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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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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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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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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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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战国时代极其可贵的声音，政府与人民之间应该是互为设想、彼此考虑的理智情感，而不是谁压服谁、谁臣服谁的失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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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看穿了“新王”们的变化，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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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佚（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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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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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先秦著名的高台多是华化未深的楚人所建？神权出奇观，此是体制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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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公元前5世纪初，吴国诞生了中国史上最早的运河，这就是扬州附近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但它竟是吴王夫差为了打仗而开凿的。而在人文精神高涨的华夏世界，“高台多悲风”，君主草菅人命甚至会成为下级发动政变的借口。当世的君主自然多是不合格的，孟子盼着五百年一回的王者来收拾他们。然而，当帝制运动推向顶峰，君主便无须再诚恳而羞涩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好色”，他们都变成了高大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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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公元前5世纪的魏国，邺县来了一个新县令西门豹，他主持兴建了“引漳水溉邺”的水利工程，其目的是“富魏之河内”。据说开了十二条渠，利用灌溉冲洗盐碱土地，改良恶田，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缓解了“河内”地区人多地少与粮食不足的矛盾。然而，当时的“民工”稍稍受累便叫苦，不愿继续，可见他们之前不常做这等功夫。西门豹是一个具有法家思维的人，他这样开脱疲民工程：“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此话稍加改动，便成了商鞅用以劝说秦孝公力排众议推行变法的名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鞅讲的“刑生力”就是强制劳动，由此推想，战国时代兴建的几项大型水利工程自然也经历过民怨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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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疲民的初级阶段，殊不知日后的秦帝国，每年将会有超过15%的人口服徭役。康德说：“人不能被判为奴，他只能自认为奴。”不同的制度对同样的人群，效果可能截然相反。欲知如何使人异化，必先懂得“有治人无治法”的道理。“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管子·七法》），此便是典型的法家思维。有此思维，秦帝国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而到了鞭笞天下，作为巨型奇观的长城与阿房宫便产生了诞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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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抗击匈奴，素来被认为是保全百姓，大功一件，但秦何尝不是为了自保。周末之“鱼肉”只有两个结局，一做秦治顺民，二为蛮族屠戮。所幸匈奴也是秦国的敌人，秦国必然担起抗击匈奴的重责。可秦国并无决心征服北方劲敌，它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镇压六国上，故只能与“草原帝国”封疆划界。同时，政府动用大量劳力连接起诸侯的长城以作为北部防线。必须指出的是，秦朝夯土长城的保护作用实际上微乎其微，非但封锁不了敌军路线，到最后还得移民实边，构建人肉长城。质而言之，夸大长城的保命作用是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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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秦始皇陵的修建更是直抵疲民的巅峰。修陵人可分三类：一是工匠，一是囚犯，一是“以工抵账”之人，即无钱交罚款的违法者。帝国之恶，正由他们口传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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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长城虽已湮没，但中国人还是深深地记住了秦始皇。可有两句诗却是这样写的：“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纵横家苏代还有一说：“民力罢敝，虽有长城、巨防，恶足以为塞。”（《史记·苏秦列传》）秦因了时势，造了时势，最终也亡于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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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5.2 法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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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性格浓郁的中国政治不易原生出“国家机器”这样的冷血术语。在中国人这里，“国家”一词既然与“家”有关，又如何会成为“机器”呢？如果“国家机器”一说成立，又凭什么说机器本身是恶的呢？人民与政权之间又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温和的？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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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乃儒家五常之一，《说文》：“信者，诚也。”孔子有一个12字的理想，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曾子说他每日都省察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可见，朋友之间重一个“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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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无信不立，这既是国家信誉问题，也是市场道德问题。如何树立如此重要的“信”呢？儒家有言：“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荀子·君道》）然而，国家既是“父母之邦”，市场也不仅仅是交易（应是分工共济，互通有无），那么人民与国家为何不能行朋友之道呢？何须生造对立，以致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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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子·感德》：“书契所以立公信。”商鞅欲推行变法，却担心百姓不信任，便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将其搬至北门，赏十镒黄金。起初没有人敢去尝试，此种犹疑乃是人之常情。商鞅于是宣布赏五十镒黄金，终于有一人出来将木杆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兑现奖金，以表明信誉。“小功得大赏”，这是新政释放出的讯号。然“以明不欺”实是大欺，此乃以巨额利益拉近与平民的距离，从而树立“为国打工”的劳役关系。此风一开，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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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斗小民向来易对“剩余价值”之类的提法产生认同，转而拥护那些叫嚣消灭压榨与不平等的政权，但他们却无法觉察到深层次的陷阱，即人只能换来“剩余自由”与“剩余权利”。秦相吕不韦命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张出布告，竟称有能增减一字者，赏予千金。从“徙木立信”到“一字千金”，秦国以这样的“诱骗”树立起国家信誉。秦帝国并没有确立土地私有制，秦始皇三十一年的“使黔首自实田”只是一次全国性的土地统计，为的是方便政府与民众做“买卖”。土地的所有权仍掌握在国家手中，官府可以有偿借船、借铁器甚至借土地给人民，但保留收回的权利。所谓“身死而田夺”，在授爵制度下，秦帝国的授田与假田并无本质差别，因为钱财、爵位与劳役可以折算，若亲人犯了事，人们可用这些为亲人赎罪，实际上也就是退还了国家之前给予的甜头，民众或许觉得划算，但国家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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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秦国初推变法时还遇到了太子犯法的尴尬，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为了惩戒太子，便“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尊师重道的传统精神已让于威慑贵族的新政治形势。这一罚果然收到奇效，“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是小民的乐观，他们一旦目睹了贵族的斯文扫地，就会如释重负，更沦陷于人人平等的幻象，很快地适应国家的严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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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埋怨新法不便利的人之中有的已改变了态度，然而他们却被商鞅视作“乱化之民”，更被迁至边境。人民顿时战栗，不再敢议论法令。必须指出的是，商鞅的耕战方针可以使多少奴隶转为庶人，他的重刑政策就能使多少庶人和官吏沦为奴隶。同理，秦帝国消灭了一批世袭旧贵族，也扶植了一批军功新贵族。新法非但没有解放任何一个阶层，反而将整个社会压抑得密不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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