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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说到，玉石在周文化中十分重要，如果要从和氏璧演变为传国玉玺的过程中找出些寓意，那么就是楚王的有眼无珠与秦王的夺宝雄心相映成趣。秦国确实有着非凡的气象，且不说那混成且晚出的《吕氏春秋》，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赴鲁国访问，乐工为他歌唱《秦风》，季札感慨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季札当然知道嬴秦起于周人故地，他从乐声中预言秦国未来可能像周一样。至于这类“夏声”究竟如何，李斯做了比较：“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谏逐客书》）乐舞《激楚》的宗教狂躁实在缺乏谨严的军国气质，我们若倾心于“兮”字语助充盈的柔软“楚辞”，再去读《无衣》这类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军歌，想象秦军士兵赤裸上身，一手持武器，一手夹俘虏，腰间悬挂几颗人头在沙场上拼搏的情景，便知道秦剪灭六国是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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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公子无忌评价秦国：“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这已经在文化上将秦归为蛮夷一类。落后残暴是秦人的特点，他们人殉与人祭的恶习齐全。秦穆公死时，殉葬人数多达177人，良臣之子奄息、仲行、针虎也在其列，秦国百姓为之哀恸，作《黄鸟》之诗。秦穆公还曾一度想以晋惠公祭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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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部族的精气神自然远远不够，秦为了富国强兵，早早尝试取消贵族特权。而在兼并战争开启后，嬴政不仅逐步销毁各国的历史记忆，还大力迫害各国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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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之所以势不可当，并不只是因为地杂西戎，民风彪悍，因再彪悍的刁民也被秦法管得严严实实；也不是因为愈靠东方的国家愈富庶，而愈富庶民风愈怯懦，当年齐国也跟着秦国攻楚，共斩首八万，此论也无法解释秦末骁勇的山东豪俊。制度塑造人心，且看今日美军，国家不可谓不富，而军力却也是冠绝天下，可见关键在于军工水平与军事制度。军队战斗力最强的当属秦国，而强大的根源就在秦国的制度创新。这满眼的物是人非，正是由商鞅变法所确立起来的新制度，动员起了全部的力量，使秦成为了一个狂热的黩武国家，一架高效残暴的战争机器。韩非子认为，东方六国的军队之所以不像秦军那样英勇，不是因为他们怯懦，而是因为东方六国的君主“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战场上的彪悍同时也是逼出来的。秦律规定，战场上降敌的士兵，“诛其身，没其家”，不屈战死的，爵授其子，如果该人未死归来，作逃兵处理，沦为奴隶，并剥夺其子的爵位，更要惩办其同伍。秦将军白起攻下楚国郢都后，秦昭王感叹道：“将军怎么能够以少胜众，真是用兵如神啊。”白起说这不是因为他指挥高明，而是楚人“咸顾其家”。神权衰颓，楚人已做不到秦人那样的“勇于公战”。《新书》《新序》皆录一故事，说在魏、楚边境，两国边防兵营皆种有一定数量的瓜，魏国的士兵努力浇灌培育，因此“瓜美”，而楚国的士兵则较为懒惰，故“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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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工生产领域，秦人制定了四级管理制度，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实行问责制。一件武器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里，责任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武器上，以便出现质量问题时查找到相关的责任人和生产时间。此谓“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如此，兵工厂能高效、高质、高产地完成任务，而问世的武器竟达到了标准化，零部件甚至可以互相替换。此外，秦国占有中国最佳的产马区，而他们本就是靠养马起家的，兵马俑坑里的马匹都是六颗牙，表明战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青壮年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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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曰：“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换句话说，就是秦人以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与不及天下三成的人口，创造出天下的六成财富。这还是归功于商鞅的耕战方针。由是观之，始皇一天下，“非幸也，数也”（《荀子·议兵》），此非运气，反是势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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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4.4 要害之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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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若是秦楚势不两立，那么真要“楚亡而天下并矣”。秦要在南土有所作为，楚是其最大障碍。而峡江地区之巴地，正是秦楚争锋之胶着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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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商王国的强敌之一“虎方”即在南土，江汉洞庭地带弥漫着虎崇拜，他们是庞大的族系，应是后来诸蛮的重要源头。其中，巴族以虎为图腾，其有本可查的部落首领为廪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武王伐纣时，八百诸侯中的“巴师勇锐”。周人革命胜利后，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巴子，故为巴子国，简称巴国。以上历史皆为一种民族想象的追溯。巴人原居川东鄂西之间，观商代之始终，巴方与荆楚都是南方不可忽视的势力。乌江古称巴江，诸位再看巫山、巫郡之称，便知巴人巫风盛行、势力庞大。因楚人渐起，称霸江汉，周人为抵御其北上，封建“汉阳诸姬”。周朝甘大夫襄如是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当然，还有“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桓公六年》）。新的格局是巴楚虽比邻而居，他们有合作，如派遣联军攻打邓国，也有联姻，如楚王的“巴姬”。一部分巴人仍移入楚境，另一部分则进入蜀地（以至后来巴、蜀文化的交融）。这种情形发展至战国，巴人成为楚国境内较大的族群之一。巴人已发展出特有的民族乐器虎钮錞于与特色兵器柳叶形剑，楚都郢流行着巴人乐歌，即《下里巴人》，当时“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千人”，可见巴人融入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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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双方摩擦也不少。楚既对巴族的渗透忧心忡忡，也对巴人的领地虎视眈眈，最终发动了灭巴战争。楚国得胜后一度保留巴王，以作为统治巴地的傀儡。这种不绝祀的民族政策虽善，但相较秦国的坚硬体制，在军事上还是大大不如。张仪曾言：“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史记·张仪列传》）秦军一路斩首夺下汉中，公元前316年，秦军在征服蜀国之后，将蜀君改称为侯，并在两年后派陈庄相蜀。蜀郡成为了秦帝国的重要兵工厂。同样是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俘虏巴王，改在江州（今重庆）筑城，设置巴都，一举将巴地纳入郡县体制，打通入侵楚国的西部通道，而骁勇的巴人很可能沦为秦人的“雇佣军”，楚国西境的黔中郡与巫郡首当其冲。不容忽略的是，蜀郡太守李冰用了八年时间建成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粮草的充沛加速了征服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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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8年，雄心勃勃的秦武王对他的右丞相甘茂透露，他想通行三川，征服周王城洛阳，死而无憾。由于秦韩边界相错如绣，第二年，秦便攻占宜阳（韩国重镇，今属河南省洛阳市），斩首六万人，并渡过黄河，在武遂筑城。魏国太子来访，武王与孟说举鼎比试，结果折断腿骨，不久竟去世。因武王无子，秦之国运一度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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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将楚怀王扣留于秦，“要以割巫、黔中地”。楚怀王自然不肯，于是从公元前280年开始，司马错领秦军发动对楚的大规模战争，“因蜀攻楚黔中”，先后拿下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阳附近）、西陵（今湖北宜昌西）等地。秦为“水德”，秦军对河运的使用便远超前代。楚国著名的辞赋家宋玉曾以《高唐赋》歌颂巫山风物，赞曰“珍怪奇伟，不可称论”，用心于规劝襄王不要放弃巫郡、黔中郡。然而，楚国还是败下阵来，秦军一路攻陷楚郢，楚都被迫迁陈。随着秦楚的攻守易势，传说中的“巴子兄弟五人”即巴人的分支流落五溪地区，后世又有“武陵蛮”“五溪蛮”之称。秦军最终得以饮马江北，在占领区新置南郡，更接管了之前双方争夺激烈的黔中郡与巫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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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黔中郡的郡治可能在今湖南沅陵县一带（一说洪江市黔城镇），后人皆以为汉代才有沅陵一县，实际上在里耶秦简出土前，迁陵县也被认为是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秦人应是调整了行政区划，将巫郡与黔中郡大部统纳入新置之洞庭郡，并迁郡治于边城里耶一带。作为有大量“移民”的军事重镇，“迁陵”之名重在一个“迁”字，王莽后来还将“迁陵”改为“迁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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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要迁郡治呢？湘西在战国时期主要为楚所有，境内多有楚墓发现，而参照之前秦楚在黔中的胶着状态，可推想郡治沅陵反秦势力的强大，以至于征服者一度不能掌控局势，故另作他想。此外，也可能是因沅水与酉水于沅陵交汇，时有洪水泛滥，不宜设置船厂。迁陵（里耶）临酉水上游，非高峡深谷，河流平缓，且地理位置更靠近秦方，即巴郡与南郡，所以将郡治北移至边城里耶有战略意义。秦帝国建立了迁陵与巴郡、南郡的邮传线路，肩负重责的邮人通过观察滴漏，记录行驻地点与时间，确保政府信息传送的质量。里耶秦简中有军需调拨记录，例如迁陵所产的弩臂输出到临沅、益阳等地，而洞庭郡的军械则要运往巴郡、南郡、苍梧郡乃至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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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传闻“二酉”山中有千卷藏书，是秦人隐学留下来的（“二酉”渐成为藏书丰富之代称，二酉山也被认为是“书通二酉”出典地，从此“学富五车”多与“书通二酉”并举）。其实，藏书传说在武陵山区流布甚广，湖南沅陵县内有大酉、小酉二山，辰溪县内有大酉山与大酉洞，重庆的酉阳县也有所谓的“二酉洞”。据里耶秦简所示，迁陵与酉阳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说秦博士伏生为避“焚书坑儒”从咸阳抢救出千卷书简藏于此洞中，绝对是无稽之谈。伏生壁藏《书》是可能的，但千里辗转而洞藏是根本不可能的。从此说倒能窥见暴秦摧残文化留落在民间的心理阴影。从数量上推测，这些书卷更可能为当地秦人的官署文书，而所谓秦人避地隐学极可能是退避之意。之所以闻有书而不见书，盖书简早已被毁。黄庭坚诗云：“巴山楚水五溪蛮，二酉波横绕龙蟠。古洞寻书探奇字，思怀空吟三千年。”（《朝拜二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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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天下皆知其所在，而“洞庭”又不得其详，洞庭郡则更不知所终。历来研究秦朝四十八郡并未言及洞庭郡，然而里耶秦简上却清清楚楚地写着“迁陵洞庭郡”的字样。可确定的是，黔中地不临长江，而洞庭在江南而非江北。由于商、周以及诸夏的核心区域都在北方，“南土”一直以来便自成一世界，别有气象，而洞庭地区则是南土的中心地带。吴起曾道：“昔三苗之居，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战国策·魏策》）《韩非子》曰：“三苗之不服者，衡山在其南，岷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其实，“黔中”“云梦”“彭蠡”“江南”“沅湘”“洞庭”等这些地区都是“南土印象”，自然成为秦王征服南方计划中重点或难点。此类北人视域中粗略的概念并不清晰，就如那北方的“河南”“河内”。这些地区多有交集，对于这些复杂情况也只有泛泛之谈，但其战略价值却是十分明确。这就像“三苗”，考究起来是海纳百川，无所不包，实际上也还是一本糊涂账，但其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是真真切切的。此时的洞庭还是河网切割的平原景观，尚未形成大湖，但已可见“洞庭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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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22年，楚怀王正式颁发给鄂君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凭证，其中“舟节”规定：鄂君使用船只的限额是150艘。自鄂出发，一年往返一次。水路的范围涉及今汉水、长江、湘江、资水、沅水、澧水等。屈原当年行至黔中郡（屈赋中提到“辰阳”“溆浦”“枉渚”），自有一番对史地民俗的细致考究，他当然发现了沅、湘二水合于“洞庭之波”，于是，他以及后来的“楚辞”作者所用之“沅湘”与“洞庭”，在地理上多有重叠处。秦人攻入沅湘流域，依照沅、湘流向在自己的文书系统里改置一个崭新的洞庭郡，倒也不显得突兀了。抑或屈原笔下的洞庭、沅湘，宋玉笔下的巫山、云梦，都是秦王之垂涎胜地，秦王觉得既然拥有了传说中的洞庭，那么就该有一个洞庭郡，这本不需要什么堂皇理由。何况，秦国宫廷有楚人势力，宣太后、相国魏冉（亦称穰侯）、华阳夫人都是楚人，当年吕不韦煞费心机地教异人身着楚服去面见华阳夫人，便收一见如故之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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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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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魏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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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登上著名的章华台，此浩大的建筑群是楚灵王时“举国营之，数年乃成”。《左传·昭公七年》载：“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此应有炫耀国力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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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飨客于章华之台上，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国亦有此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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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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