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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0.7 仁贩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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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圣之圣并非由后世的中华帝国渲染而得，对他的崇拜从他的学生那里便开始了。子贡曾这样讲：“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下不可阶而升也。”孔子的一生往往被切割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仿佛这个“天之木铎”三十年向东，三十年向西。然而，孔子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即以“文教”统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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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沧海横流，儒家又不免暴露出其先天“缺陷”。孔孟虽志在天下，但基本是封建视角，不以国小民寡为意，他们天真地认为流民可以自然往来诸侯之间。可此时的邦国以驭民为尚，又如何能放其人口资源以资敌国？荀子清醒地看到诸侯国的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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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不贤之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朴实善良的百姓），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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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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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如多“乱法”“罢士”“悍民”“恶俗”，则必定处于危境，但儒者似乎不相信会有国家明知故犯，行此险招。只是“国危”往往催生“危国”，“危国”又传播“国危”，此是恶性循环。不肯奴役人民，则注定竞争力“衰退”，这成了孔门之“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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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儒家的自信基于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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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仁”知行皆易。仁之为物，先于其名而生。仁有其实，方能有其名，而绝非乌有。即使它只是道德理想，仍然是作为一个观念真实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我欲仁，斯仁至矣！”“求仁而得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我未见力不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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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处不择仁，焉得知（智）”，意指人民并不傻，总是愿意过美之生活，如果可以自由迁徙，他们自然会作出明智的选择，所谓“里仁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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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实行“仁”道的地方恰恰能够提供美之生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仁者”必然心向于此，修身事半功倍，“恶不仁者”亦必择善处定居，置己身于和谐氛围中，“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四书反身录》将这层道理讲得十分明白：“里有仁风，则人皆知重礼义而尚廉耻。纵有一二顽梗，亦皆束于规矩，不至于肆无忌惮，而资质之美者益熏陶渐染以成其德。”此乃社群力量之强。宅处仁为智，孟母三迁正是体现了孔子的这层智慧。孟母深知一人之力有限，故借助社群力量教育孩子，孟子本人就是“里仁”之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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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观点的合理性扎根于人情世故之常态与长效，墨子说：“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此话纯是想当然，一般而言，“利人”是要有所付出的，杨朱之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就是一派极端“贵己”者的心声。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恰到好处。比如我不想他人侵犯我的私域，那么我也不该去侵犯他人的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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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儒学一旦站在了社群自理自治的立场上，也就站在了大政府的对立面。当国家开始公开兜售专制理念之时，儒者已注定成为流窜的“仁贩子”。孔子的坎坷失败给高徒们的人生道路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且不提发白早逝之颜回，曾子便又是一著名的苦行弟子。“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曾子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皆不应命”（《韩诗外传》）。他后来与子夏、段干木等设教于两河一带直至终年。眼看大儒绝迹于庙堂，孔门中“可使南面”者日渐凋零，儒学的前景看似一片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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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孔子一生之不顺，又或许是儒家百世之大顺。“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在帝国潮流风起云涌之际，儒家有担当地立圣人为世间一极。以个人去阻挡“大势”显然是不可能的，丑恶已经逐渐侵蚀了“治权”领域，令人手足无措。而以圣人之徒为核心的君子团体努力建构一个“教权”领域，以期对抗（至少是制衡）“治权”，这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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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犹如一大家庭，虽以名师高徒传世，却以亲友之情相处，嬉笑怒骂，皆为寻常。孔子自谓：“自吾有（颜）回，门人益亲。”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父子均拜孔子门下的不只一例。儒家终于摸索出一条可进可退的发展道路，它有别于墨者的“江湖”，儒者进可登庙堂分享治权，退可居乡里主导教权。诸位向来只看到周制“家国同构”的流弊，却未能觉察到“家族乡里”与“庙堂社稷”的隔阂。凡一种文化，之所以能有扬清激浊、荡去滓秽、彰善瘅恶、熏化人心之效，正在于保护社群的“教权”不被政府的“治权”所控制。既然“两极”不能相映生辉，那么“两极分化”也比“同流合污”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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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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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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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讲：“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究为何意？《论语补疏》云：“仁者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故为能好能恶。”孔子只认夏与夷，君子与小人，仁与不仁，贤与不贤，学与不学。这里体现着一种对主流民意的尊重与社会价值评判的公正，而不良社会历来所缺正是一种爱憎分明的勇气。当诸位不再敢爱敢恨，不再袒露胸怀，是非曲直不再是原则性问题，面对公理模棱两可，正义不能一呼百应，明知是丑恶的东西却不得不追求，明知是美善的东西却不得不舍弃，习惯了黑白颠倒，沉默于善恶不分，这是公道不明、正义缺失所必然带来的恶果。所谓“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假如民意舆论、社会风气丧失了这种常态，这样的社会必然是病态畸形的社会，必然是虚伪至极，人情淡薄，相互倾轧的社会。恢复起码的善恶标准与爱憎勇气，社会才能摆脱劫难。自孔子始，儒者所推崇的仁者，便是“为天地立心”，执“天下之公”“天下之正理”的道德代表。仁者能泛爱而无私心，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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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不分国别，无论民族。有仁，就永远有希望。儒家执礼，正是心存天下，而非为一家一国绸缪。后人以为孔子不切实际而不得重用，这只是表象，深层原因在于争霸是私欲，救世是公道，都是志在天下，但孔子与诸侯显然不是“同志”。孔子虽然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但他却从未说过要复古周礼，实际上他的观点反而是：“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中庸》）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具有历史的眼光，他立足于周礼，一是因为周以前文化制度都已流逝；二是坚信周礼并非凭空产生，而是融入了古老的文化血液，这周礼的优越有着殷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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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孔子认为“礼”是永恒的，只是随时代而损益，把“复礼”理解为周礼是后人褊狭之见。孔子的“礼”是切中时弊的礼，是充满“仁道”的礼。孔子不是泥古之人，他对旧礼中他认为合理的部分加以继承、忠实践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洞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实，他深知旧礼制不合时局之处，因此大胆革新，无奈不受重用。孔子作为一个改革者，能够正确处理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关系，继承遗产从而创新，堪称千古典范。后人嘲弄孔子泥古不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迂腐。殊不知“仁者见仁”，“仁”也是永恒的，“愚忠”的孔子为何赞扬“不食周粟”的气节，为何把微子、箕子、比干称为殷之“三仁”呢？因为孔子是看“仁”说话，这是最大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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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看，先秦学派中最合“情理”的恰恰是儒家，但儒家偏偏没能得势。虽然在礼崩乐坏的乱世，孔子阐述的秩序原理与责任伦理沦为理想主义，但他对人性求善与社群力量的乐观也是人类发展至今所必要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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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0.8 动物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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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主义并不是产生于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创造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内容都是他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身上所看到的东西。……政治并不是等到马基雅维利的到来才变得卑鄙、龌龊、残暴与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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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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