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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71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这句规劝则似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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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73 “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左传·襄公七年》)。这句断言便成了百炼钢,已经历史反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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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75 先说“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蔡桓公,即田齐政权第三任君主田午(前400年—前357年),据《韩非子》记载,名医扁鹊为其诊断,在病情渐次恶化的过程中连劝其三次无果,最后发现田午此人讳疾忌医,且已病入膏肓,自知难逃罪责,于是连夜逃往秦国(又是秦国),而田午果真很快病发身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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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77 田午之后便是齐威王(前378年―前320年)当政,且看“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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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79 (邹忌)曰: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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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81 ——《战国策·齐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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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83 齐威王此举确实难能可贵。因为时值战国末期,士人眼里的先王已是自觉可敬的楷模,如“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吕氏春秋·不苟论》)。但他们哪里知道,先王是不得不如此,今日人主的开明只不过是小小的复古。群臣吏民又哪里记得这本是他们先辈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君民实际上都处于被蒙蔽的位置,而被蒙蔽的,都遭了大殃,食了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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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85 王室卑微,贵族倒下,社会便无中坚力量,帝国直接凌驾人民之上。又因缺乏公共的道德表率,那被告发制、连坐制隔膜的人心使社会逐渐趋向松散,更走向平庸与淡漠。秦国的法律真正成为了“王法”,可为秦王一言左右。据《吕氏春秋·去私篇》载,墨家巨子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念他年迈且仅有一子,故准备宽恕他的儿子。这显然不是秦法的风格,秦王此举有政治意图,可能是为了示好墨家组织。可巨子却秉行墨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规定,坚持大义灭亲(这一点同时暴露出墨者的家法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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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87 避讳究竟是一种传统文化还是一种权力陋习?它起初是乡俗,因地而异,如范献子到鲁国访问,问及鲁国的具山和敖山,鲁人用两山的乡名来回答。范献子颇为不解:“难道它们不叫具山与敖山吗?(不为具、敖何?)”鲁人答道:“那是我们先君鲁献公、鲁武公的名讳啊!(先君献、武之讳也。)”(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范献子回国后耿耿于怀,反省自己见识少,闹了笑话。嬴政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尊敬中裹挟惶恐,避讳之风滚滚而来。凡触避忌,万物不论,山川胜迹、天时节令、典章书册皆改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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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89 前已提及中国文化中的“封神”习性,而秦始皇封了一棵松树为“五大夫”,这看似一桩有名无实的小花样,但也不得不让人感慨,人至于此,夫复何求。因男儿爵位尽是以性命骨肉相搏得来,一笑而过谈何容易。时至秦末大乱,造反的乌合之众不问因由地寻仇泄愤,不理轻重地乱烧乱砸,这种底层的暴戾之气不是力量充沛的表现,而是社会缺乏力量之体现。的确,作为君主与平民连接部与缓冲带,贵族之式微预示着天下的巨变。正因为社会无力量,所以天下兴亡也只能是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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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91 不是中国没有尊古好古之人,而是在秦帝国这帮“新人”面前,尊古好古的都已成了曲高和寡之文化人,形不成一种社会性的精神力量。所以,先秦即便有卫城式的奇观,也很难留存下来。文人用“沧海横流”来形容社会动荡,用“河清海晏”来比喻天下太平,甚是生动。前人的心血毁于一旦,后人又来伤感凭吊,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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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93 君王、贵族、平民三者之间没有最后的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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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298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07048424]
1707052299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5.4 贪天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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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301 “仰天事君”是周朝的政治正确,可“天子”却成了横扫天下、颠覆传统的新“皇帝”。东周世界充满矛盾,诸侯明明在之前的数个世纪联结于一个中心,却做着撕破“同袍”的事,最后又走向全新的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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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303 公元前6世纪,晋在鄢陵之战中击败楚军,晋的新军(本已有上、中、下三军)副统帅郤至自诩功高,趾高气扬,更欲以此加固“三郤”(除他之外,另两位是其堂兄郤锜、叔父郤犨)的势力。大贵族单襄公义正词严地指出,晋国的大胜实是上天憎恶楚国而让晋国出手惩戒,郤至的态度是“佻天之功以为己力”(《国语·周语中》)。可见在周文化的语境中,贪天之功是不被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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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305 孟子这样认为,如果燕做错了事,当然可以讨伐,就像杀人者,当然要偿命。但有一个前提,即“为天吏,则可以伐之”,此即是说,讨伐燕的国家必须遵奉天道,在仁义上站得住脚,如同杀人犯要交由士师(刑法官员)来处置,而非另一个杀人犯。若“以燕伐燕”,这便是流氓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应当鼓励,不值得推崇。孟子的“仁义干涉主义”并不基于国际法,而是天下语境中的“替天行道”,是周联邦体系衰颓后的“礼数周全”。听孟子一言,真醍醐灌顶,现代所谓的“干涉他国内政”必须细致分辨,不可妄断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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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307 所谓“顺德者昌逆德者亡”,或为总结陈词,或为激励言、宣传语。由于习惯了以勇力树天意,以胜负定善恶,以强者的逻辑思考历史的进程,中国人和西人一样逐渐在道德问题上变得较为虚伪。在中国,这一切的道德虚伪皆源自正统天命观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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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309 周人自文王时代起开始建设“明堂”,这里安顿着周族王朝的必然性,即“受命于皇天上帝”。“文王周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者,皆着于明堂”(《淮南子·主术训》)。回望周初,天命本是“奋斗者”的自我劝勉与期许,更是后来人的榜样力量(成康守明堂之制),最终却沦落为“胜利者”的自我加冕与聊以自慰。苌弘是侍奉周景王、敬王的两朝元老,然而这位周室忠臣最终不得善终,“苌弘化碧”的传说可以说是这个悲剧时代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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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311 “道友”未必同道,“仁兄”未必同仁,“大恩大德”的恭维语就是“天地有大德”哲学的典型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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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313 如果说天下观是给逐鹿者设定一个驰骋范围与疆域标准,那么天命观则赋予问鼎此天下的权力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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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315 天命永昌,但也天命靡常。为了获得这个执照,你死我活的角逐必不可少。因为天命会转移,它不固定属于哪一姓、哪一族、哪一派、哪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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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317 若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政权执照处于何种阶段会发生转移,此类警示古已有之,然而具体标准难以明确,这一困扰纠结,中西史上皆有。如此,客观的“天命”难免陷入一种虚无的意志范畴,“抢夺天命”成为一种廉价却高效的标榜手段,人人机会均等,在兵戈之外则要比宣传的功夫了。故政治集团“无照经营”,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有宣传技巧的高低。雄主们都希望接管天子的至尊权威,与天子享有同一个“父亲”——天,继承同一笔遗产——天下。在天下观与天命观的指导下自觉地逐鹿中原,问鼎之轻重。那些最终胜利的军阀还很有可能将一隅之制推行于全国。总而言之,“天下”传统要在大一统的帝制框架中圆满安放,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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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2319 诸位可摆脱掉了改朝换代、你上我下、成王败寇的传统思维模式?此种“朝代情结”在古代中国根深蒂固,如“三代”分明是夏、商、周三个部族先后“做主”的历史,却被史家作为王朝循环的肇始。这种“三代兴替”的史观已为后人之共识,所以齐国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并非奇崛之创见,只不过用一点创意来附会尽人皆知的历史罢了。此说的广为流传既说明五行相胜说的流行,也说明朝代更替的深入人心。虽然清朝早已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朝代循环”在中国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今人对1949年大变革的评价,此堪称20世纪最大的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不是朝代更迭的关系,毛泽东先生更加不是传统的“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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