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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我们必问,孔子之罚,是出于礼,还是出于法?显然,孔子是“禁于将然之前”。如此,我们方可运用“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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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是自由的基石,但纵容却可能使磐石分崩离析、釜底抽薪,这一点中国人似乎最有感触。古代以暴制暴那是寻常事,现代社会讲人权法制,则不必用杀,但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捍卫邪恶的自由是愚蠢的。遏制邪说的蔓延刻不容缓,必须当机立断、这才是真正的“异世同心”。故孔子诛少正卯之真伪其实并没有那么关键,然而其象征意义却十分重大,当代政治的成熟标志,就是“不掉以轻心”,其前提便是“辨清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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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畏其卒,故怖其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一日纵敌,患在数世。列位看官,慎之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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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1.4 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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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的施氏有二子,一好儒术,一好军政,好儒术的成了齐侯诸公子的老师,好军政的做了楚国的军正,施家于是风光无限。施氏在鲁国其实是名门望族,孔子之父叔梁纥的发妻就是来自施氏,而孔子的生母是颜氏,这可能是孔子最亲近颜回的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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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氏的邻居孟氏也有二子,仍是一好儒术,一好军政,但家境贫寒。孟氏难掩羡慕之情,便上门向施家请教富贵之法。施家二子说是各凭本事游说君主,得以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孟家深受启发,好儒术的便去秦国发展,岂料秦王怒道:“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此子竟惨遭宫刑。好军政的去卫国发展,岂料卫侯说:“吾弱国也,而摄乎大国之间。大国吾事之,小国吾抚之,是求安之道,若赖兵权,灭亡可待矣。”卫侯怕放虎归山,以资敌国,竟对其施以刖刑,消除心头之患。事何以至此?孟氏已代列位看官问个究竟!施氏的回答可谓深刻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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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功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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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说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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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学派兴盛多是一时风光,或昙花一现,因其有赖于时势。没有永远得宠的学派,只有韧劲十足的学派。凡有韧劲的学派,必掌握了人性与民心的法门。儒、法之间确实存在竞争,但一时之胜败实不足道!诸位看官须明白,权力集团选择的是合乎时代的驭民术与统治模式。封建时代的诸侯选择的是强国之术,帝制时代的王朝需要的是意识形态。在先秦之世,如果要让诸侯自由选择,那么赢家怎么也轮不到儒家;可在暴秦之后,如果要守成天下,掌握和谐秩序的儒学却又是当“仁”不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没那么动真格,但也确实将“仁贩子”变成了“国营大老板”。孔子本不讲“术”这种法家字眼的,可“儒”反而被误解为一种“术”,儒学“器化”了,也就是工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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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立政》:“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既然强调征服,则战争是最重要的手段,而儒家却始终抱着人道与和平的精神,“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以鲁为礼乐基地的文化征服战略,“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太漫长;孟子讲的“不嗜杀人者”能一统天下,太失真。论攻城略地,仁政哪里有战争机器高效呢?孔子做梦都想不到的专制模式若要出现,那必求诸非常手段,而此必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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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要是传统主义者,都会有不可碰触的“底线”,这底线可以是形而上的,也可以是形而下的,而这底线多不可能是坏东西,虽然它有可能“延缓”进步。在乱世之中,亮点总是特别醒目,但最缺的恰恰是底线。底线没了,所谓的进步也很难保住。比如说“郡县”这一制度发明,自然有其进步意义,但由于暴秦不施仁政,这“亮点”反而备受质疑,以致后世王朝又要折返数遍“封建亲戚”的老路。所以说,保守主义者并不是畏变,而是畏残局。那些以“变”为口号的激进主义者总是把一切不合意的东西视作死棋,殊不知他们的冲动正是在造作一个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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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为什么就一定要保守主义,抛弃程式改天换地不行吗?不行联邦制,行中央集权可否?政治实践已经证明,要在广土众民的五霸、七雄之上建立一个专制政府,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于登天,东迁之前,周室已然尝试过,可惜加速了自己的衰落。在当时的情境,孔子能开创何种新模式呢?实在无此必要与可能,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何等的清醒!因为与其复古到道家绝圣弃智的虚无主义,或者尝试刑名法家的专制主义倾向,都不如修正周礼的传统主义稳妥。荀子坚信:国家若无治理经验的长期积累不可能立得住,他推崇“千岁之信法”,因为国家虽然代代更新,但仍属一种继承性的演变,而非根本嬗变,如贵族没落之大势,往细处来说不过是对贵族佩玉与步行的要求变了。荀子这类大儒是小看了时代变迁吗?其实是看重历史大道。他们不是不知“变”,而是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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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孔子言行,绝对不能剥离他的文化母体来单看他。孔子是讲文化本位的,故“泥古”的印象颇为后人诟病。然而,儒学的扩散力得益于孔子的真切踏实,他的思想直接来源于“生活”,这种生活横跨庙堂与乡里,有着衔接古今的宏大,既有逝去的传统,又有时髦的现实。“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非用心为政者不能说透此理。更可贵的是,孔子超越而不超脱,他并未摆脱尘世俗务空谈玄想,也不形而上地预设、假定、臆语,对怪力乱神、生死轮回没有热情。他深入人之本能情欲,对社会之行为伦常有着透彻的把握,并为个人的修为与社会和谐划定了价值层次,将一切变幻人事纳入“道”中,故行囊虽大,却能一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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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与商鞅激烈辩论的甘龙、杜挚,发表的就是保守主义意见。商鞅对“常人安于故俗”甚为轻蔑,不赞同“因民而教”这种低成本的社会治理模式。杜挚看出了危险的倾向,他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人类之行为,多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绝对出于无意识的很少。思想本身无罪,但散布、鼓吹恶的思想便是有罪了,若煽动并践行这些思想则更是穷凶极恶。“激进派”若能有些“传统的保守”,有些“道德的底线”,便不至于造出如此大的孽来。如前所述,再极端的政治也不能完全抛开传统文化,这世间本就没有这样的可能,顶多出现以传统话语攻击传统的戏剧。我们知道“俑殉”取代“人殉”是个不得了的进步,秦政也接受了这个进步,秦始皇陵殉葬的只是兵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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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试读《商君书》,此书为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内容主要是愚民以耕战,排斥文化知识,破坏社会结构,反叛传统价值,乃专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扛鼎之作。若是将这部《商君书》不折不扣地践行于世,那真是打造一座最恢宏的集中营了,人间几成炼狱。暴秦也只不过践行了此中教条,对传统的继承与妥协尚存。“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列宁先生也懂得此道理。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旗号,增强君权与军力立竿见影,施政却没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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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一定要对传统价值报以谦卑,但至少需要些敬畏。列位可懂其中“三畏”?传统中即有天命、大人与圣人之言。故那种对传统心存蔑视的大刀阔斧,那种不可一世的开天辟地,往往会将社会带向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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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儒、法斗争不是简单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因法家好主动出击,往往四面“树敌”,直接攻击其他学派,如“五蠹”便是指儒家、纵横家、游侠、逃兵役者与工商业者;而儒家行的本是“中道”,反的是不合中道的现象与观点。儒家毕竟讲究心服,法家干脆无视人心。以人心的角度,我们可说胜负难分,也可说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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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1.5 平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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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似乎很早便不待见“圣人”,然而事实是,太多的“小人”成就过少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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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虽形形色色,天差地别,总有一个通义——“人类虽同,贤愚不等”。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左传·襄公九年》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之说)荀子说:“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当然,这并非认同“君子固不用力”,凡懒惰贪图享乐而轻视劳动之儒生,荀子骂作“贱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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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所处之今日,民粹主义还未退烧,精英主义饱受批判,再回过头来看孟、荀之言,大体不谬。只因社会运转必有其原理规则,古人初窥,亦属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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