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51228
1707051229
如此,从政不只是一个制法、执法、护法的过程,更是一个悟道、行道、卫道的跋涉,政客应能多一些敬畏,少几分跋扈。
1707051230
1707051231
1707051232
1707051233
1707051235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1.3 罪与罚
1707051236
1707051237
《孔子家语》载孔子“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罪状是少正卯一人兼具天下五大恶,分别是“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孔子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此一恶,就不免“君子之诛”。
1707051238
1707051239
此岂非思想罪之滥觞?岂非赤裸裸的迫害异端?且慢!
1707051240
1707051241
前一个“诛”字确实是杀的意思,也就是说孔子处死少正卯,但后面“君子之诛”的“诛”字并不是这般简单。汉字很活,但人们不仅常将其用死,还理解得很生硬。由《说文》可知“诛”乃“讨”之意,“君子之诛”的“诛”就相当于《左传》中的“诛无理”之意。“诛”有很多引申意义,或者说它作为一种举措,可分为多种形式,可以是责备、讨伐、批判、惩罚、诛杀等等。《孔子家语》讲“周公诛管蔡”,后人释此“诛”字,却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历史上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都是惩罚,但下场不同。这里用一“诛”字囊括,也是出于行文简略。
1707051242
1707051243
据说少正卯在鲁国讲学,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列位看官切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孔子因失了面子才要报复。其实儒家收徒的规矩是这样的——“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孟子·尽心下》)。如曾子与吴起,荀子与韩非,故说儒、法有渊源也是历史事实。
1707051244
1707051245
以激进出位之辞将孔子学生抢走也不难做到,诸位若跟从表象,则会以为少正卯真是个足以媲美孔子的思想家,甚至联想到那个背负着“腐蚀青年人心灵”罪名的苏格拉底。然而,这个有着光辉思想的“大家”竟无只言片语留世。王充说得好:“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论衡·讲瑞》)不是人人都会明白孔子严办少正卯的用心。少正卯并非因言获罪,也非陷于孔子的铲除异己。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意指不了解我为人的,或者不赞同我见解的,我又何必动怒!孔子毕竟不是毕达哥拉斯,作为一名古希腊的“数学狂人”,毕达哥拉斯发现无理数存在时竟不愿相信。而当他的学生希帕索斯向外人透露这个秘密后,毕达哥拉斯下令将其淹死。
1707051246
1707051247
学术之争既非真相,则少正卯究竟错在何处?他错在“撮徒成党”“饰邪荧众”,错在“乱政”。孔子当然知道郑国的邓析因散播刑名之学而被杀。孔子不反对“刑罚”,他反对的是“专任刑罚”。据《韩非子》载,殷人有一条规定,将灰倒在大道上的人要遭受刑罚(一说断手)。子贡认为刑律过重,孔子则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他认为不倒灰是极容易做到的,而刑罚是人们普遍厌恶的,促使人们做容易且合乎道义的事,而远离厌恶的不合乎自身利益的刑罚,这是殷人之法的合理性。然而,刑罚始终带有恶的成分。
1707051248
1707051249
谁说刑名之术不通向法家专制呢?从个体来看,商鞅的知识基础建立在刑名之学上;从国家来看,“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史记·秦始皇本纪》)此真是铁打之事实。谁说“依法治国”不会带来恐怖高压呢?李悝创制《法经》,在魏国变法,可西门豹做县令毫无“国之常法”的观念,直接将基层官吏就地处死,且魏国死刑中并无沉江一项,他却把人往河里抛,虽是为民申冤,但日后的冤屈更不在话下。《韩非子》说西门豹性格急躁,他自己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司马迁毕竟看得透彻,他说子产治理郑国,百姓不能欺骗他;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县,百姓不敢欺骗他。约两百年后,天下终于尝到了暴秦“专任刑罚”的苦果,时人可曾记得孔子所言之“苛政猛于虎”?当一批批男子奔赴沙场,时人可曾记得孔子所言之“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1707051250
1707051251
《淮南子》有一妙语:“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历史是,53岁的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少正卯尚未来得及取得权力以证明孔子的先见,便命丧黄泉,故后来人以为孔子枉杀无辜,这历史之可能性,也实难说清。可诸位为什么要相信孔子不会误判呢?
1707051252
1707051253
一是因为孔子的为人。对圣贤大可持此一说——“你未必要苟同其见,但请尽量相信其人”。孔子有教无类,且无门户之见,能容权谋、任侠、商贾、纵横之士,故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再往下看,吴起是曾子的学生,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学生。法家之流多不得好死,只能说是自作孽,因黑暗连自己都要吞没。虽说孔子仁爱不嗜杀,不会轻举屠刀。但孔子所处的位置已然发生改变,他若还是闲云野鹤,自可一笑而过,但他此刻既已从政,则必对国家安全负责。故看官们不宜再从学派分歧的层面来审视此案。“君子之诛”并非“打压异己”,而是为社稷谋。
1707051254
1707051255
二是因孔子有识人的厉害,这个厉害庄子也承认。《庄子·列御寇》有一段疑似孔子的发言,“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说人的外表与本质并不一致,非“英雄眼”自是觑不破。故提出知人心的“九征”之法,如此,“不肖人得矣”。孔子权威的说法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孔子处决了乱政之毒瘤,而未见铲其党羽,株连亲族,可谓得当。故《淮南子》称:“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
1707051256
1707051257
三是因为孔子有出色的预测力。孔子喜欢预言,预测天气是小菜一碟,时人都是占卜晴雨,而博学的他似乎对气象有所研究,他总是会让弟子提前带上雨具。孔子预测别人家务事也很准,他的弟子商瞿是易学专家,年长无子却不能预知,其老母甚急,孔子说,你不要担心,商瞿40岁后会有五个儿子。果然被孔子言中,此事可谓趣闻。子张曾经问孔子:“(礼)十世可知也?”也就是关心三百年后的礼仪制度会是怎样。孔子这样回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贯通古今,作出了一个最伟大的预言,三千年后的礼仪制度他也大概能够推知。“百代行秦制”远不如“百世之礼”恒久,历史的确是这样。纵观孔子身后的中国,江山易姓,天下兴废,王朝更迭,潮起潮落,礼在时势中不断被赋予新意而顽强地存在,损益而来,损益而去。“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真正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价值,礼乐成为华夏文明的标记。世界上有谁能够预言自己国家两千年的体制框架与核心价值,舍孔子其谁!
1707051258
1707051259
胡适先生曾作《容忍与自由》一文,他说自受史学家布尔先生的影响,便有了“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思想,进而认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国人深以为然,尤其是西方这部不宽容的大历史使我们感受到这话的力量。然而,胡适将中西例证相提并论,却不利于明辨其间的微妙差异。对比西方历史,中国人在思想领域是相对宽松的。
1707051260
1707051261
中国的智者们既推崇“恕”,也意识到了“纵容”的危害性。
1707051262
1707051263
孔子既讲“和而不同”,又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若问政治是否在强奸思想,答案便是,思想不反抗则不构成强奸。对于社会的前途,公共的安全,“杀无道以就有道”要比一味的容忍负责得多。
1707051264
1707051265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我们必问,孔子之罚,是出于礼,还是出于法?显然,孔子是“禁于将然之前”。如此,我们方可运用“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原则。
1707051266
1707051267
容忍是自由的基石,但纵容却可能使磐石分崩离析、釜底抽薪,这一点中国人似乎最有感触。古代以暴制暴那是寻常事,现代社会讲人权法制,则不必用杀,但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捍卫邪恶的自由是愚蠢的。遏制邪说的蔓延刻不容缓,必须当机立断、这才是真正的“异世同心”。故孔子诛少正卯之真伪其实并没有那么关键,然而其象征意义却十分重大,当代政治的成熟标志,就是“不掉以轻心”,其前提便是“辨清敌友”。
1707051268
1707051269
人畏其卒,故怖其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一日纵敌,患在数世。列位看官,慎之戒之!
1707051270
1707051271
1707051272
1707051273
1707051275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1.4 保守主义
1707051276
1707051277
鲁国的施氏有二子,一好儒术,一好军政,好儒术的成了齐侯诸公子的老师,好军政的做了楚国的军正,施家于是风光无限。施氏在鲁国其实是名门望族,孔子之父叔梁纥的发妻就是来自施氏,而孔子的生母是颜氏,这可能是孔子最亲近颜回的心理原因。
[
上一页 ]
[ :1.70705122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