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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从周天下学来不少文气，王臣之中通华夏雅言者多有，引上一两句《诗》也很平常。楚共王在鄢陵之战中受挫，一直郁郁寡欢，临终前郑重其事地提议自己的恶谥取“灵”或“厉”字，让大夫们斟酌挑选。然楚毕竟是神权王国，与殷有诸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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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忠臣可泣，遗民可颂。忠臣以申包胥与屈原为代表，如果将与周公对话的申徒狄（申屠狄）确定为殷周之际人，且他真有怀石投河之举，那么真是像极了楚国高洁的屈原。至于遗民，则要看秦汉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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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浓厚的神教氛围。楚文王的弟弟子元身为楚国令尹，竟在文王夫人息妫的宫旁建立馆舍，大跳阳刚之舞以取悦嫂子。而楚庄王“一鸣惊人”与“一飞冲天”典故的背后本就有着神鸟意蕴。“（楚）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凡是占卜必然不尽如人意，楚灵王曾占卜说“余尚得天下”，结果不吉。他便把龟扔在地上，愤愤道：“是区区者不余，余必自取之。”（《左传·昭公十三年》）楚灵王又如何作战呢？桓谭《新论》说：“楚灵王信巫祝之道，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而灵王鼓舞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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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假威鬼神，以欺远方”的神权脾性。楚灵王乃是堪与帝纣比肩的神权领袖。楚人自有推广祖神教的热情与霸道，曾因夔国不祭祀楚人的祖先神祝融与鬻熊而灭之，此外还有绝他国社稷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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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存在着政权交接的不顺。这一痼疾导致楚国长期内乱，严重影响国力。楚共王曾为五子立嗣之事“请神决之”。他秘密地将玉璧埋在祖庙的院子里，让儿子们斋戒，然后按长幼次序下拜。规则是五子中正对着玉璧下拜的就是神明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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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楚国军队异常铁血威猛，在围攻宋国的五个月中，坐视城中发生“易子而食，析骨而炊”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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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是与周朝素不睦，“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史记·伍子胥列传》），楚庄王问鼎之轻重，实已巴不得周室垮台。这段往事被学者用以考证流行于湖北武汉一带的口头禅“不服周”，说此乃楚人的性格，其实这属于过度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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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楚庄王当政，楚国终于成功北上，“问鼎中原”。激烈的晋楚争霸长达百年，以致周天下已无人不知楚的存在。晋国大夫伯宗已经将天命观用以解释楚国的崛起，他说：“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左传·宣公十五年》）楚好征战，灭国六十，《左传》中有关于“投降礼”的三次确切记载，即许僖公、郑襄公、赖国国君赖子，他们都是向楚国投降。楚国地广民众，统辖多部族，兼收并蓄，创造出足以媲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艺术，而楚文化早已超越了民族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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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国黔中故地，今日渝东南、鄂西南、湘西北大区域的一隅，酉水边藏着一座古镇里耶。“里耶”在土语中是“辟地”之意，此处有一自称“毕兹卡”的族群，没有文字，是今日所称的土家族之一支。“土家族”其实并非一个严谨概念，乃追认而成，1957年才被正式确立为单一民族。他们的先民在“茅古斯”（意为“祖先的故事”）舞之中表现为“茅人”。推其族源，最显赫者应是巴人，重庆石柱县的山里蛮子就曾叫“土巴族”。而虎钮錞于作为巴人的民族乐器，在重庆、湖南多有发现。巴人虽早已处于青铜时代，但文化较为落后，巴文之成熟度远不及甲骨文，其历史也由华夏化的楚文明来记录。《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这种声名远播的巴蛇在《天问》里遭到屈原的质疑：“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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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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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城，怀优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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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歌》与今日湘西地区巫觋文化的贯通处来看，王逸所说之“俗人”应主要是那在郢中唱着《下里巴人》的巴人，屈原不过是以其掌握的“华语”与才思翻译、整理、加工了他们的祭歌。之所以要加工润色，只因巫歌“其词鄙陋”，此由祭舞茅古斯的大胆露骨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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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文化虽高于巴、蜀，但同吴、越一样，在与诸夏互动中处于文化劣势。诸位今日虽膜拜屈子，说他可与日月争光，然屈子在当时绝非是声名洋溢乎中国，实际上，先秦经典中根本未提及屈原，其知名度还远不及《论语》里的楚狂人接舆。接舆作为一介隐士，唱出了楚之悲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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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有优良之政教，自然引得楚国君臣共慕。《韩诗外传》里有一则从《庄子》书中“偷”来的故事，只是把主角从齐桓公换成了楚成王。话说楚成王在殿上读书，轮扁在下面造轮子，他问成王：“未审主君所读何书也？”成王答道：“先圣之书。”轮扁说：“此真先圣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说：“子何以言之？”轮扁解释说：“以我做轮子为例，以规画圆，以矩画方，这手艺是可以直接传给子孙的。但假如用三根树木切切实实地来做一个轮子，就讲究心手相应，运用自如，其中奥妙不可言传，当然无法传给子孙，所以我传给子孙的技艺只能是糟粕了。同理，古人和他所不能传授的，都已经消失了，那么您所读的，也就是古人的糟粕。因此，尧舜之制是可以学会并且加以改进的，然他们晓谕人心的方法则是学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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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优秀文明自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需要大量优秀的求学者，好在楚国士人也心向往之。“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从器物上看，周人慎饮限酒的节制精神也传到了楚国，今日罕有的青铜禁竟在楚国得以发现，楚康王时令尹子庚的墓中便出土了一座精美绝伦的云纹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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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与诸夏互动日长，必难固守旧文化。先是周朝雅正文化的侵入，例如公元前6世纪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后是儒家学说的传播，例如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中儒家文献已占绝大多数。于是，神权逐渐衰落，政权趋于中国化，楚国不可避免地进入阵痛期，创作《离骚》与《天问》的屈原就是这个大时代苦闷者的代表。“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楚辞·天问》）此便是对华夏政治话语与天命观的总质疑。中国文化是求生的文化，不是向死的文化，屈原与后代的海子、顾城等自杀诗人之所以如雷贯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成为了文化传统中的另类。对于异端，包容的中华文化总是予以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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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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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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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庄子》与《楚辞》中两篇《渔父》，便可感受儒、道交锋。从《渔父》可窥楚国“进步人士”的心理，正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者”被刻画成睿智者的形象，此倒显出了楚国进步的深广度。据《新序·杂事二》所录，楚国的一名渔夫将自家吃不完卖不掉的鱼进献给楚王，楚王从中悟出了大道理。楚国当然经历了诸神破灭的大变局，世俗化一朝得道。《史记·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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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在不断削弱的态势下，逐渐与诸夏融通，调整了战略思维，真正服膺于天下观，踏踏实实地变为华夏圈的一分子。正是“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华夏”（《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国最终加入东方联军共同防范崛起于西陲的虎狼之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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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4.3 西方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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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被视为“天下之仇雠”，这个“天下”当然包括楚人。楚威王立场鲜明，他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史记·苏秦列传》）在中国古代的占星学中，天狼星正是主侵略之兆的恶星，《楚辞·九歌·东君》以天狼星喻秦，那么“射天狼”便是抗击秦国。楚国一度加入了攻秦的九国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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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与秦从文化气质上看是该做友邦的，楚威王与秦始皇皆有“埋金”镇金陵王气的传说就是一证。然而从“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汉书·郊祀志》），到秦的《诅楚文》，再到“亡秦必楚”，秦楚可谓宿敌。试看以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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