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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便要求进步，理是这个理，但所谓的进步，并不好强加，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什么力量能够消融民族心理与文化上的隔阂呢？仁和！没有爱与分寸，那便是侵略。在“化外之地”进驻的文庙，不是简单地竖一块宣传招牌，凝聚人心，而是伴随着一整套文教系统的引入自然而然出现的祠庙建筑。大可如是说，中华礼乐文明辐射有多远，孔庙（文庙）的熏化之风便吹多远。因此，孔庙往往是一座城镇的文教中心。例如建于永历年间（南明年号）的台南孔庙，是台湾最早的文庙，也是清末以前最高的官办学府，有“全台首学”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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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既然没落，何必追寻？凡人何必要有学究气味呢？凡人确实无须考究掌故，然而曾经作为市民生活一大重心的文庙湮没不闻，难道不值得追问反思？我们怎会变得如此麻木？我惊的是“流逝”，哀的是“不觉流逝”。孔子言“逝者如斯夫”，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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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被强行卸去某物，而对所失漠然处之，不闻不问不反思，我们终究会失去所有。每个民族都需要自我审视，都会有苦口婆心的劝导，深入祖坟的挖掘，妄自菲薄的嘲弄……能够蓦然回首的民族是幸福的，因为此刻他还存在于这个星球。且不说追溯什么、凭吊什么，只请确认那些还存在的“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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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2.2 盛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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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气的庙宇不能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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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面旗帜的孔子，历史上真的如此受到爱戴与欢迎吗？或许从晚清的一位美国外交官的评述中可以得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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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有数以千计的孔庙遍及中国。每个中国人都崇敬他，他的话就是律法。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们流利地引用他的话来讨论国际问题或是乞求施舍。他的话被用来平争吵、定国策。有时这种引用显得古怪可笑，和讨论的话题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它还是很有分量。他是伟大的仲裁者、权威、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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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若属实，则我们多虑了，但是且慢，再看看自家人鲁迅先生的一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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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或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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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见或许都是事实，将中国人与孔子的暧昧关系全盘托出了。在老大中国，格言美句行之颇远，却远不如口号来得有分量。平民所信仰的往往不是学说本身，而是学说外在之公信力。平民信仰通常缺乏知识精英那样的主见与辨别力，可以理解。然而，读书人就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吗？鲁迅又说：“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如此说来，四书五经不过是跨越考试的一块敲门砖，进了门便丢，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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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其实一直是中国人的“公敌”，何出此言呢？孔子首倡的“君子人格”，人尽敬之慕之，鲜行之践之，完美的教诲如一座牌坊，路人打量张望后，埋头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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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原属血缘范畴，乃贵族系统。孔子把“君子”之概念抽象化、道德化、人格化，使人人可做君子，而不必在乎宗族、血统与名位。所以孔子师徒在陈绝粮时，子路提出了一个时代性问题——“君子亦有穷乎？”诚然，往前推移数百年，“君子”只要在“革命”时才会与落魄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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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孔子的大量描述，“君子”与“小人”结为一对冤家，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中，笼而统之便是“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上下”自然是分出了高低，但这并非空泛的标签，因孔子不厌其烦地揭示了两种“群体形象”互为对立面的主要特征，神情飞动，活灵活现，宛在眼前，根本无须担心有人会颠倒彼此，也实在容不下有人伪善冒充。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天下君子各有面貌，而小人却都是一副嘴脸。当然，亦不用顾虑此种二分法固化为阶级划定，并非君子总是君子，小人永是小人。《贞观政要》有言：“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后来其他学派都相继接受了抽象化的“君子”，如《庄子·天下》承认：“以人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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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管在东在西，圣，无论是鬼是神，二者之间没有必然产生的作用力，也即是说，人皆可成圣，却未必成圣，圣大可化人，而未必化人。孔子爱世人，世人可爱孔子？此问大可换作“圣欲化人，人可欲成圣”？中国人从此开始一直在与孔子为敌，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凡人烦圣”的东方版本，在西方，我们仍能看到基督徒在保存自己一点花花肠子之外，对“真理”作精妙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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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势利古犹今”，中国人早早便遭遇到人性弱点的矫正者及恶念邪思的最大对手——孔子。孔子并不是后人想象之中的那种历史创造者，他本身没有足以改变一个文明的超能力，但他有的是窥尽人性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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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不乏指责儒家虚伪的言辞，何也？儒学古时蔚为风尚，其微言大义的“普及”程度之高，有泛滥之嫌。如“仁兄”之称再平常不过，可在洋人听来多是虚情假意的奉承。但人们不讲“仁义礼智信”，这究竟是社会风气堕落了，还是“仁义礼智信”这个提法错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无人践行便说儒学只是假大空的理论，尽在哄人骗人。实际上，孔子没有给任何人开空头支票，他从没有秦始皇那种千秋万代的心思，但千百年来中国人还是在用他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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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曾发一问：“吾人虽读孔孟书，而孔孟之精神存于今日者几何？”更有甚者，分明未曾读过孔孟书，却也自以为受了孔孟的牵连。若认为孔子（儒家）如何说，中国人便如何遵照执行，这纯属天真。比方说，中国人喜欢生男孩，看似与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名言有关，其实谁家行床笫之事会念及圣人？中国历史上一主农业经济，二主战乱频仍，血胤存续之要求自然强烈。我们只能说孔儒之言如何切中了实际，而不能说百姓对圣人如何的言听计从。又如后来儒家中有指称佛教为“夷狄之教”的，看似极力排斥，但事实上佛教已深深扎根中土，若是百姓听命于这一干儒者，佛法东渡如何可能？然孩子话还是不可避免，就如邓晓芒先生说：“（孔子）树立了无人能够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仰止和不断地体会、学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到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之中……”（《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试问列位看官，后学的心智与历史的脉络岂是如此“简单”？列位又可曾听孟子一言——“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孔子不需要向一切愚笨之人负责，因为箴言从来不是为盲信者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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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孔子，中国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对于中国人的情感，孔子本是不需要负责的。如果说道德和知识精英都可以集体背叛他们的至圣先师，那么平民百姓出于抵制官方的心理或是因不满教条束缚而背叛他们的“素王”，应是容易理解也值得原谅的。对于一个把孔子视为传统文化象征的国度来说，这绝对是个极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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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乡试，一县脱科（全军覆没）。诸生请堪舆来看风水，以泥塑圣像卵小，不相称故耳。遂唤妆佛匠改造。圣人大喝曰：“这班不通文理的畜生，你们自不读书，干我卵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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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林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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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所言之“书”乃《尚书》。后来帝国亲近儒家，尤其是科举取士后，读书渐成读经，“耕读传家”似乎成了儒家之标签。后人若认为儒家之“劝学”都是鼓励学子进入儒学牢笼，则易将“问学”的精神品质一笔抹杀。在伏生藏书传说盛行的沅陵二酉山中，藏着一个只有数十人的二酉寨，此僻远处竟也走出不少人才，“灵气”成了最经典的解释。其实所谓底蕴，也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暗示，“文气”指引着山民们重视读书，学子也就真读出了名堂，而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这都不是只读儒书，而是贯彻了问学精神。“旧文化是包袱”，这只是有文化之人用以蛊惑没文化之人的说辞，有识者切不可画地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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