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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这个词最早是由希腊语中的“土地”和“测量”两词合成,即测地术。早在古埃及那里,几何学就是要为现实服务,这是中西无异的。然而,几何学的纯粹气质与假想风格深深影响着古希腊人的思维,古希腊人对简单答案(数字表达、公式)的追求极为热烈。比如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认定,一个城市最佳的公民(家庭)数是5040。因为5040这个数字可以被1~10整除,在现实中适于作分解。严格来说,逻辑只生存于命题之间,形式逻辑只是工具,并非理本身。正如荀子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时反而容易欺惑愚众。严密的逻辑未必能推导或者验证真理,而运用严密逻辑者更不存在天然的高贵性与优越性,故绝不能说名家、墨家稍为用心于逻辑就比儒、道更伟大,也不能说经院哲学就胜过希腊哲学。再看古希腊的安约西曼,他认为地球如同一根巨大的石柱,而毕达哥拉斯虽说地球是个球体,也只是胡猜,他给出的理由是圆球在所有几何形体中最完美;亚里士多德认为空气没有重量。这些当然都不是什么逻辑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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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们虽一致认为古希腊人智慧,但他们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的“科学”往往是借助灵感与好奇大胆地臆想,错误比正确多,且不可避免地错上加错。后世的欧洲人仍有这个毛病,如黑格尔证明太阳系的行星数目不可能超过七颗,康德预言所有的行星都有人类居住,距离太阳越远的行星上的人类越优秀,孔德断言人类永远无法知道恒星的化学组成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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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先生说:“生活不是一组得到清楚陈述的、其间存在某种关系的命题。”正如冯友兰先生说:“今天我们还是说日出、日落,虽然我们完全知道日既不出又不落。”(《中国哲学简史》)形式逻辑中也会出现大量悖论,例如一个人说“我在说谎”,这种现象源远流长。哲学家艾皮米尼地斯讲:“所有克利特人都说谎,他们中间的一个诗人这么说。”苏格拉底讲:“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罗素悖论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一位理发师说他将为其所在城市中的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种所谓的矛盾其实并非思维的陷阱,而属于语言表达的随性或不严谨。最流行的谎言比如“冷死了”,当一个人说“我在表达我无法表达的东西”时,中国人不会感到不适,反而会受到触动,如同大人物说“我不为自己,我只为苍生”,中国人不会对此话较真,因为他能清楚准确地把握到大人物的立场。逻辑只有一种,但思维有许多路数,言者与闻者共同完成逻辑,这是东方思维之一特色。故尽管许多学者指摘孔子言论缺乏逻辑性、系统性,但他们却又能准确地判断出哪一类学问属于孔学,这足以说明这世间的一切运转,并不全凭逻辑,其中还有情理、事理、道理。以逻辑性的强弱作为评判思想优劣的最高标准,则很可能错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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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说,孔子是一块招牌,是一枚护身符。然而,这些指摘都由不得他本人来承认,与他何干呢?历史人物与学说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待后人赋予的。你若赋予孔学自由的意义,孔学就成了自由的丰碑;你若赋予孔学专制的意义,孔学就成了专制的基石。既然法家韩非可作《解老》《喻老》二篇以发挥《老子》之道,那今人选择赞美光大孔儒之思想精华又有何不可?因其是我们伟大的先人,需要我们拿出必要的温情与敬意。若问对待传统文化之最佳态度,我想该是四字——“嘴硬心软”。故张君劢先生会说:“彼西方既采儒家言以建立其民主,吾何为不可以西方民主还之于儒家乎?”(《中西印哲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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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维护腐朽的奴隶制”,“打击新兴地主阶级”,这数十年的众口铄金,其积誉即便是金身也被化掉了。可孔子生来就是破落户,年长了便拿谷物俸禄(非贵族优待),强说他一门心思为旧制度辩护未免有失常理。试问“有教无类”岂是旧礼所容,而“齐之以礼”岂非“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反动?于此,该澄清一个思想史上的误会——历史上的思想家未明确提及或指出某种现代文明的重要价值,并不算缺陷。若其思想学说对该价值构成明显的阻碍与制约,使古今的“神交”断无可能,这才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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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硬要把孔子同帝制皇权扯上点关系,那也只能说是孔子太得人心,形象太过正面,太有利用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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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讲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更有人说,儒家改变了中国,挟持了中国,毒害了中国,支撑了专制主义,这显然是无视史实的胡说。首先,以为有君主的政体便是专制政体,这是分不清“人治”与“专制”的区别,想当然地把二者画等号。一切政治的本质都是人治,劳心者治人,这是千古不易之理。儒家向来就是为法家背黑锅,因自孔孟起,儒家乃专制之敌,深受专制之苦,而法家则是专制的智囊与零件。帝国何以要尊儒家?儒家就是专制收藏的花瓶,而孔子就是统治者的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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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不乏含“讳”字的成语,诸如“讳莫如深”“直言不讳”等,表明“讳”是中国人一种很成熟的心理。但《春秋》的记事原则是所谓“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谷梁传·成公九年》)。雍正为避孔丘讳,曾规定除四书五经外,“丘”字加“阝”旁为“邱”,姓丘的也连带改了姓,真是荒唐。最能体现社会道德倾向的避讳当属“圣讳”,历代实行圣讳的对象,除开皇帝一般有这么几个大人物——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虽然有些避讳表面看来与皇帝无关,但“圣讳”拱卫的不是什么至圣先师,而是专制。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一些姓“邱”的学者终于把“耳朵”去掉,重新拥有了本姓——“丘”。当然,他们这时反的竟是孔子。从此以后,因为专制政权热衷搬弄儒学,就指摘儒学为专制学说。那么退一万步,承认儒学是工具,但问罪时,以刀杀人非刀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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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孟阳奉阴违,对申韩明贬暗褒,皇室的这点伎俩,后人不可不察!“外儒内法”才贴近帝制的气质,列位看官当正视,秦以后的中国是一个连《论语》《诗经》也要避讳的国度。避讳之风必然会使古典文献产生不必要的混乱,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它的背后就是专制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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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儒家传统,却不打倒专制传统,这种革命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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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儒家传统倒了,而专制传统仍在延续,那是否说明打倒儒家传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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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2.6 寻其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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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君子”这一美称出自《史记·吴太伯世家》,孔子当仁不让是第一代表。除了“君子”,“博物”二字也是华夏自家产物,始出自《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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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博物馆,中国人似乎底气不足,因为直到晚清,旅欧的中国人才见识到博物馆,他们惊叹于这种收藏奇珍异宝的场所,将其译为“集宝楼”“积宝院”“集奇馆”等新鲜名词。直到1867年,王韬在《漫游随录》里译出了“博物院”,“正名”的东方化完成,而这时期的西方人早已开始推动博物馆的社会化。中国的博物馆学自然又是舶来品,但在一帮优秀学者的努力下,本土化的学科建构在民国已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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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我们虽承认博物馆学由西方人建立,但并不代表他们的“追根溯源”是代我们完成,我们自有“根源”,最终还得自己动手。比如西方人要追认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城创建的缪斯神庙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博物馆”一词,源于希腊文“缪斯庵”museion,原意为“祭祀缪斯的地方”,缪斯是宙斯的女儿,西语中的音乐也源自缪斯),中国人似乎插不上嘴。但是,人性是相通的,访古探幽之情哪个民族没有?现代博物馆的三个基本要素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已经具备,列位看官请看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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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跳回到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居改建为庙,祭祀只是特色,里面保存着孔子的“衣冠琴车书”等遗物,成为了儒生的圣地。许多弟子守墓之时都会聚于此,演习礼乐诗书,而成书于众手的孔子的“谈话录(《论语》)”、“选集(《孔子家语》)”都极可能是在此圣地“商量”出来的。后人也常来孔庙奉祀参观,司马迁就于此“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孔庙已经具备了文物收藏、学术研究、文化教育三个属性。此时虽无博物馆之名,倒有名人博物馆之实了,而时间更比缪斯神庙要早上两百年。实际上在今日之中国,大批县城的博物馆正是在当地文庙的基础上创建的。然孔子与博物馆的渊源又有几人知晓?反倒是国运的低潮使读书人转向西方,渐生对东方偏见,更由于传统土壤的流失,民间礼俗的破坏,缺乏生活基础的儒学逐渐成为被架空的象牙塔,知识界对孔子的攻击则更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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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晋大夫籍谈出使周王室。宴席间,周景王问籍谈,晋何以无贡物?籍答道,晋从未受过王室的赏赐,何来贡物?周景王竟一下列举出王室赐晋的器物来,并责问籍谈,身为晋国司典的后代,怎么能“数典而忘其祖”?如今却正是个“数典忘祖”、极力与传统撇清关系的时代。然而,对历史一无所知又如何能得出客观的判断?近世的青铜国宝常常在出土后被农民当作废铜砸烂或者卖至收购站,这都是出自“无知之失”,通过教育,此类蠢事倒容易避免。相反,一个喧闹的工地上,建筑队与考古队谁更有话语权才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某些知识分子往往因其自以为是,犯下“有识之失”,为祸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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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儒学必先辨其门径,然后正本清源,我们此处只讲到先秦儒家,此后汉有汉儒,宋有宋儒,明有明儒……如此如此,儒学非铁板一块,扬弃也得弄清对象,想骂荀子、董仲舒,还是朱熹、王阳明,不能一锅粥全倒掉,若莽撞行事,“砸烂孔家店”也只能沦为口号,全是瞎嚷嚷。关于尊孔是非,想来并不复杂,只需明白“尊”与“独尊”有本质区别。尊孔实无碍多元化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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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学之父洛伦茨认为,“抛弃传统”是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之一。先秦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自然是一个历史大传统,这份遗产可称之为“高贵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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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自然可以象征天生之性命、奉献之勇气、生活之智慧、人格之尊严、社会之理想与历史之信仰,甚至是对英雄的隐喻,但它更是对优质之古典与高贵之传统的一个总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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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们,一人高不高,即是印象的问题。且回到“传统是否可感”的问题上,传统之于后人,首先必定是作为一种整体印象,由此整体印象而产生具体温度。人的高度依其头部而定,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从精神上。然而,我们的测算方法又是由下至上打量的,如果脚踝崴了、膝盖弯着、臀部撅着、背部驼着,引领(伸长脖子)振臂抑或纵身一跃,则所谓的身高都只是虚妄,故身高实际由头部以下决定。同理,文明传统这颗“头颅”,本该由后人挺直腰板托起,若变为一群小儿悬吊其下,还拼命拉拽,更骂这“一发千钧”之不济,岂有此理!攻击一个文明的源头以及传统,就是野蛮部落的“猎头”行为,是一种攻取敌方战利品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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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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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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