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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儒必具备独立人格与顶天立地的浩然之气。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就是从政的精神契约，而非通向专制的单行道。“礼”之先进处就在于，绝对没有楚国屈原那种对君王的单恋情结。真儒或许不会为物性上的真理而殉道，但却可以为成仁而杀身。因为太阳和地球谁围着谁转这类问题并无损于人世间，而“仁”却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仁”若可废，则人可亡。稷下学宫编著的《管子》一书便有言：“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儒家是在天下共识之上推进臣道，并走得最远。这是儒学常新的秘诀。由于真儒的出色表现与政府的保护，学者即儒者的倾向渐明，到了王充那里，把“鸿儒”称为“超而又超者”，接下来的中国历史，如若文化传统与社会性质无极大颠覆，士林变儒林则是自然。章太炎言：“凡士子皆得称之。”儒可以指代一切知识分子，包括西儒，甚至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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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此话的底气实来自对“学而优则仕”的曲解，这种曲解又来自于对苏秦的天然赞同。孔子原意本不在“读书做官”，而在“知行相长”，其客观意义在倡导任人唯贤以及冲击世袭制度，主观上为中国指明了一条读书人入仕的大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愿景。此后的中国，也确实发育出读书人与皇室共掌政权的制度。人类文明历经千百年的摸索，才发展出较为合理的文官制度，对此，素用心力的中国人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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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提倡“群而不党”，没有严密的组织，虽然有幸得到帝国政府的重视，却经常随同国家遭遇低谷。虽说士林最终没能建立起革除专制的民主制度，此甚可惋惜，但帝国政府毕竟是许多读书人施展德才、追求理想的平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儒家的反暴政虐政倾向、公道仁风、覆舟之戒、批判精神、纠错机制便总能发挥效应，故轻徭薄赋、宽政减刑、大赦天下、下罪己诏、重教兴文、广开言路、选贤任能、鼓励百姓批评朝政等皇帝的开明之举会不断出现，而近世最先输入西学、力求变革的也是儒者。若无真儒的存在，传说中两千年一黑到底的中国连“王朝循环”的机会都不可得，因为此种黑暗劣等之文明早就一命呜呼、永不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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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四话 秦楚与南土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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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天王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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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疆域可说是动态的，在先秦的多半时段里，华夏文明区域的规模与古希腊文明相近。凡被卷入“合纵连横”的国家，都将成为日后秦汉帝国的一部分，因为无论是夷是夏，在战国时代的已知世界里，每一角落的命运都已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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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处西方，六国居东。“南北向”为“纵”，“东西向”为“横”。所谓的“合纵连横”（简称“纵横”）乃地缘政治论指导下的国家大战略，其产生是封建制崩坏与列强消长的必然后果，其发展是对古典联邦与周天下华夏体系的致命一击。“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合纵”一方主要是指以苏秦、公孙衍为主导的六国集团，主张对抗强秦。连横一方是以张仪、秦惠文王为代表的秦国，主要与六国进行横向联合，以破解合纵联盟。“纵横家”是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新宠，下层经验丰富的他们比之前任何一位周天子都更了解版图上的气息，而在他们面前，列强的君主与贵族时常暴露平庸，显得像政治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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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来描述先秦季世的天下大势过于随意，若概括为“暮楚朝秦”倒可见出灵动来，即楚国走向黄昏，而秦国冉冉升起。“太阳”从西边出来，是否会有大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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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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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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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荆，楚木也。”汉江两岸为荆山，灌木丛生的江汉流域就是楚人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发迹地带，战国包山楚简中便有“荆王”之称。《诗·小雅·楚茨》“楚楚者茨”，即簇簇丛丛的蒺藜。“楚”字有繁茂鲜明之意，所谓“翘楚”，便是林木中之超拔者。故“荆”“楚”二字足以显示出南方浓厚的地域特征，《尸子》言：“荆者，非无东西也，而谓之南，其南者多也。”（《文选·魏都赋》注）意为荆这个地方并非没有东西之分，而称之为南，实在是因为它南面区域的广阔。“荆”“楚”“荆楚”“楚荆”，楚国始终是一国多名，且国号亦是族名，这在诸侯中显得最为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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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画了一个圈，而楚人始终游移于这个圈子的边缘，他们对“中国”文化又爱又恨，策略波动，没有一贯的态度。楚国与周朝有正式的政治隶属关系要从熊绎算起。熊绎是和鲁公伯禽同时代人，是周成王封在丹阳（湖北秭归县）之地的诸侯，他的曾祖鬻熊被描述为周文王的老师。但熊绎只是个楚子，级别很低，且有名无分，当初确立关系如走过场，无实在的宝器移交，楚人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当然，对于“礼”尚往来的周朝，楚人当年进贡的“桃弧棘矢”（桃木做的弓、棘枝做的箭，杀伤性有限，应作辟邪之用）也真够寒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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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昭王南征为序幕，周人的战时体制不可避免地伸向楚地，这片粗犷诡谲的土地分布着大量野生犀牛，而直到孙叔敖的时代还弥漫着“闻见两头之蛇者死”的民间迷信，楚怀王还曾介意魏国美人嫌弃他的体臭。南征之事虽在西周金文中多有记载，但战争细节却不甚明朗，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王师浩荡，行军坎坷。《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有人以兕乃鳄鱼，似不妥，应为野生犀牛，如《吕氏春秋·至忠篇》：“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伐楚的计划虽遭到大型动物的干扰，但战争毕竟打响，《纪年》又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最终结果是“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史记·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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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四年》重温了这一段“国恨”，管仲代表齐桓公声色俱厉地质问楚王使者“昭王南征而不复”的原因，楚使竟狡猾地答道：“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周昭王欲控制长江中下游的努力究竟因何而终？据《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昭王之死几乎成为周衰楚兴的转折点，从此楚人的民族情绪高涨，到了屈原那里便颇有些讽刺周王的味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楚辞·天问》）意指周昭王大驾光临荆楚之地，难道是为了遇见野兔野鸡。这狠狠地击中了周王朝军事集团徒劳无功的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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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昭王到周夷王（夷王足下堂）一朝，不过百年，周室却已陷孤芳自赏之衰落期，此时蜀人尚来献琼玉，而楚国则处于自我膨胀期。在周人的文气面前，楚人只能仰视，即便他们的“南冠”声名显赫。但在武的方面，楚人大可傲视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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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周人极为看重的射术，越人似乎不精此道，《淮南子》说越人学远射，只顾仰着头往天上射，箭落在五步之内。而楚人则是周人强有力的挑战者。楚国领袖熊渠（公元前886年—公元前877年在位）本人便是箭术能手，李广射石没羽之事，在《吕氏春秋》中是楚国养由基的传奇，而在《新序》中则是熊渠的本事（王充不相信箭尾的羽毛也会没入石头）。而楚灵王也是箭术爱好者，一次酒宴上将所藏宝弓“大屈”送与鲁侯，事后追悔不已，竟不顾国君体面遣使索回宝弓。楚国更产一神射手养由基，“百发百中”“百步穿杨”的典故皆从他得来，传说他曾吓哭楚王的白猿，故推为春秋第一善射都嫌屈才。只不过也有人曾指出，养由基不善于休息调整，有可能功亏一篑。“武功”背后尚有张弛有度之哲学，楚人气质中的孤芳自赏多少掩盖了一些文化上的弊端。当然，楚、越倒是气味相投，范蠡将楚国善射者陈音引荐给越王勾践，陈音给勾践大讲一番弓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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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渠终于决定自立门户，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谥号。”他竟然分别给三个儿子封王，率先挑战天下宗周的秩序。当然，此是以正名的形式来挑战正名思想。到了周厉王上台时，熊渠避免因碰触到这位强硬天子的底线而招致兵戈，最终取消了儿子的王号，这标志着短暂脱离联邦的楚国又重回名分圈子。与此同时，周厉王的专权尝试也有楚国制造压力这一因素存在。所谓“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诗·小雅·采芑》），周宣王时的周朝终于再次发起攻势，但王师渐如强弩之末，终不能解除南土的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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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4.2 南土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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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穆侯（？—公元前785年）之墓出土了一组八件的楚公逆钟，铭文记述楚公逆（即熊咢，公元前799年—公元前791年在位）为祭祀祖先出征，得到大量铜后作此编钟，最早呈现了晋楚之间的交往。周室东迁后，楚逐渐改变主营南方的战略，开始介入北方事务，“欲观中国之政”。但周室却一贯忽略南方势力，此时的楚国君熊通（公元前740年―公元前689年在位）终于下定决心要在名分上与周室对峙，他宣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自立为武王，一时“天有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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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武王致力于扩展版图，带领楚国走向强盛。到了楚成王时，周天子不得不正视来自楚国的压力，极力安抚楚王的情绪，“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楚地千里的局面形成，楚人得以在广阔的新土地上推行县制，由于楚君称王，其下名位也相应升格，如申县县尹巫臣便被称为“申公”。楚国已不向周室进贡用以过滤酒糟的包茅，这是对周礼的懈怠。然而，面对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楚王还是示弱了，以“风马牛不相及”来分清利害。春秋中期渐形成晋楚争霸的格局，相继爆发了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三次战争。楚虽然未能征服中原，但它的异军突起搅乱了华夏世界的秩序，在这一方面，它是秦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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