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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消灭楚国之后，直接面对新的敌人。南土靠近南海的广阔地，是神秘的百越之地。这里地形复杂，族群众多，秦国的征服战争不会休止，也就必定会有“秦始皇三征岭南”之事。秦人为了征服岭南，不惜工程浩繁开凿了沟通湘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灵渠，这个向南源源不断输送物资的水道是世界史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秦军先后三次发动对土著的血腥战争，至于具体年月则聚讼纷纭。第一次由屠睢率50万大军侵袭百越，在西瓯部落联盟首领译吁宋的带领下，西瓯部落联合众多土著击退了秦军的侵略；之后任嚣和赵佗率军队再次南下攻取，大获成功，得以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最后一次是赵佗强攻瓯骆，自此山高皇帝远。越人虽散入丛林，又与鱼鳖同处，但仍是难以驯服，他们以舟为居，出没江海，坚持抗击秦军。这一批越人，可能形成了中国史上最早的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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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与其说有“爱国”之心，不如说他们有“爱爵”之心，征服者天下为家。随着秦帝国的迅速瓦解，赵佗没有选择北上勤王，而是吞并三郡，自立南越国，先称“武王”，再号“武帝”，雄踞南方。南越国官署遗址便出土了“萬歲”字样的瓦当，而在一口砖井中更发现了作为王宫档案的“南越木简”。南越国日后正成为汉朝南疆麻烦的制造者，此乃郡大之弊，足为后世鉴。不过，正是由于南方洞庭郡等“要害之郡”的铺排，秦始皇才能如此迅捷地侵入南土。当然，秦人南方的郡都曾作为边地要塞，其名大多浅近粗糙，“洞庭郡”多少还有些底蕴，更早的“巴郡”“蜀郡”也算精准，而“南郡”“南海郡”则为混沌，“象郡”则为囫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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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熊渠说出“我蛮夷也”之时，已显露出楚人的民族意识，壮怀激烈的楚人很可能成为南方的匈奴，而与华夏文明长期对抗。然而，由于地缘关系，楚人的回旋余地并不大，且不论发展为海洋帝国，也不说远徙数千里另辟天地，即便拓土也只能北上拼争，涉淮逾泗，重重受阻，胜负往还，时进时退。同其他南方“蛮夷”一样，因地理上受制于东海与南海，与华夏融通便是其宿命。因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名楚，秦史记将“伐楚”说成“击荆”，而在管理故楚地时注明荆籍，此有避讳之需，也有贬损之意。当秦末陈胜揭竿而起之时，将自己的政权取名为“张楚”，自称“楚王”，可见他是以“张大楚国”的旗号来凝聚人心，此刻的楚似乎代表着华夏诸侯的集体利益，要去完成对秦帝国的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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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在探讨“仁内义外”的命题时曾说：“是我的弟弟我便爱他，是秦国人的弟弟我则不爱他。……我恭敬楚国的长者，也恭敬自己的长者（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秦、楚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已使深陷乱局的华夏世界遭受到空前的生存挑战，魏国就曾以中原最强之晋国的继承者自居，努力寻找自强的方略。孟子给出了“仁者无敌”，他坚信王道、仁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也”（《孟子·梁惠王上》）。然而，孟夫子“省刑罚”，“薄税敛”的主张完全沦为军国主义时代里的逆流，必不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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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越称王的竞赛中，吴越败给了秦楚，而秦楚数百年的博弈也最终分出了胜负，秦走得最远，走出了第一个皇帝。两个曾为蛮夷的邦国为华夏文明完成了对南土的经略，此后华夏虽偏安南土，依然可得“中国”之称。在秦灭楚之前，真正有能力侵入南楚腹地的势力只有吴、越，诸夏也无纵贯楚境而下者。在此后的两千年中，蛮夷为华夏“作嫁衣”几乎成为俗套，华夏反过来继承蛮夷的政治军事遗产也被视为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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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稻谷产自中国的江西万年县，时间约在一万两千年前。这是南土人群在史前时期书写的重要一笔，然而，这一笔更像是洪荒中的一道闪电，没有迸发出灿烂的文明。毋庸置疑，经略南土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关节，从前模糊神秘的南方图景逐渐明朗清晰，“南人”不再外在于华夏，南北之别开始属于中国内部的分化。今日悬挂于岳麓书院门上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便是一副融合南北的集句联，上联“惟楚有材”取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即“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即“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王维诗云“红豆生南国”，此种相思之情是幸福的，因为在《诗经·大雅·江汉》中还是“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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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五话 鱼肉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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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疲民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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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典卫城到庞贝古城，这类西方的“大块奇观”能供后人游目骋怀，而回头再来审视这东方一枚枚得来不易的简牍，真不免有几分唏嘘。中国之建筑传统有着深厚的土木情结，由“栋”“板”“椽”“栈”“桥”等字可知。土易溃散，木易折朽，不耐兵燹虫蛀，故中国的先秦建筑多难留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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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茂盛的地理环境固然是中国人好用土木的一大原因，然中国各地均不缺石料，而石之坚固又明显胜于木质。为何立国规模不让于近代欧洲列强的周代诸侯没有贡献出建筑奇观？即便是讲究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如城墙，也都是夯土城墙，“城真不高也，池真不深也”。砖城墙的高峰期甚至要到明代，此必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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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用土比用石轻便得多，以贵族、国人之烈，以君王之孤，劳民伤财的工程并不那么容易动工。大贵族单穆公曾告诫周景王不要忘了规格，他说：“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国语·周语下》）晏子也对劳民以筑台造钟的齐景公说：“君者，不以民之哀为乐。”凡事有度，不可僭越，而衡量轻重、绳墨曲直、规矩方圆，此皆礼制的妙处。当然，诸侯的某些卫生条件实在寒酸，如晋景公就是在如厕时掉进坑里死的（《左传·成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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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尊古的好处显出来了，毕竟上古的黄金时代就供奉在前，贤臣们会说，伟大如文王，也只是用民力建个高台、挖个池沼，绝不与民争利，民众自然欢欢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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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极力追美上古，他说禹当年是“卑宫室而恶衣服”，如今之君主理应“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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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节用》：“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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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舜得天下前是“饭糗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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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说君主“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荀子·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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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左传》显示，当时诸侯大规模筑城多是应战争所需。《管子·牧民》便有一段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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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忧劳，我佚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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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贫贱，我富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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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危坠，我存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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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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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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