在不看好墨子的理想国，他说：“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庄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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