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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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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盼优秀的“父母官”向来被认为是民众愚昧的表现,更是儒家的一大罪状。其实,师旷早已提出“养民如子”(《左传·襄公十四年》)。晏婴也说“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老子》曰“圣人皆孩之”,这个“之”就是“百姓”,指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百姓。在儒学中,父母当然是崇高的代表。民众在礼敬与恭维地方官的时候,实际上寄予了厚望。《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此处容易被忽视的是,你做得越多,父母就做得越少,你管得越多,君主就管得越少。既要竭力为君主办事,又要恭恭敬敬,但不能奴颜媚骨,必要时须据理力争,这看似很难,其实简单,因为“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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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不仅无“愚忠”的教导,也无“愚孝”的要求,此必从“父与子”说起。孔孟皆是无父者,他们对孝的把握不可能局限于陌生的父亲而不施及含辛茹苦的母亲,也不可能滞留于现世的家庭生活而不通向历史中的祖德与“父之志”。据传,孔子与曾子之间有过这样一段经典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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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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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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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只是遵从父亲的意志,绝对谈不上孝。“曾子耘瓜”的故事名气极大。说曾子一次修整瓜地,不小心误伤瓜苗,父亲曾皙用大木棒将其打到不省人事。曾子苏醒过来后第一件事却是问父亲是否气坏了身子。曾皙的勃然大怒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物质生活的艰辛,瓜之于糊口,可谓意义重大。孔子当时批评了曾子,他说曾子侍奉父亲,任凭父亲暴打,有生命危险也不躲闪,若被打死将陷父亲于不义,这是大不孝;曾子身为天子的百姓,而曾皙杀了天子的百姓,这又是大罪过。曾子终凭一“孝”字开宗立派,以至于姚贾有论:“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战国策·秦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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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薄如丝的乱世,生存之不易,自无须多言。珍视生命,更不在话下。对比动物可知,孝不孝其实就体现着一个人对生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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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曾子说:“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弃父母不顾者,绝非仁者,若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只为追名逐利,则更不堪。《孔子家语》记载曾子对后母也非常孝顺,所以当看见吴起母死不归之后,曾子坚决与其断绝了师徒关系。因为这样的人往往漠视生命,吴起后来杀妻求将,便不足为奇了。顿弱(可能是一从事间谍活动的儒者)曾直称秦始皇是“无其名又无其实者”,弄得嬴政勃然大怒。他批评嬴政“已立为万乘,无孝之名;以千里养,无孝之实”(《战国策·秦策四》)。这就是孔子当年给孝者的提醒:“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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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3.5 圣教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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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孔子教诲,儒家能进入政治自然是好,但不得食污君之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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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一定要“仕”,“仕”也是看环境讲条件的,“仕”后也可以“不仕”,关键在一个“义”字。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总之,“君子固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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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儒家始终有社群责任,必须要干预社会,但不能同流合污,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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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不是在说保命要紧,而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故孟子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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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隐是不弃世的隐,他声称永不会与鸟兽同群而放弃构建人间乐土的理想。周游列国,或者说是政治流亡,辗转千里,饱经磨难,不可谓不苦;人至晚年,漂泊他乡,不可谓不惨;困于郊野,吟诵不绝,不可谓不险。我辈俗人,斗胆一问,何必执着?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爵禄可辞,白刃可蹈,儒者风骨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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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至孔子时代确实已分化严重,以今观之,孔子似乎讲究优雅之生活,而据《墨子》《庄子》的记载,当时一些儒总为糊口犯愁,行止不堪。故孔子特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荀子接着区分“雅儒”与“贱儒”。然而,儒家绝对堪称人类的文化奇迹,两千多年来一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可以礼失求诸野,也具备极强的净化与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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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种超能力有着三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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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史教”与“道教”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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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原是周人自我标榜之物,向外推销时未必能使外族信服,尤其是那些作为殷遗民的儒。孔子的天命观并不让周人专美。孔子被称为“天之木铎”,他本人自称“天生德于予”,孟子也自诩:“(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皆有弥赛亚之倾向。此刻“天命下贯而为性”的端倪已现。儒者认为唯天为大,天虽不言,却注视着人间,并有崇高的使命赋予,还身负许多的磨难与考验,但儒者无须怨天尤人,要坚信天自有决断。所谓“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本来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可儒者越是抱有这种天命信仰,就越能坚韧不屈,前赴后继;而越是道统不灭,薪火相传,儒者就越相信“老天有眼”。这是真正的天人互动,是儒家的良性循环。天命实际就是要行道!我们在这个精神层面才能把握“仁者无忧”与“仁者必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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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孔子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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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又有两面,一面是见贤思齐,学无常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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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没有贵族的高傲,他的勤学好问的形象在世时已是广为人知,以至在先秦两汉魏晋的典籍中,我们总能看见“仲尼”不耻下问的故事,包括孩童在内的各种人物都可以教诲乃至揶揄孔子。尊贤让贤与见贤思齐由此成为儒家的一大基因,即“贤贤”。荀子说得好:“是我而当者吾友也;非我而当者吾师也。”孔子的六世孙孔穿(字子高)便曾在赵国著名思想家公孙龙的门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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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的另一面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如孟子说,儒家要宽容地接纳先前的异端加入。这种态度使得儒家的前景光明,凭着这份自强自傲,儒家的路越走越宽,逐步成为华夏的主流学说。它的分支最多、门徒最巨、争鸣最剧、延绵最长、包容最大。当然,这并不是说儒家不参与思想论争,“无友不如己者”,差劲者自然很容易成为批判的靶子,荀子就言辞激烈地说过,“贵贤”,是仁,“贱不肖”,也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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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来源是层出不穷的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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