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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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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盼优秀的“父母官”向来被认为是民众愚昧的表现，更是儒家的一大罪状。其实，师旷早已提出“养民如子”（《左传·襄公十四年》）。晏婴也说“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老子》曰“圣人皆孩之”，这个“之”就是“百姓”，指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百姓。在儒学中，父母当然是崇高的代表。民众在礼敬与恭维地方官的时候，实际上寄予了厚望。《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此处容易被忽视的是，你做得越多，父母就做得越少，你管得越多，君主就管得越少。既要竭力为君主办事，又要恭恭敬敬，但不能奴颜媚骨，必要时须据理力争，这看似很难，其实简单，因为“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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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不仅无“愚忠”的教导，也无“愚孝”的要求，此必从“父与子”说起。孔孟皆是无父者，他们对孝的把握不可能局限于陌生的父亲而不施及含辛茹苦的母亲，也不可能滞留于现世的家庭生活而不通向历史中的祖德与“父之志”。据传，孔子与曾子之间有过这样一段经典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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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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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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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只是遵从父亲的意志，绝对谈不上孝。“曾子耘瓜”的故事名气极大。说曾子一次修整瓜地，不小心误伤瓜苗，父亲曾皙用大木棒将其打到不省人事。曾子苏醒过来后第一件事却是问父亲是否气坏了身子。曾皙的勃然大怒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物质生活的艰辛，瓜之于糊口，可谓意义重大。孔子当时批评了曾子，他说曾子侍奉父亲，任凭父亲暴打，有生命危险也不躲闪，若被打死将陷父亲于不义，这是大不孝；曾子身为天子的百姓，而曾皙杀了天子的百姓，这又是大罪过。曾子终凭一“孝”字开宗立派，以至于姚贾有论：“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战国策·秦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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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薄如丝的乱世，生存之不易，自无须多言。珍视生命，更不在话下。对比动物可知，孝不孝其实就体现着一个人对生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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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曾子说：“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弃父母不顾者，绝非仁者，若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只为追名逐利，则更不堪。《孔子家语》记载曾子对后母也非常孝顺，所以当看见吴起母死不归之后，曾子坚决与其断绝了师徒关系。因为这样的人往往漠视生命，吴起后来杀妻求将，便不足为奇了。顿弱（可能是一从事间谍活动的儒者）曾直称秦始皇是“无其名又无其实者”，弄得嬴政勃然大怒。他批评嬴政“已立为万乘，无孝之名；以千里养，无孝之实”（《战国策·秦策四》）。这就是孔子当年给孝者的提醒：“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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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3.5 圣教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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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孔子教诲，儒家能进入政治自然是好，但不得食污君之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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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一定要“仕”，“仕”也是看环境讲条件的，“仕”后也可以“不仕”，关键在一个“义”字。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总之，“君子固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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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儒家始终有社群责任，必须要干预社会，但不能同流合污，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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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不是在说保命要紧，而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故孟子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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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隐是不弃世的隐，他声称永不会与鸟兽同群而放弃构建人间乐土的理想。周游列国，或者说是政治流亡，辗转千里，饱经磨难，不可谓不苦；人至晚年，漂泊他乡，不可谓不惨；困于郊野，吟诵不绝，不可谓不险。我辈俗人，斗胆一问，何必执着？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爵禄可辞，白刃可蹈，儒者风骨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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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至孔子时代确实已分化严重，以今观之，孔子似乎讲究优雅之生活，而据《墨子》《庄子》的记载，当时一些儒总为糊口犯愁，行止不堪。故孔子特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荀子接着区分“雅儒”与“贱儒”。然而，儒家绝对堪称人类的文化奇迹，两千多年来一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可以礼失求诸野，也具备极强的净化与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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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种超能力有着三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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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史教”与“道教”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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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原是周人自我标榜之物，向外推销时未必能使外族信服，尤其是那些作为殷遗民的儒。孔子的天命观并不让周人专美。孔子被称为“天之木铎”，他本人自称“天生德于予”，孟子也自诩：“（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皆有弥赛亚之倾向。此刻“天命下贯而为性”的端倪已现。儒者认为唯天为大，天虽不言，却注视着人间，并有崇高的使命赋予，还身负许多的磨难与考验，但儒者无须怨天尤人，要坚信天自有决断。所谓“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本来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可儒者越是抱有这种天命信仰，就越能坚韧不屈，前赴后继；而越是道统不灭，薪火相传，儒者就越相信“老天有眼”。这是真正的天人互动，是儒家的良性循环。天命实际就是要行道！我们在这个精神层面才能把握“仁者无忧”与“仁者必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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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孔子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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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又有两面，一面是见贤思齐，学无常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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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没有贵族的高傲，他的勤学好问的形象在世时已是广为人知，以至在先秦两汉魏晋的典籍中，我们总能看见“仲尼”不耻下问的故事，包括孩童在内的各种人物都可以教诲乃至揶揄孔子。尊贤让贤与见贤思齐由此成为儒家的一大基因，即“贤贤”。荀子说得好：“是我而当者吾友也；非我而当者吾师也。”孔子的六世孙孔穿（字子高）便曾在赵国著名思想家公孙龙的门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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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的另一面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如孟子说，儒家要宽容地接纳先前的异端加入。这种态度使得儒家的前景光明，凭着这份自强自傲，儒家的路越走越宽，逐步成为华夏的主流学说。它的分支最多、门徒最巨、争鸣最剧、延绵最长、包容最大。当然，这并不是说儒家不参与思想论争，“无友不如己者”，差劲者自然很容易成为批判的靶子，荀子就言辞激烈地说过，“贵贤”，是仁，“贱不肖”，也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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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来源是层出不穷的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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