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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孔”有两大境界，一是俗境，以太平天国的“砸烂”为代表；二是雅境，以“五四诸子”的“笔伐”为代表。今日倒孔者皆不出此二境，所谓的“新意”不过就是俗中有雅，雅中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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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曾印有《太平天日》一书，其中有“天兄基督”审判孔子后命天使捆绑鞭笞他的离奇情节。孔子竟跪在基督面前再三讨饶，上帝念他功可补过，方才命人停止鞭笞，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下凡。此种杂糅中西的上帝观念展露出浓厚的小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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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是神，不管后学如何虔诚参拜，他也不能保佑你。也正因为他不是神，所以才需要保卫。为何要保卫？孔子诸贤为中华文化开了一个好头，但时有“败家子”前赴后继将先贤的遗产挥霍、毁灭殆尽。如今的中国人在精神领域大多属于“去势未尽”，即没阉干净的人，再不自觉，中国人恐怕都是无根之人。可把一个文明两千年的运程归咎到一个不得志的思想家身上，这事又只有中国人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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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休言保卫，需要保卫的都不堪一击。此乃混账逻辑，高贵的文明总折于野蛮粗暴，不保卫的结果就是沦陷。关于孔子是否伟大，其实是不需要论证的，人类从来不是只保存伟大的事物。孔子从未自命圣人，尽管他还在世时就被学生称为圣人。而他本人提到的圣人只是其学说中的一环。圣人这东西，虽和神相似，但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信则有，不信则无。还好孔子自己都讲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若认为他伟大，他就是伟大，由不得别人粗暴干涉。当然，旁人可以发表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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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诸子”的倒孔虽然高级不少，但却流露出太多自以为是的骄子意识。孔子和儒家能强国救世吗？此问太过幼稚，我们推崇圣贤智者，敬重思考，但绝不信神魔鬼怪；崇拜英雄勇士，但否认一切伟大救星。看官们可相信这世间任何一人、任何一种学派有此特效？社会的演进是由精英与平民的群体联合、风俗与美德的自然化育、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相长共进等力量共同推动。儒家虽自有“道统”，但从未牢牢占据“治权”。纵观中国历代政治，并未形成文士必须专功儒学的共识，也未形成政治必须交给儒家处理的公论，更没有为儒家颁布免死金牌，既然如此，如何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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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思想家，他不是灵丹妙药，因为是药三分毒，而药往往是一时一弊之方，并非万能。你认为他有毒，错在你将他作药使。孔子之伟大本与民族复兴、大国崛起，抑或每个人的发家致富、生儿育女无甚干系，他就是一个起跑线上的发令员，我们跑得如何还在于我们的禀赋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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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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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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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无论何种文化，皆是随时代以进步的，不责后人之不肖，却责先民没有好好的留贻，真是荒谬绝伦。”汪精卫之见，已超出那些偏激学者许多。三千年前的中原大地，周人的青铜文化本不如商人。然而周人既未屠戮俘虏的匠师，一味排斥，也没有全盘照搬商人的文化，更没有数落自己文化传统的不济，以此胸怀，周人开化出全新的气象，“其命维新”，永久地影响着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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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又说，孔子的局限在于不能彻底否定君臣的政治秩序，所以是糟粕。难道不能彻底否定上帝存在的理性是垃圾？不能彻底推倒玄学的科学是垃圾？后人从古人那里各取所需，往往带着不近人情的求全责备，认定思想家可以做出一劳永逸的思考与建设，然而这世间本没有这样的荒诞事。先哲动动脑筋，自有其乐趣与妙处，然而在某些薄古者眼中，不能提供终极答案的思考不仅是无价值的，甚至是罪恶的，他们或许还曾反对过“因言获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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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读到一部由孔子学生编辑的语录，首先不是感到幸运，没有意识到这已是从残编断简中得来，弥足珍贵。相反，只说这些“只言片语”支离破碎，矛盾百出，更认定孔子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先入为主的偏见何其深也！以鄙薄之心来读《论语》，罔顾其内在的逻辑结构，那么自然是断章取义，自然是一知半解。语录若被歧视，那么柏拉图的《对话录》、笛卡尔的《沉思录》又该如何？此非教人敬惜字纸，而是说一个人要“厚道”，不能“只找碴儿不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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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古典文明时，必须更看重人类理性的发展状态。泰勒斯说地球是漂浮在水上的大圆盘。而面对“天圆地方”的顽固“常识”，曾子曾发起质疑，他说如果真是天圆地方，那么半球形的天与方形的大地怎么能够吻合呢？此真不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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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讲究轻松便捷，而非烦琐。“热胀冷缩”相当于一种哲学认识，它本不是科学原理，然而在大威力的火药被发明以前，这种生活经验已使都江堰的总工程师李冰成功地劈开了山体。人类不会总动用工具进行分析，而是需要一定规模的不证自明的经验。但丰富的经验并不等同于简单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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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这个词最早是由希腊语中的“土地”和“测量”两词合成，即测地术。早在古埃及那里，几何学就是要为现实服务，这是中西无异的。然而，几何学的纯粹气质与假想风格深深影响着古希腊人的思维，古希腊人对简单答案（数字表达、公式）的追求极为热烈。比如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认定，一个城市最佳的公民（家庭）数是5040。因为5040这个数字可以被1～10整除，在现实中适于作分解。严格来说，逻辑只生存于命题之间，形式逻辑只是工具，并非理本身。正如荀子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时反而容易欺惑愚众。严密的逻辑未必能推导或者验证真理，而运用严密逻辑者更不存在天然的高贵性与优越性，故绝不能说名家、墨家稍为用心于逻辑就比儒、道更伟大，也不能说经院哲学就胜过希腊哲学。再看古希腊的安约西曼，他认为地球如同一根巨大的石柱，而毕达哥拉斯虽说地球是个球体，也只是胡猜，他给出的理由是圆球在所有几何形体中最完美；亚里士多德认为空气没有重量。这些当然都不是什么逻辑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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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们虽一致认为古希腊人智慧，但他们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的“科学”往往是借助灵感与好奇大胆地臆想，错误比正确多，且不可避免地错上加错。后世的欧洲人仍有这个毛病，如黑格尔证明太阳系的行星数目不可能超过七颗，康德预言所有的行星都有人类居住，距离太阳越远的行星上的人类越优秀，孔德断言人类永远无法知道恒星的化学组成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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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先生说：“生活不是一组得到清楚陈述的、其间存在某种关系的命题。”正如冯友兰先生说：“今天我们还是说日出、日落，虽然我们完全知道日既不出又不落。”（《中国哲学简史》）形式逻辑中也会出现大量悖论，例如一个人说“我在说谎”，这种现象源远流长。哲学家艾皮米尼地斯讲：“所有克利特人都说谎，他们中间的一个诗人这么说。”苏格拉底讲：“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罗素悖论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一位理发师说他将为其所在城市中的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种所谓的矛盾其实并非思维的陷阱，而属于语言表达的随性或不严谨。最流行的谎言比如“冷死了”，当一个人说“我在表达我无法表达的东西”时，中国人不会感到不适，反而会受到触动，如同大人物说“我不为自己，我只为苍生”，中国人不会对此话较真，因为他能清楚准确地把握到大人物的立场。逻辑只有一种，但思维有许多路数，言者与闻者共同完成逻辑，这是东方思维之一特色。故尽管许多学者指摘孔子言论缺乏逻辑性、系统性，但他们却又能准确地判断出哪一类学问属于孔学，这足以说明这世间的一切运转，并不全凭逻辑，其中还有情理、事理、道理。以逻辑性的强弱作为评判思想优劣的最高标准，则很可能错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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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说，孔子是一块招牌，是一枚护身符。然而，这些指摘都由不得他本人来承认，与他何干呢？历史人物与学说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待后人赋予的。你若赋予孔学自由的意义，孔学就成了自由的丰碑；你若赋予孔学专制的意义，孔学就成了专制的基石。既然法家韩非可作《解老》《喻老》二篇以发挥《老子》之道，那今人选择赞美光大孔儒之思想精华又有何不可？因其是我们伟大的先人，需要我们拿出必要的温情与敬意。若问对待传统文化之最佳态度，我想该是四字——“嘴硬心软”。故张君劢先生会说：“彼西方既采儒家言以建立其民主，吾何为不可以西方民主还之于儒家乎？”（《中西印哲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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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维护腐朽的奴隶制”，“打击新兴地主阶级”，这数十年的众口铄金，其积誉即便是金身也被化掉了。可孔子生来就是破落户，年长了便拿谷物俸禄（非贵族优待），强说他一门心思为旧制度辩护未免有失常理。试问“有教无类”岂是旧礼所容，而“齐之以礼”岂非“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反动？于此，该澄清一个思想史上的误会——历史上的思想家未明确提及或指出某种现代文明的重要价值，并不算缺陷。若其思想学说对该价值构成明显的阻碍与制约，使古今的“神交”断无可能，这才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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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硬要把孔子同帝制皇权扯上点关系，那也只能说是孔子太得人心，形象太过正面，太有利用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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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讲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更有人说，儒家改变了中国，挟持了中国，毒害了中国，支撑了专制主义，这显然是无视史实的胡说。首先，以为有君主的政体便是专制政体，这是分不清“人治”与“专制”的区别，想当然地把二者画等号。一切政治的本质都是人治，劳心者治人，这是千古不易之理。儒家向来就是为法家背黑锅，因自孔孟起，儒家乃专制之敌，深受专制之苦，而法家则是专制的智囊与零件。帝国何以要尊儒家？儒家就是专制收藏的花瓶，而孔子就是统治者的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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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不乏含“讳”字的成语，诸如“讳莫如深”“直言不讳”等，表明“讳”是中国人一种很成熟的心理。但《春秋》的记事原则是所谓“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谷梁传·成公九年》）。雍正为避孔丘讳，曾规定除四书五经外，“丘”字加“阝”旁为“邱”，姓丘的也连带改了姓，真是荒唐。最能体现社会道德倾向的避讳当属“圣讳”，历代实行圣讳的对象，除开皇帝一般有这么几个大人物——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虽然有些避讳表面看来与皇帝无关，但“圣讳”拱卫的不是什么至圣先师，而是专制。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一些姓“邱”的学者终于把“耳朵”去掉，重新拥有了本姓——“丘”。当然，他们这时反的竟是孔子。从此以后，因为专制政权热衷搬弄儒学，就指摘儒学为专制学说。那么退一万步，承认儒学是工具，但问罪时，以刀杀人非刀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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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孟阳奉阴违，对申韩明贬暗褒，皇室的这点伎俩，后人不可不察！“外儒内法”才贴近帝制的气质，列位看官当正视，秦以后的中国是一个连《论语》《诗经》也要避讳的国度。避讳之风必然会使古典文献产生不必要的混乱，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它的背后就是专制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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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儒家传统，却不打倒专制传统，这种革命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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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儒家传统倒了，而专制传统仍在延续，那是否说明打倒儒家传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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