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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氏的邻居孟氏也有二子，仍是一好儒术，一好军政，但家境贫寒。孟氏难掩羡慕之情，便上门向施家请教富贵之法。施家二子说是各凭本事游说君主，得以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孟家深受启发，好儒术的便去秦国发展，岂料秦王怒道：“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此子竟惨遭宫刑。好军政的去卫国发展，岂料卫侯说：“吾弱国也，而摄乎大国之间。大国吾事之，小国吾抚之，是求安之道，若赖兵权，灭亡可待矣。”卫侯怕放虎归山，以资敌国，竟对其施以刖刑，消除心头之患。事何以至此？孟氏已代列位看官问个究竟！施氏的回答可谓深刻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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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功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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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说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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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学派兴盛多是一时风光，或昙花一现，因其有赖于时势。没有永远得宠的学派，只有韧劲十足的学派。凡有韧劲的学派，必掌握了人性与民心的法门。儒、法之间确实存在竞争，但一时之胜败实不足道！诸位看官须明白，权力集团选择的是合乎时代的驭民术与统治模式。封建时代的诸侯选择的是强国之术，帝制时代的王朝需要的是意识形态。在先秦之世，如果要让诸侯自由选择，那么赢家怎么也轮不到儒家；可在暴秦之后，如果要守成天下，掌握和谐秩序的儒学却又是当“仁”不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没那么动真格，但也确实将“仁贩子”变成了“国营大老板”。孔子本不讲“术”这种法家字眼的，可“儒”反而被误解为一种“术”，儒学“器化”了，也就是工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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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立政》：“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既然强调征服，则战争是最重要的手段，而儒家却始终抱着人道与和平的精神，“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以鲁为礼乐基地的文化征服战略，“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太漫长；孟子讲的“不嗜杀人者”能一统天下，太失真。论攻城略地，仁政哪里有战争机器高效呢？孔子做梦都想不到的专制模式若要出现，那必求诸非常手段，而此必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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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要是传统主义者，都会有不可碰触的“底线”，这底线可以是形而上的，也可以是形而下的，而这底线多不可能是坏东西，虽然它有可能“延缓”进步。在乱世之中，亮点总是特别醒目，但最缺的恰恰是底线。底线没了，所谓的进步也很难保住。比如说“郡县”这一制度发明，自然有其进步意义，但由于暴秦不施仁政，这“亮点”反而备受质疑，以致后世王朝又要折返数遍“封建亲戚”的老路。所以说，保守主义者并不是畏变，而是畏残局。那些以“变”为口号的激进主义者总是把一切不合意的东西视作死棋，殊不知他们的冲动正是在造作一个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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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为什么就一定要保守主义，抛弃程式改天换地不行吗？不行联邦制，行中央集权可否？政治实践已经证明，要在广土众民的五霸、七雄之上建立一个专制政府，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于登天，东迁之前，周室已然尝试过，可惜加速了自己的衰落。在当时的情境，孔子能开创何种新模式呢？实在无此必要与可能，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何等的清醒！因为与其复古到道家绝圣弃智的虚无主义，或者尝试刑名法家的专制主义倾向，都不如修正周礼的传统主义稳妥。荀子坚信：国家若无治理经验的长期积累不可能立得住，他推崇“千岁之信法”，因为国家虽然代代更新，但仍属一种继承性的演变，而非根本嬗变，如贵族没落之大势，往细处来说不过是对贵族佩玉与步行的要求变了。荀子这类大儒是小看了时代变迁吗？其实是看重历史大道。他们不是不知“变”，而是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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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孔子言行，绝对不能剥离他的文化母体来单看他。孔子是讲文化本位的，故“泥古”的印象颇为后人诟病。然而，儒学的扩散力得益于孔子的真切踏实，他的思想直接来源于“生活”，这种生活横跨庙堂与乡里，有着衔接古今的宏大，既有逝去的传统，又有时髦的现实。“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非用心为政者不能说透此理。更可贵的是，孔子超越而不超脱，他并未摆脱尘世俗务空谈玄想，也不形而上地预设、假定、臆语，对怪力乱神、生死轮回没有热情。他深入人之本能情欲，对社会之行为伦常有着透彻的把握，并为个人的修为与社会和谐划定了价值层次，将一切变幻人事纳入“道”中，故行囊虽大，却能一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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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与商鞅激烈辩论的甘龙、杜挚，发表的就是保守主义意见。商鞅对“常人安于故俗”甚为轻蔑，不赞同“因民而教”这种低成本的社会治理模式。杜挚看出了危险的倾向，他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人类之行为，多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绝对出于无意识的很少。思想本身无罪，但散布、鼓吹恶的思想便是有罪了，若煽动并践行这些思想则更是穷凶极恶。“激进派”若能有些“传统的保守”，有些“道德的底线”，便不至于造出如此大的孽来。如前所述，再极端的政治也不能完全抛开传统文化，这世间本就没有这样的可能，顶多出现以传统话语攻击传统的戏剧。我们知道“俑殉”取代“人殉”是个不得了的进步，秦政也接受了这个进步，秦始皇陵殉葬的只是兵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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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试读《商君书》，此书为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内容主要是愚民以耕战，排斥文化知识，破坏社会结构，反叛传统价值，乃专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扛鼎之作。若是将这部《商君书》不折不扣地践行于世，那真是打造一座最恢宏的集中营了，人间几成炼狱。暴秦也只不过践行了此中教条，对传统的继承与妥协尚存。“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列宁先生也懂得此道理。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旗号，增强君权与军力立竿见影，施政却没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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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一定要对传统价值报以谦卑，但至少需要些敬畏。列位可懂其中“三畏”？传统中即有天命、大人与圣人之言。故那种对传统心存蔑视的大刀阔斧，那种不可一世的开天辟地，往往会将社会带向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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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儒、法斗争不是简单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因法家好主动出击，往往四面“树敌”，直接攻击其他学派，如“五蠹”便是指儒家、纵横家、游侠、逃兵役者与工商业者；而儒家行的本是“中道”，反的是不合中道的现象与观点。儒家毕竟讲究心服，法家干脆无视人心。以人心的角度，我们可说胜负难分，也可说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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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1.5 平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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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似乎很早便不待见“圣人”，然而事实是，太多的“小人”成就过少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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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虽形形色色，天差地别，总有一个通义——“人类虽同，贤愚不等”。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左传·襄公九年》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之说）荀子说：“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当然，这并非认同“君子固不用力”，凡懒惰贪图享乐而轻视劳动之儒生，荀子骂作“贱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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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所处之今日，民粹主义还未退烧，精英主义饱受批判，再回过头来看孟、荀之言，大体不谬。只因社会运转必有其原理规则，古人初窥，亦属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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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人与人的境界、水平是不同的，孔子认为此世间有“生而知之者”，他还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齐景公也诚服：“圣人之智，过人远矣。”（《孔子家语》）正如坚信教师作为职业的存在是必要的。教育应该提供道德、伦理、价值与常识，但在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之前，在低识字率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先知先觉们，理所当然地践行精英主义。为何质疑圣贤教化民众呢？既然学生是不分年纪的，也就可以说懵懂肤浅是不限年龄的。启蒙又岂是中国由西方学来？只因将圣人划作“统治阶级”，一入“压迫”“等级”之雷区，潜意识里便容不得“高人一等”，就必然谈圣贤色变了。如“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若是不适于“君子”“小人”这些再自然不过的区分，容不得“畏圣人”“畏大人”的提法，中国学者又如何能如卡尔·雅斯贝尔斯般从容地谈论“大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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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了凡四训》）读儒家之书当知“出类拔萃”之理。孔子的学生有若讲过：“难道只有人才分高下吗？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禽，泰山之于土堆，河海之于水洼，都是同类。圣人之于百姓，也是同类。只是前者远远超出他的同类，高出他所属的群体。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这正是成语“出类拔萃”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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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破的之言也。在奠基时代之后，看官们可在努力地搜寻新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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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先生曾对“英雄”与“圣贤”作过区分，稍嫌粗枝大叶。而在西人托马斯·卡莱尔那里，英雄可以分为“神明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士英雄”以及“君王英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我们此处所说之“英雄”，不是舞刀弄剑、杀富济贫的侠客，正是在思想、文化、政治等领域里的先知、导师、名贤等。中国人习惯称之为“大师”“贤者”“圣人”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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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推崇“圣教”，“圣人”是智慧、德行、勇气、学问以及创造力的代名词，他扮演着先知、道德家、创制者、发明家、贤明领袖、仲裁者、慈善家等等角色，虽不能满足国人对于救世主的想象，但已足以成就一个具有忧患意识、高度责任感的文化英雄，甚至可兼收神祇之效。一个文明得有持久可追慕之价值，无此则涣散软弱。生无彼岸，尚且追慕；世无尧舜，人亦可向尧舜，圣人精神与君子之风便一直激励着求真向善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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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英雄重英雄是一桩美德，以成败论英雄是俗气的。识英雄重英雄更是一种能力，认出英雄不易，认准英雄更难，错把奸雄当英雄很普遍。虽说以往的历史近乎各类英雄传记的汇编，但这世界毕竟充斥着“俗人”，是谓“铁打的庸众，流水的精英”。一切市场都是“俗人”的市场，由他们来决定阅读哪一条传奇、抬举哪一个角色。历史的书写者只能保证台下十年功，台上的事未必有他的分。“刘项原来不读书”，何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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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英雄的风险与代价太大，几乎注定得不偿失。说穿了这事，很是打击时下以及后来的英雄，但如果他们了然历史公论之“不公”，并能接受“竖子成名”的颠倒，而仍要做英雄，那么他们配得上“挽联”二字。挽联其实不是写给个人的，而是写给历史的。深受发达的“历史倒退论”之影响，中国文化里有一种“空前绝后”“江河日下”的悲观，它与“人心不古”“今不如古”“后继无人”“世无英雄”等观念交织在一起，深沉甚至消极了整个知识阶层。“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陆九渊、熊十力先后吟出这两句诗，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他们嘴上是这等自命不凡的豪情，而内心的忧思又有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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