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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公元前5世纪的魏国，邺县来了一个新县令西门豹，他主持兴建了“引漳水溉邺”的水利工程，其目的是“富魏之河内”。据说开了十二条渠，利用灌溉冲洗盐碱土地，改良恶田，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缓解了“河内”地区人多地少与粮食不足的矛盾。然而，当时的“民工”稍稍受累便叫苦，不愿继续，可见他们之前不常做这等功夫。西门豹是一个具有法家思维的人，他这样开脱疲民工程：“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此话稍加改动，便成了商鞅用以劝说秦孝公力排众议推行变法的名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鞅讲的“刑生力”就是强制劳动，由此推想，战国时代兴建的几项大型水利工程自然也经历过民怨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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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疲民的初级阶段，殊不知日后的秦帝国，每年将会有超过15%的人口服徭役。康德说：“人不能被判为奴，他只能自认为奴。”不同的制度对同样的人群，效果可能截然相反。欲知如何使人异化，必先懂得“有治人无治法”的道理。“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管子·七法》），此便是典型的法家思维。有此思维，秦帝国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而到了鞭笞天下，作为巨型奇观的长城与阿房宫便产生了诞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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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抗击匈奴，素来被认为是保全百姓，大功一件，但秦何尝不是为了自保。周末之“鱼肉”只有两个结局，一做秦治顺民，二为蛮族屠戮。所幸匈奴也是秦国的敌人，秦国必然担起抗击匈奴的重责。可秦国并无决心征服北方劲敌，它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镇压六国上，故只能与“草原帝国”封疆划界。同时，政府动用大量劳力连接起诸侯的长城以作为北部防线。必须指出的是，秦朝夯土长城的保护作用实际上微乎其微，非但封锁不了敌军路线，到最后还得移民实边，构建人肉长城。质而言之，夸大长城的保命作用是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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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秦始皇陵的修建更是直抵疲民的巅峰。修陵人可分三类：一是工匠，一是囚犯，一是“以工抵账”之人，即无钱交罚款的违法者。帝国之恶，正由他们口传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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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长城虽已湮没，但中国人还是深深地记住了秦始皇。可有两句诗却是这样写的：“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纵横家苏代还有一说：“民力罢敝，虽有长城、巨防，恶足以为塞。”（《史记·苏秦列传》）秦因了时势，造了时势，最终也亡于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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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5.2 法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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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性格浓郁的中国政治不易原生出“国家机器”这样的冷血术语。在中国人这里，“国家”一词既然与“家”有关，又如何会成为“机器”呢？如果“国家机器”一说成立，又凭什么说机器本身是恶的呢？人民与政权之间又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温和的？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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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乃儒家五常之一，《说文》：“信者，诚也。”孔子有一个12字的理想，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曾子说他每日都省察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可见，朋友之间重一个“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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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无信不立，这既是国家信誉问题，也是市场道德问题。如何树立如此重要的“信”呢？儒家有言：“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荀子·君道》）然而，国家既是“父母之邦”，市场也不仅仅是交易（应是分工共济，互通有无），那么人民与国家为何不能行朋友之道呢？何须生造对立，以致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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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子·感德》：“书契所以立公信。”商鞅欲推行变法，却担心百姓不信任，便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将其搬至北门，赏十镒黄金。起初没有人敢去尝试，此种犹疑乃是人之常情。商鞅于是宣布赏五十镒黄金，终于有一人出来将木杆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兑现奖金，以表明信誉。“小功得大赏”，这是新政释放出的讯号。然“以明不欺”实是大欺，此乃以巨额利益拉近与平民的距离，从而树立“为国打工”的劳役关系。此风一开，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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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斗小民向来易对“剩余价值”之类的提法产生认同，转而拥护那些叫嚣消灭压榨与不平等的政权，但他们却无法觉察到深层次的陷阱，即人只能换来“剩余自由”与“剩余权利”。秦相吕不韦命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张出布告，竟称有能增减一字者，赏予千金。从“徙木立信”到“一字千金”，秦国以这样的“诱骗”树立起国家信誉。秦帝国并没有确立土地私有制，秦始皇三十一年的“使黔首自实田”只是一次全国性的土地统计，为的是方便政府与民众做“买卖”。土地的所有权仍掌握在国家手中，官府可以有偿借船、借铁器甚至借土地给人民，但保留收回的权利。所谓“身死而田夺”，在授爵制度下，秦帝国的授田与假田并无本质差别，因为钱财、爵位与劳役可以折算，若亲人犯了事，人们可用这些为亲人赎罪，实际上也就是退还了国家之前给予的甜头，民众或许觉得划算，但国家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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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秦国初推变法时还遇到了太子犯法的尴尬，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为了惩戒太子，便“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尊师重道的传统精神已让于威慑贵族的新政治形势。这一罚果然收到奇效，“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是小民的乐观，他们一旦目睹了贵族的斯文扫地，就会如释重负，更沦陷于人人平等的幻象，很快地适应国家的严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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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埋怨新法不便利的人之中有的已改变了态度，然而他们却被商鞅视作“乱化之民”，更被迁至边境。人民顿时战栗，不再敢议论法令。必须指出的是，商鞅的耕战方针可以使多少奴隶转为庶人，他的重刑政策就能使多少庶人和官吏沦为奴隶。同理，秦帝国消灭了一批世袭旧贵族，也扶植了一批军功新贵族。新法非但没有解放任何一个阶层，反而将整个社会压抑得密不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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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所以秦国最终会发展为只有少数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的国度。其实远离底层者无法真切体会新法的刻薄，商鞅不失势便不能知小民之苦，更不可能领会“兽恶其网，民恶其上”（《国语·周语》）的真正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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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蔽一至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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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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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民看到商鞅的自作自受或许又会快慰许久。“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此如同白日做梦。商鞅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无法投宿安歇只是社会管制的初级阶段，据里耶秦简中的通关文书显示，过关津必有凭证，如“符”便记着持有人之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甚至肤色等情况，信息详密程度高于今日之身份证。商氏法令若施行上百年，其效果是可以预知的，国家将不再满足人民的“勇于公战”，还会提倡士卒“安难乐死”。如此，传统的君民关系必然变质，法完全挤占了“爱”的空间，成为了“抛头颅”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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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入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复与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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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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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若睹此“绝爱道”之情形，必会痛心疾首。秦自以为得水德，尚黑，故秦始皇正式把“民”定称为“黔首”，便是向人民宣告今已是秦人天下。秦始皇收缴民间兵器之际，命天下酒肉欢庆，虽然营造不出一番“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景象，但至少也是“天下无异议”。实际上，莫说是卑微黎民，就是名士也未必能看清天下的走势。孟子讲：“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这话已然被后来的历史无情地否定了。此刻，只有那些接触到最上层的人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大梁人尉缭（未必是《尉缭子》的作者）接触过嬴政后，说：“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侯生与卢生也曾议论道：“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此真可谓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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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用严密的法网来控制社会，激励告密举报之风，并瓦解传统文化与宗族，挑战整个世道人心。于是，这个国家给后人留下了社会犯罪与奴婢众多的印象，这只是因为人民动辄得咎。秦国“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汉书·董仲舒传》）。一个人家里藏有《诗》《书》，会被政府烧毁，若还敢议论则处死；若是以古非今，批评时政，则灭族；一个老实本分的顺民可能会因邻居犯错而遭连坐，忍受无妄之灾；一个被官府盘剥而为生计所迫的扒手会被直接判刑；一个出于同情而不告奸者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可能会被腰斩；一个小民除了上沙场，一生中可能没有机会出境。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有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妇女行为规范，再看云梦《秦简》中的《告子》，说父亲告亲子“不孝”，请求政府将亲子处死；《迁子》是父请求政府对其子用刑，并流放偏僻的蜀郡，叫他终身不得离开。这就是异化的人妄图利用异化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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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哀哉！暴秦将人情之寡淡推向极致，也基于法家“告亲”的主张。例如秦律为夫妻相互告发预备了“福利”，而这种福利其实源自家庭本身，即检举者独占财产。又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本是人之常情，若亲友犯事不包庇，可以理解，知情不报同样可以理解，直到万不得已，才有“大义灭亲”。此种看似于法不容的风气实际潜藏着社会道德的底线，这种底线只有在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后才会显露出来，通晓世间人情的孔子自然看得到这一点。在暴秦的深刻教训之后，直到民国时期，历代中国政府都以法律形式保障“容隐”之合理性，故社会上并未大规模地发生近世“文革”中那样的人伦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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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是秦从邦国正式走向帝国的起点，是商鞅开启了中华帝国时代的序幕，而非始皇帝嬴政。故探讨秦制对中国的深远影响，并不只是为了批判秦始皇首先将“皇帝观念”带给了中国，也不是把此后所有的“专制生发”都归咎于秦帝国的短暂统治，而是为了厘清刑名法术之流对暴秦的铺垫以及秦以后专制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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