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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华台固然是天下第一高台，然而据《水经注》所记载不过是“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楚王立于其巅不可能将河山看透。没有什么“左江右湖”，楚王只是在游园骋怀，直把“层台累榭”当作江山图画，雄心轩翥而翔飞也，巫山、长江、洞庭之胜景奇观一一生于眼底，仅此而已。若真如此，洞庭郡也就是秦王的美梦成真。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终于南下洞庭，当时风大水急，颇有当年周昭王南征之难堪，他于是愤愤问道：“湘君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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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里耶秦简中多次提到的“南郡”“巴郡”“苍梧郡”，洞庭新郡的东界应接今日洞庭湖一带，但绝对与管理湘资流域的长沙郡无涉。长沙郡领有今洞庭湖以南的广阔地带，长沙郡在汉代被置为长沙国。据里耶秦简可知，洞庭郡只辖迁陵、酉阳等三县，无乃太少乎！而统计里耶秦简可得出秦始皇三十二年时迁陵人口为55534户，竟比汉代长沙国下辖十三县的43470户还多。显然，这是一个军事占领区。据简文记载，迁陵县服劳役之人一年内七个就要死掉一个，而某一年仓徒簿上记录在案的隶臣妾多达4376人。此外，秦帝国南北经济程度也不均衡，故人口、城乡分布格局迥异，北部之郡多小而细密，南方之郡则大而宏阔，所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故绝对不能因县的多寡来判断郡的大小。迁陵无疑是一个超级大县，而迁陵县廷与洞庭郡府也可能因此必须分立，没有合署办公，以至于需要邮人往来其间递送文书。随着故黔中地区的深入开发，汉代武陵郡已下辖十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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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周时期，“郡”“县”之设置本就是应战争需要，自然随形势变化，时间有长有短，规模有大有小，建制有立有废，学究万不可将所有的郡都看得如此正式。可以肯定的是，除洞庭郡外，秦人在自己的文书系统里定义了形形色色的郡县，这些郡县的命运皆不同。公元前223年，嬴政灭楚后在今扬州一带筑高台、置邮亭，这是高邮县的来历。高邮别称秦邮，是中国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这个水乡也是文学家汪曾祺先生的家乡。“高邮”此名用得长，关键在于汉人的认可。秦人征服之梦毕竟做不长，楚国之黔中郡有百年以上的建置，积淀颇深，洞庭郡之名实难叫响，因其不会受“土著”的欢迎，即便秦王朝大量移民于此也无济于事。且看楚后期迁都频繁，郢虽早已不在湖北江陵，兜兜转转却仍保留着旧称。地名随人而迁之事在史上并不少见，此即是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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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郡随着秦帝国的崩塌而被淡忘是自然的，而它作为暴秦征服的产物，也不会得到汉室的承认。汉初便因袭改置为义陵郡（武陵郡），县治重返沅陵一带的义陵县（今溆浦），而迁陵的治所也从龙山县的里耶镇移到了保靖县的迁陵镇“四方城”。二世而亡使得秦人的洞庭梦只能永久地停留在官方档案中，史家仍记下年代更为久远的旧称——黔中郡。直到两千多年后的公元2002年，考古者在“中华第一井”中将37000枚秦简捞起，这个历史天空中流星般的洞庭郡才重新被人“发现”。里耶秦简记录的年代略早于《死海古卷》，为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31年）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23年间地方官府的文书或文书副本，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司法、地税、邮政、史地、历法等多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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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赵壹说秦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又“军书交驰，羽檄分飞”，可知征服地需处理的事务相当繁重，这要求秦帝国在公文字体、书写工具以及信息交换的效率等方面寻求突破。云梦秦简可证隶书早已有之，绝非始出秦御史程邈之手，程邈顶多是个搜集整理者。而从里耶秦简还可以窥见“书之有隶生于篆”（刘熙载《艺概》）的真貌，“九九表”上更是大量使用叠字符号；书写工具笔锋刚锐，笔触细致，墨汁附着性好，可见毛笔已发展成熟，故秦将军蒙恬首创毛笔的传说虽也无稽，但其改良毛笔却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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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的文书收发更是精确到时分，在境内实现了“秦朝时间”，正是“咸阳一片月，迁陵共此时”。这些经略的宝贵经验大多为汉帝国继承，“汉人”开创了全新的局面，秦时明月终悬在了汉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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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4.5 面朝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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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南土的庞大族系，“巫风”可谓其文化之总特征，而“文身断发”是其典型的体貌特征，地方风情更是不同于中原，乃“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记地传》）。越人长期处于原始状态，主要是以楚文化作为桥梁来接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各地发展程度不一，直到春秋时期才出现像样的国家。从出土器物来看，越国王室的华化程度颇深，故越王勾践说出“胡重于鬼神而自轻”（《国语·吴语》）这般话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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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越是南土的一对冤家，水乡毗邻，东海称王，此消彼长，胜败交替，又是一件神权王国思想领域动荡、信仰机能衰退的典型案例。因两国宿怨波及中原，以至于“吴越”后来成为关系不睦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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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越春秋》记载，吴“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在华夏文明圈的边缘，尚未健全国家建制的吴自然被视为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蛮夷。公元前584年，晋景公派申公巫臣至吴传授车战射御的技术，并唆使吴背叛楚国。在晋国的扶植下，吴迅速进步，并挤入天下格局。公元前522年，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当上相国。他教给吴王阖闾“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府库”等“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之道，使吴国具备争霸实力。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以军事家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联合蔡、唐伐楚，攻占楚国郢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吴国终于显名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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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吴王阖闾松懈之际，越王允常偷袭吴国。吴王阖闾之弟夫概也潜回吴国自立为王。这边厢，楚大夫申包胥哭秦廷七日，求得援兵。吴王阖闾一时腹背受敌，被迫跟楚国讲和，匆忙回师保住王位。楚国幸得死而复生，楚昭王重整河山，采取“联越制吴”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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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阖闾在公元前496年与越王勾践的战争中被击伤，不治身亡。其子夫差继位后，不忘父仇，持续向越国施压。据《国语》所见，越国已将吴王夫差尊称为“天王”。越国终究没能顶住侵略，勾践与五千残部被吴军包围于会稽山。谋臣文仲、范蠡说服勾践忍辱图存。吴相国伍子胥则力主一举消灭穷寇，以绝后患。吴太宰伯嚭既贪图越人的贿赂，又嫉妒相国伍子胥的功劳，极力怂恿吴王答应越国的求和。吴王夫差开出了条件：越国必须臣服于吴国，并要勾践到吴为奴三年。驱使敌方首领为奴，此正是部落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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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被释放回国后，坐卧饮食不忘先尝苦胆，借以牢记会稽之辱。范蠡为勾践制定一套深入推进“华化”的方针，越国很快恢复元气。相反，吴王夫差逐渐走向腐化堕落，偏信奸佞，杀害忠臣，政治日趋腐败。夫差一心想北上争霸，公元前482年的黄池之会使吴国达到了北上称霸的目的，但也标志着吴国霸业的终结，因为就在夫差参会之际，越王勾践率兵偷袭，掀起了对吴国的反攻浪潮。大胜之后，勾践率军北渡淮河，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市）与齐、宋、晋、鲁等诸侯会盟。周元王正式派人赐给勾践祭肉，命他为霸主。此后，勾践为长期称霸中原，迁都琅琊（今山东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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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水军发达，“舟师”几成独立兵种，其中有楼船（指挥船），桥船（轻快战船），大翼、中翼、小翼三种战舰以及突冒（船首装有冲角，用以撞击敌船）等多种战船。在江南泽国作战，能灭掉越国的也只有楚国了。《墨子·非攻下》曰：“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前已提及，楚、越之间早有战争。楚悼王曾任用吴起“南平百越”，里耶秦简中又见“越人以城邑反”，可见征服者又必须处理新的民族矛盾。直到战国中期，越国才被楚国打败。在之后的时间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又陆续出现了干越、扬越、南越、闽越、瓯越、骆越、夷越等政权，统称“百越”。故近世有越南史家认为越南的疆域应重返历史上的“百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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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消灭楚国之后，直接面对新的敌人。南土靠近南海的广阔地，是神秘的百越之地。这里地形复杂，族群众多，秦国的征服战争不会休止，也就必定会有“秦始皇三征岭南”之事。秦人为了征服岭南，不惜工程浩繁开凿了沟通湘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灵渠，这个向南源源不断输送物资的水道是世界史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秦军先后三次发动对土著的血腥战争，至于具体年月则聚讼纷纭。第一次由屠睢率50万大军侵袭百越，在西瓯部落联盟首领译吁宋的带领下，西瓯部落联合众多土著击退了秦军的侵略；之后任嚣和赵佗率军队再次南下攻取，大获成功，得以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最后一次是赵佗强攻瓯骆，自此山高皇帝远。越人虽散入丛林，又与鱼鳖同处，但仍是难以驯服，他们以舟为居，出没江海，坚持抗击秦军。这一批越人，可能形成了中国史上最早的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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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与其说有“爱国”之心，不如说他们有“爱爵”之心，征服者天下为家。随着秦帝国的迅速瓦解，赵佗没有选择北上勤王，而是吞并三郡，自立南越国，先称“武王”，再号“武帝”，雄踞南方。南越国官署遗址便出土了“萬歲”字样的瓦当，而在一口砖井中更发现了作为王宫档案的“南越木简”。南越国日后正成为汉朝南疆麻烦的制造者，此乃郡大之弊，足为后世鉴。不过，正是由于南方洞庭郡等“要害之郡”的铺排，秦始皇才能如此迅捷地侵入南土。当然，秦人南方的郡都曾作为边地要塞，其名大多浅近粗糙，“洞庭郡”多少还有些底蕴，更早的“巴郡”“蜀郡”也算精准，而“南郡”“南海郡”则为混沌，“象郡”则为囫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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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熊渠说出“我蛮夷也”之时，已显露出楚人的民族意识，壮怀激烈的楚人很可能成为南方的匈奴，而与华夏文明长期对抗。然而，由于地缘关系，楚人的回旋余地并不大，且不论发展为海洋帝国，也不说远徙数千里另辟天地，即便拓土也只能北上拼争，涉淮逾泗，重重受阻，胜负往还，时进时退。同其他南方“蛮夷”一样，因地理上受制于东海与南海，与华夏融通便是其宿命。因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名楚，秦史记将“伐楚”说成“击荆”，而在管理故楚地时注明荆籍，此有避讳之需，也有贬损之意。当秦末陈胜揭竿而起之时，将自己的政权取名为“张楚”，自称“楚王”，可见他是以“张大楚国”的旗号来凝聚人心，此刻的楚似乎代表着华夏诸侯的集体利益，要去完成对秦帝国的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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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在探讨“仁内义外”的命题时曾说：“是我的弟弟我便爱他，是秦国人的弟弟我则不爱他。……我恭敬楚国的长者，也恭敬自己的长者（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秦、楚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已使深陷乱局的华夏世界遭受到空前的生存挑战，魏国就曾以中原最强之晋国的继承者自居，努力寻找自强的方略。孟子给出了“仁者无敌”，他坚信王道、仁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也”（《孟子·梁惠王上》）。然而，孟夫子“省刑罚”，“薄税敛”的主张完全沦为军国主义时代里的逆流，必不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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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越称王的竞赛中，吴越败给了秦楚，而秦楚数百年的博弈也最终分出了胜负，秦走得最远，走出了第一个皇帝。两个曾为蛮夷的邦国为华夏文明完成了对南土的经略，此后华夏虽偏安南土，依然可得“中国”之称。在秦灭楚之前，真正有能力侵入南楚腹地的势力只有吴、越，诸夏也无纵贯楚境而下者。在此后的两千年中，蛮夷为华夏“作嫁衣”几乎成为俗套，华夏反过来继承蛮夷的政治军事遗产也被视为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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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稻谷产自中国的江西万年县，时间约在一万两千年前。这是南土人群在史前时期书写的重要一笔，然而，这一笔更像是洪荒中的一道闪电，没有迸发出灿烂的文明。毋庸置疑，经略南土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关节，从前模糊神秘的南方图景逐渐明朗清晰，“南人”不再外在于华夏，南北之别开始属于中国内部的分化。今日悬挂于岳麓书院门上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便是一副融合南北的集句联，上联“惟楚有材”取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即“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即“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王维诗云“红豆生南国”，此种相思之情是幸福的，因为在《诗经·大雅·江汉》中还是“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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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五话 鱼肉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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