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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这句规劝则似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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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左传·襄公七年》）。这句断言便成了百炼钢，已经历史反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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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蔡桓公，即田齐政权第三任君主田午（前400年—前357年），据《韩非子》记载，名医扁鹊为其诊断，在病情渐次恶化的过程中连劝其三次无果，最后发现田午此人讳疾忌医，且已病入膏肓，自知难逃罪责，于是连夜逃往秦国（又是秦国），而田午果真很快病发身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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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午之后便是齐威王（前378年―前320年）当政，且看“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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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忌）曰：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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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齐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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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威王此举确实难能可贵。因为时值战国末期，士人眼里的先王已是自觉可敬的楷模，如“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吕氏春秋·不苟论》）。但他们哪里知道，先王是不得不如此，今日人主的开明只不过是小小的复古。群臣吏民又哪里记得这本是他们先辈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君民实际上都处于被蒙蔽的位置，而被蒙蔽的，都遭了大殃，食了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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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卑微，贵族倒下，社会便无中坚力量，帝国直接凌驾人民之上。又因缺乏公共的道德表率，那被告发制、连坐制隔膜的人心使社会逐渐趋向松散，更走向平庸与淡漠。秦国的法律真正成为了“王法”，可为秦王一言左右。据《吕氏春秋·去私篇》载，墨家巨子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念他年迈且仅有一子，故准备宽恕他的儿子。这显然不是秦法的风格，秦王此举有政治意图，可能是为了示好墨家组织。可巨子却秉行墨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规定，坚持大义灭亲（这一点同时暴露出墨者的家法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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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究竟是一种传统文化还是一种权力陋习？它起初是乡俗，因地而异，如范献子到鲁国访问，问及鲁国的具山和敖山，鲁人用两山的乡名来回答。范献子颇为不解：“难道它们不叫具山与敖山吗？（不为具、敖何？）”鲁人答道：“那是我们先君鲁献公、鲁武公的名讳啊！（先君献、武之讳也。）”（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范献子回国后耿耿于怀，反省自己见识少，闹了笑话。嬴政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尊敬中裹挟惶恐，避讳之风滚滚而来。凡触避忌，万物不论，山川胜迹、天时节令、典章书册皆改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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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提及中国文化中的“封神”习性，而秦始皇封了一棵松树为“五大夫”，这看似一桩有名无实的小花样，但也不得不让人感慨，人至于此，夫复何求。因男儿爵位尽是以性命骨肉相搏得来，一笑而过谈何容易。时至秦末大乱，造反的乌合之众不问因由地寻仇泄愤，不理轻重地乱烧乱砸，这种底层的暴戾之气不是力量充沛的表现，而是社会缺乏力量之体现。的确，作为君主与平民连接部与缓冲带，贵族之式微预示着天下的巨变。正因为社会无力量，所以天下兴亡也只能是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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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中国没有尊古好古之人，而是在秦帝国这帮“新人”面前，尊古好古的都已成了曲高和寡之文化人，形不成一种社会性的精神力量。所以，先秦即便有卫城式的奇观，也很难留存下来。文人用“沧海横流”来形容社会动荡，用“河清海晏”来比喻天下太平，甚是生动。前人的心血毁于一旦，后人又来伤感凭吊，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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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贵族、平民三者之间没有最后的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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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5.4 贪天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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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天事君”是周朝的政治正确，可“天子”却成了横扫天下、颠覆传统的新“皇帝”。东周世界充满矛盾，诸侯明明在之前的数个世纪联结于一个中心，却做着撕破“同袍”的事，最后又走向全新的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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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晋在鄢陵之战中击败楚军，晋的新军（本已有上、中、下三军）副统帅郤至自诩功高，趾高气扬，更欲以此加固“三郤”（除他之外，另两位是其堂兄郤锜、叔父郤犨）的势力。大贵族单襄公义正词严地指出，晋国的大胜实是上天憎恶楚国而让晋国出手惩戒，郤至的态度是“佻天之功以为己力”（《国语·周语中》）。可见在周文化的语境中，贪天之功是不被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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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这样认为，如果燕做错了事，当然可以讨伐，就像杀人者，当然要偿命。但有一个前提，即“为天吏，则可以伐之”，此即是说，讨伐燕的国家必须遵奉天道，在仁义上站得住脚，如同杀人犯要交由士师（刑法官员）来处置，而非另一个杀人犯。若“以燕伐燕”，这便是流氓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应当鼓励，不值得推崇。孟子的“仁义干涉主义”并不基于国际法，而是天下语境中的“替天行道”，是周联邦体系衰颓后的“礼数周全”。听孟子一言，真醍醐灌顶，现代所谓的“干涉他国内政”必须细致分辨，不可妄断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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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顺德者昌逆德者亡”，或为总结陈词，或为激励言、宣传语。由于习惯了以勇力树天意，以胜负定善恶，以强者的逻辑思考历史的进程，中国人和西人一样逐渐在道德问题上变得较为虚伪。在中国，这一切的道德虚伪皆源自正统天命观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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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自文王时代起开始建设“明堂”，这里安顿着周族王朝的必然性，即“受命于皇天上帝”。“文王周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者，皆着于明堂”（《淮南子·主术训》）。回望周初，天命本是“奋斗者”的自我劝勉与期许，更是后来人的榜样力量（成康守明堂之制），最终却沦落为“胜利者”的自我加冕与聊以自慰。苌弘是侍奉周景王、敬王的两朝元老，然而这位周室忠臣最终不得善终，“苌弘化碧”的传说可以说是这个悲剧时代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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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友”未必同道，“仁兄”未必同仁，“大恩大德”的恭维语就是“天地有大德”哲学的典型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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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天下观是给逐鹿者设定一个驰骋范围与疆域标准，那么天命观则赋予问鼎此天下的权力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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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永昌，但也天命靡常。为了获得这个执照，你死我活的角逐必不可少。因为天命会转移，它不固定属于哪一姓、哪一族、哪一派、哪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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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政权执照处于何种阶段会发生转移，此类警示古已有之，然而具体标准难以明确，这一困扰纠结，中西史上皆有。如此，客观的“天命”难免陷入一种虚无的意志范畴，“抢夺天命”成为一种廉价却高效的标榜手段，人人机会均等，在兵戈之外则要比宣传的功夫了。故政治集团“无照经营”，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有宣传技巧的高低。雄主们都希望接管天子的至尊权威，与天子享有同一个“父亲”——天，继承同一笔遗产——天下。在天下观与天命观的指导下自觉地逐鹿中原，问鼎之轻重。那些最终胜利的军阀还很有可能将一隅之制推行于全国。总而言之，“天下”传统要在大一统的帝制框架中圆满安放，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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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可摆脱掉了改朝换代、你上我下、成王败寇的传统思维模式？此种“朝代情结”在古代中国根深蒂固，如“三代”分明是夏、商、周三个部族先后“做主”的历史，却被史家作为王朝循环的肇始。这种“三代兴替”的史观已为后人之共识，所以齐国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并非奇崛之创见，只不过用一点创意来附会尽人皆知的历史罢了。此说的广为流传既说明五行相胜说的流行，也说明朝代更替的深入人心。虽然清朝早已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朝代循环”在中国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今人对1949年大变革的评价，此堪称20世纪最大的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不是朝代更迭的关系，毛泽东先生更加不是传统的“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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