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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是否从来就是恶势力？绝对不可将话说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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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早年对维护联邦制作出巨大贡献，周朝经骊山之祸，赖秦伯得以复存，虽然之后仍不免“养虎为患”的传统戏码。秦律也不是一黑到底，它也有重证据的一面，如细致的现场调查与严格的法医鉴定。可这种早熟只针对受理案件，实际尚有一批不予受理的案件，政府甚至规定告状有罪。如“子告父母，臣妾告主”，官府便不予理睬。此处再次暴露“法”容易将不合理变为合理，以政权形式鼓励愚忠与奴性。秦帝国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尚留下一些珍贵的治理经验。陶希圣先生曾惋惜，“在历史上，数目字的记录极少”（《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黄仁宇先生更以官僚体系的“数目字管理”大做文章。然而，今人若去读里耶秦简，便知中国人早已注重“数目字”问题。只是秦人施政仍用等级刑法，支持以爵减刑，此还是一种陷阱，即在铺满钉子的道旁，政府做着补胎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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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5.3 胜者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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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在名位等级中最为贵，在宗法体系中最为尊，然而他却多受掣肘，不能专断独裁，因为在宗法之树上，大宗小宗盘根错节，天子虽不会动辄得咎，但也绝对害怕众叛亲离。在权力版图中，贵族们层层割据大片的疆域，这也是他们自爱、自尊、自矜、自大、自我满足甚至自我毁灭的名利场。春秋战国的诸侯们多自称“寡人”“孤”，岂是自谦足以解释？诸侯国多有弑君事件周期性爆发的痼疾，又岂是一句“意外”可以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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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此话不是从来便有，至少在先秦，世袭传递是天子权力交接的至上法理，不容更改。前已言及禅让，《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曰：“禅而不专（或作‘传’），圣之盛也。……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尧舜禹之间的禅让美谈在西周之后大事传播，这可能表现了周人的政治焦虑与怀旧思潮。笼统来说，孔门对禅让之高风亮节还是给予肯定的。但真正进入政治实践，此种精神理念很难得到正面评价。尤其到了战国，各种奇谈怪论更是层出不穷，禅让的传说成为诸子阐述治道的绝佳素材。如果墨子拥护禅让，那么只可能是因为“禅让”可当作“尚贤”的光荣先例；韩非子态度鲜明地将禅让视作篡位，劝当世君主小心提防；孟子与荀子对禅让的评价也不高，孟子更强调天授王权，荀子则认为天子无敌，不应有任何理由与力量终止他们终老其位。且不论谁的识见高明，这些观点无疑反映出君主在大变局时代所遭逢的严峻挑战，他们可能因为自身的平庸、暴虐、衰老或者动荡时局而陷入怨愤的舆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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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看官说说“狐假虎威”的典故。楚宣王听传闻说北方诸侯都害怕楚令尹昭奚恤，于是便求证于群臣。因昭奚恤颇有势力，一时竟无人应答。最后是魏人大夫江乙打破沉默，他说出一段至今家喻户晓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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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捕捉百兽来吃，有一天捉到一只狐狸。狐狸竟对老虎说：“你不敢吃我，天帝派我做百兽之长，你若吃了我，便是忤逆天帝之命。你若不信，可随我身后以验真假，看看百兽中有谁见了我敢不逃跑的？”老虎信以为真，便与狐狸同行，百兽见了果然纷纷逃跑。然而，老虎并不明白百兽是因害怕自己才逃跑的，却以为它们是怕了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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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乙于是开导楚宣王说：“现在大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却由昭奚恤独揽大权。所以北方诸侯害怕昭奚恤，其实也就是害怕大王强大的军队，这就像百兽害怕老虎一样啊！”江乙这段高明的讽刺（后来他还讽刺昭奚恤如看门恶犬）道出了君主与权相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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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贵族如果安分守己，尽职尽责，那么王权可能永难高昂。然而，这是理想化的图景，正是因为王权之有限，一些贵族反倒不能知足，无法节制骄气私心，而去一心钻营于家族势力的扩展，甚至利用宗法联系，暗通款曲，瞒天过海，结党营私，既危害司法公正，又破坏王土制，直接消磨着礼制的基石。表面来看，贵族间的私交、串联该是对王权更大的压制，但是贵族于逐利途中渐失其在平民中的传统印象，他们从有学识、见识、胆识之精英至于为人不齿的臭皮囊。结果自然是乾坤倒转，“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新旧贵族间的斗争被王权利用，王权的抬头又将逐步削弱贵族阶级的实力，直至消灭贵族。这一切可谓贵族的自毁长城。后人都以为消除等级制度是秦帝国之一大功。然而秦始皇自认的功德在刻石上写得很清楚，那是“贵贱分明”和“尊卑贵贱，不逾次行”。暴政下的等级仍在，只是换了装束，人民变为“平等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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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民联合赶走贵族似是近代欧洲的发展趋势，然而他们的王权之后又有民主之发展，东方却无此福分。王权在取得对贵族的胜利之后，便抛弃了人民。谁还会想到秦穆公曾说过“其君是恶，其民何辜”这样的慈悲话。君主与国人荣辱与共的时代已经过去，人民是天下的人民，这个天下是个跑不出去的天下。徐复观亦言：“吾尝谓专制之毒，甚于封建。盖对立封建之毒，尚可逃于天地之间；而大一统专制之毒，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故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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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小民吃了短浅的亏，一时受骗，但君主也只是一时得志。贵族没落后的朝政只能靠君主自为和直士谏诤。此间既缺乏有效压力，也无优生学保障，权力又极容易腐化堕落。当“哲妇倾城”“红颜祸水”的陈词都已无法解救层出不穷的昏君时，“钟无艳”的传说便诞生了。钟离春乃是丑女自荐，面谏齐宣王，结果她得立王后，齐国得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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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殷鉴”以来，中国文化中的“改过”思想便十分发达，西周的王官之学讲，东周的诸子之学也讲，一直延展开去。比较经典的论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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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这句警语充盈着天命观的浩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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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这句规劝则似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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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左传·襄公七年》）。这句断言便成了百炼钢，已经历史反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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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蔡桓公，即田齐政权第三任君主田午（前400年—前357年），据《韩非子》记载，名医扁鹊为其诊断，在病情渐次恶化的过程中连劝其三次无果，最后发现田午此人讳疾忌医，且已病入膏肓，自知难逃罪责，于是连夜逃往秦国（又是秦国），而田午果真很快病发身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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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午之后便是齐威王（前378年―前320年）当政，且看“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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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忌）曰：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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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齐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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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威王此举确实难能可贵。因为时值战国末期，士人眼里的先王已是自觉可敬的楷模，如“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吕氏春秋·不苟论》）。但他们哪里知道，先王是不得不如此，今日人主的开明只不过是小小的复古。群臣吏民又哪里记得这本是他们先辈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君民实际上都处于被蒙蔽的位置，而被蒙蔽的，都遭了大殃，食了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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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卑微，贵族倒下，社会便无中坚力量，帝国直接凌驾人民之上。又因缺乏公共的道德表率，那被告发制、连坐制隔膜的人心使社会逐渐趋向松散，更走向平庸与淡漠。秦国的法律真正成为了“王法”，可为秦王一言左右。据《吕氏春秋·去私篇》载，墨家巨子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念他年迈且仅有一子，故准备宽恕他的儿子。这显然不是秦法的风格，秦王此举有政治意图，可能是为了示好墨家组织。可巨子却秉行墨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规定，坚持大义灭亲（这一点同时暴露出墨者的家法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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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究竟是一种传统文化还是一种权力陋习？它起初是乡俗，因地而异，如范献子到鲁国访问，问及鲁国的具山和敖山，鲁人用两山的乡名来回答。范献子颇为不解：“难道它们不叫具山与敖山吗？（不为具、敖何？）”鲁人答道：“那是我们先君鲁献公、鲁武公的名讳啊！（先君献、武之讳也。）”（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范献子回国后耿耿于怀，反省自己见识少，闹了笑话。嬴政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尊敬中裹挟惶恐，避讳之风滚滚而来。凡触避忌，万物不论，山川胜迹、天时节令、典章书册皆改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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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提及中国文化中的“封神”习性，而秦始皇封了一棵松树为“五大夫”，这看似一桩有名无实的小花样，但也不得不让人感慨，人至于此，夫复何求。因男儿爵位尽是以性命骨肉相搏得来，一笑而过谈何容易。时至秦末大乱，造反的乌合之众不问因由地寻仇泄愤，不理轻重地乱烧乱砸，这种底层的暴戾之气不是力量充沛的表现，而是社会缺乏力量之体现。的确，作为君主与平民连接部与缓冲带，贵族之式微预示着天下的巨变。正因为社会无力量，所以天下兴亡也只能是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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