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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从政不只是一个制法、执法、护法的过程，更是一个悟道、行道、卫道的跋涉，政客应能多一些敬畏，少几分跋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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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1.3 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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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载孔子“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罪状是少正卯一人兼具天下五大恶，分别是“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孔子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此一恶，就不免“君子之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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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岂非思想罪之滥觞？岂非赤裸裸的迫害异端？且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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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诛”字确实是杀的意思，也就是说孔子处死少正卯，但后面“君子之诛”的“诛”字并不是这般简单。汉字很活，但人们不仅常将其用死，还理解得很生硬。由《说文》可知“诛”乃“讨”之意，“君子之诛”的“诛”就相当于《左传》中的“诛无理”之意。“诛”有很多引申意义，或者说它作为一种举措，可分为多种形式，可以是责备、讨伐、批判、惩罚、诛杀等等。《孔子家语》讲“周公诛管蔡”，后人释此“诛”字，却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历史上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都是惩罚，但下场不同。这里用一“诛”字囊括，也是出于行文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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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少正卯在鲁国讲学，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列位看官切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孔子因失了面子才要报复。其实儒家收徒的规矩是这样的——“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孟子·尽心下》）。如曾子与吴起，荀子与韩非，故说儒、法有渊源也是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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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进出位之辞将孔子学生抢走也不难做到，诸位若跟从表象，则会以为少正卯真是个足以媲美孔子的思想家，甚至联想到那个背负着“腐蚀青年人心灵”罪名的苏格拉底。然而，这个有着光辉思想的“大家”竟无只言片语留世。王充说得好：“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论衡·讲瑞》）不是人人都会明白孔子严办少正卯的用心。少正卯并非因言获罪，也非陷于孔子的铲除异己。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意指不了解我为人的，或者不赞同我见解的，我又何必动怒！孔子毕竟不是毕达哥拉斯，作为一名古希腊的“数学狂人”，毕达哥拉斯发现无理数存在时竟不愿相信。而当他的学生希帕索斯向外人透露这个秘密后，毕达哥拉斯下令将其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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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争既非真相，则少正卯究竟错在何处？他错在“撮徒成党”“饰邪荧众”，错在“乱政”。孔子当然知道郑国的邓析因散播刑名之学而被杀。孔子不反对“刑罚”，他反对的是“专任刑罚”。据《韩非子》载，殷人有一条规定，将灰倒在大道上的人要遭受刑罚（一说断手）。子贡认为刑律过重，孔子则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他认为不倒灰是极容易做到的，而刑罚是人们普遍厌恶的，促使人们做容易且合乎道义的事，而远离厌恶的不合乎自身利益的刑罚，这是殷人之法的合理性。然而，刑罚始终带有恶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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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刑名之术不通向法家专制呢？从个体来看，商鞅的知识基础建立在刑名之学上；从国家来看，“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史记·秦始皇本纪》）此真是铁打之事实。谁说“依法治国”不会带来恐怖高压呢？李悝创制《法经》，在魏国变法，可西门豹做县令毫无“国之常法”的观念，直接将基层官吏就地处死，且魏国死刑中并无沉江一项，他却把人往河里抛，虽是为民申冤，但日后的冤屈更不在话下。《韩非子》说西门豹性格急躁，他自己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司马迁毕竟看得透彻，他说子产治理郑国，百姓不能欺骗他；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县，百姓不敢欺骗他。约两百年后，天下终于尝到了暴秦“专任刑罚”的苦果，时人可曾记得孔子所言之“苛政猛于虎”？当一批批男子奔赴沙场，时人可曾记得孔子所言之“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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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有一妙语：“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历史是，53岁的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少正卯尚未来得及取得权力以证明孔子的先见，便命丧黄泉，故后来人以为孔子枉杀无辜，这历史之可能性，也实难说清。可诸位为什么要相信孔子不会误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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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为孔子的为人。对圣贤大可持此一说——“你未必要苟同其见，但请尽量相信其人”。孔子有教无类，且无门户之见，能容权谋、任侠、商贾、纵横之士，故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再往下看，吴起是曾子的学生，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学生。法家之流多不得好死，只能说是自作孽，因黑暗连自己都要吞没。虽说孔子仁爱不嗜杀，不会轻举屠刀。但孔子所处的位置已然发生改变，他若还是闲云野鹤，自可一笑而过，但他此刻既已从政，则必对国家安全负责。故看官们不宜再从学派分歧的层面来审视此案。“君子之诛”并非“打压异己”，而是为社稷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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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因孔子有识人的厉害，这个厉害庄子也承认。《庄子·列御寇》有一段疑似孔子的发言，“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说人的外表与本质并不一致，非“英雄眼”自是觑不破。故提出知人心的“九征”之法，如此，“不肖人得矣”。孔子权威的说法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孔子处决了乱政之毒瘤，而未见铲其党羽，株连亲族，可谓得当。故《淮南子》称：“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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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因为孔子有出色的预测力。孔子喜欢预言，预测天气是小菜一碟，时人都是占卜晴雨，而博学的他似乎对气象有所研究，他总是会让弟子提前带上雨具。孔子预测别人家务事也很准，他的弟子商瞿是易学专家，年长无子却不能预知，其老母甚急，孔子说，你不要担心，商瞿40岁后会有五个儿子。果然被孔子言中，此事可谓趣闻。子张曾经问孔子：“（礼）十世可知也？”也就是关心三百年后的礼仪制度会是怎样。孔子这样回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贯通古今，作出了一个最伟大的预言，三千年后的礼仪制度他也大概能够推知。“百代行秦制”远不如“百世之礼”恒久，历史的确是这样。纵观孔子身后的中国，江山易姓，天下兴废，王朝更迭，潮起潮落，礼在时势中不断被赋予新意而顽强地存在，损益而来，损益而去。“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真正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价值，礼乐成为华夏文明的标记。世界上有谁能够预言自己国家两千年的体制框架与核心价值，舍孔子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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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曾作《容忍与自由》一文，他说自受史学家布尔先生的影响，便有了“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思想，进而认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国人深以为然，尤其是西方这部不宽容的大历史使我们感受到这话的力量。然而，胡适将中西例证相提并论，却不利于明辨其间的微妙差异。对比西方历史，中国人在思想领域是相对宽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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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智者们既推崇“恕”，也意识到了“纵容”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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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既讲“和而不同”，又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若问政治是否在强奸思想，答案便是，思想不反抗则不构成强奸。对于社会的前途，公共的安全，“杀无道以就有道”要比一味的容忍负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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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我们必问，孔子之罚，是出于礼，还是出于法？显然，孔子是“禁于将然之前”。如此，我们方可运用“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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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是自由的基石，但纵容却可能使磐石分崩离析、釜底抽薪，这一点中国人似乎最有感触。古代以暴制暴那是寻常事，现代社会讲人权法制，则不必用杀，但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捍卫邪恶的自由是愚蠢的。遏制邪说的蔓延刻不容缓，必须当机立断、这才是真正的“异世同心”。故孔子诛少正卯之真伪其实并没有那么关键，然而其象征意义却十分重大，当代政治的成熟标志，就是“不掉以轻心”，其前提便是“辨清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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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畏其卒，故怖其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一日纵敌，患在数世。列位看官，慎之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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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1.4 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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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的施氏有二子，一好儒术，一好军政，好儒术的成了齐侯诸公子的老师，好军政的做了楚国的军正，施家于是风光无限。施氏在鲁国其实是名门望族，孔子之父叔梁纥的发妻就是来自施氏，而孔子的生母是颜氏，这可能是孔子最亲近颜回的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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