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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所以秦国最终会发展为只有少数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的国度。其实远离底层者无法真切体会新法的刻薄,商鞅不失势便不能知小民之苦,更不可能领会“兽恶其网,民恶其上”(《国语·周语》)的真正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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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蔽一至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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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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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民看到商鞅的自作自受或许又会快慰许久。“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此如同白日做梦。商鞅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无法投宿安歇只是社会管制的初级阶段,据里耶秦简中的通关文书显示,过关津必有凭证,如“符”便记着持有人之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甚至肤色等情况,信息详密程度高于今日之身份证。商氏法令若施行上百年,其效果是可以预知的,国家将不再满足人民的“勇于公战”,还会提倡士卒“安难乐死”。如此,传统的君民关系必然变质,法完全挤占了“爱”的空间,成为了“抛头颅”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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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入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复与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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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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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若睹此“绝爱道”之情形,必会痛心疾首。秦自以为得水德,尚黑,故秦始皇正式把“民”定称为“黔首”,便是向人民宣告今已是秦人天下。秦始皇收缴民间兵器之际,命天下酒肉欢庆,虽然营造不出一番“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景象,但至少也是“天下无异议”。实际上,莫说是卑微黎民,就是名士也未必能看清天下的走势。孟子讲:“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这话已然被后来的历史无情地否定了。此刻,只有那些接触到最上层的人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大梁人尉缭(未必是《尉缭子》的作者)接触过嬴政后,说:“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侯生与卢生也曾议论道:“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此真可谓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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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用严密的法网来控制社会,激励告密举报之风,并瓦解传统文化与宗族,挑战整个世道人心。于是,这个国家给后人留下了社会犯罪与奴婢众多的印象,这只是因为人民动辄得咎。秦国“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汉书·董仲舒传》)。一个人家里藏有《诗》《书》,会被政府烧毁,若还敢议论则处死;若是以古非今,批评时政,则灭族;一个老实本分的顺民可能会因邻居犯错而遭连坐,忍受无妄之灾;一个被官府盘剥而为生计所迫的扒手会被直接判刑;一个出于同情而不告奸者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可能会被腰斩;一个小民除了上沙场,一生中可能没有机会出境。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有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妇女行为规范,再看云梦《秦简》中的《告子》,说父亲告亲子“不孝”,请求政府将亲子处死;《迁子》是父请求政府对其子用刑,并流放偏僻的蜀郡,叫他终身不得离开。这就是异化的人妄图利用异化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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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哀哉!暴秦将人情之寡淡推向极致,也基于法家“告亲”的主张。例如秦律为夫妻相互告发预备了“福利”,而这种福利其实源自家庭本身,即检举者独占财产。又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本是人之常情,若亲友犯事不包庇,可以理解,知情不报同样可以理解,直到万不得已,才有“大义灭亲”。此种看似于法不容的风气实际潜藏着社会道德的底线,这种底线只有在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后才会显露出来,通晓世间人情的孔子自然看得到这一点。在暴秦的深刻教训之后,直到民国时期,历代中国政府都以法律形式保障“容隐”之合理性,故社会上并未大规模地发生近世“文革”中那样的人伦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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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是秦从邦国正式走向帝国的起点,是商鞅开启了中华帝国时代的序幕,而非始皇帝嬴政。故探讨秦制对中国的深远影响,并不只是为了批判秦始皇首先将“皇帝观念”带给了中国,也不是把此后所有的“专制生发”都归咎于秦帝国的短暂统治,而是为了厘清刑名法术之流对暴秦的铺垫以及秦以后专制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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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是否从来就是恶势力?绝对不可将话说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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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早年对维护联邦制作出巨大贡献,周朝经骊山之祸,赖秦伯得以复存,虽然之后仍不免“养虎为患”的传统戏码。秦律也不是一黑到底,它也有重证据的一面,如细致的现场调查与严格的法医鉴定。可这种早熟只针对受理案件,实际尚有一批不予受理的案件,政府甚至规定告状有罪。如“子告父母,臣妾告主”,官府便不予理睬。此处再次暴露“法”容易将不合理变为合理,以政权形式鼓励愚忠与奴性。秦帝国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尚留下一些珍贵的治理经验。陶希圣先生曾惋惜,“在历史上,数目字的记录极少”(《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黄仁宇先生更以官僚体系的“数目字管理”大做文章。然而,今人若去读里耶秦简,便知中国人早已注重“数目字”问题。只是秦人施政仍用等级刑法,支持以爵减刑,此还是一种陷阱,即在铺满钉子的道旁,政府做着补胎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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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5.3 胜者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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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在名位等级中最为贵,在宗法体系中最为尊,然而他却多受掣肘,不能专断独裁,因为在宗法之树上,大宗小宗盘根错节,天子虽不会动辄得咎,但也绝对害怕众叛亲离。在权力版图中,贵族们层层割据大片的疆域,这也是他们自爱、自尊、自矜、自大、自我满足甚至自我毁灭的名利场。春秋战国的诸侯们多自称“寡人”“孤”,岂是自谦足以解释?诸侯国多有弑君事件周期性爆发的痼疾,又岂是一句“意外”可以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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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此话不是从来便有,至少在先秦,世袭传递是天子权力交接的至上法理,不容更改。前已言及禅让,《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曰:“禅而不专(或作‘传’),圣之盛也。……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尧舜禹之间的禅让美谈在西周之后大事传播,这可能表现了周人的政治焦虑与怀旧思潮。笼统来说,孔门对禅让之高风亮节还是给予肯定的。但真正进入政治实践,此种精神理念很难得到正面评价。尤其到了战国,各种奇谈怪论更是层出不穷,禅让的传说成为诸子阐述治道的绝佳素材。如果墨子拥护禅让,那么只可能是因为“禅让”可当作“尚贤”的光荣先例;韩非子态度鲜明地将禅让视作篡位,劝当世君主小心提防;孟子与荀子对禅让的评价也不高,孟子更强调天授王权,荀子则认为天子无敌,不应有任何理由与力量终止他们终老其位。且不论谁的识见高明,这些观点无疑反映出君主在大变局时代所遭逢的严峻挑战,他们可能因为自身的平庸、暴虐、衰老或者动荡时局而陷入怨愤的舆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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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看官说说“狐假虎威”的典故。楚宣王听传闻说北方诸侯都害怕楚令尹昭奚恤,于是便求证于群臣。因昭奚恤颇有势力,一时竟无人应答。最后是魏人大夫江乙打破沉默,他说出一段至今家喻户晓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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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捕捉百兽来吃,有一天捉到一只狐狸。狐狸竟对老虎说:“你不敢吃我,天帝派我做百兽之长,你若吃了我,便是忤逆天帝之命。你若不信,可随我身后以验真假,看看百兽中有谁见了我敢不逃跑的?”老虎信以为真,便与狐狸同行,百兽见了果然纷纷逃跑。然而,老虎并不明白百兽是因害怕自己才逃跑的,却以为它们是怕了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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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乙于是开导楚宣王说:“现在大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却由昭奚恤独揽大权。所以北方诸侯害怕昭奚恤,其实也就是害怕大王强大的军队,这就像百兽害怕老虎一样啊!”江乙这段高明的讽刺(后来他还讽刺昭奚恤如看门恶犬)道出了君主与权相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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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贵族如果安分守己,尽职尽责,那么王权可能永难高昂。然而,这是理想化的图景,正是因为王权之有限,一些贵族反倒不能知足,无法节制骄气私心,而去一心钻营于家族势力的扩展,甚至利用宗法联系,暗通款曲,瞒天过海,结党营私,既危害司法公正,又破坏王土制,直接消磨着礼制的基石。表面来看,贵族间的私交、串联该是对王权更大的压制,但是贵族于逐利途中渐失其在平民中的传统印象,他们从有学识、见识、胆识之精英至于为人不齿的臭皮囊。结果自然是乾坤倒转,“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新旧贵族间的斗争被王权利用,王权的抬头又将逐步削弱贵族阶级的实力,直至消灭贵族。这一切可谓贵族的自毁长城。后人都以为消除等级制度是秦帝国之一大功。然而秦始皇自认的功德在刻石上写得很清楚,那是“贵贱分明”和“尊卑贵贱,不逾次行”。暴政下的等级仍在,只是换了装束,人民变为“平等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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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民联合赶走贵族似是近代欧洲的发展趋势,然而他们的王权之后又有民主之发展,东方却无此福分。王权在取得对贵族的胜利之后,便抛弃了人民。谁还会想到秦穆公曾说过“其君是恶,其民何辜”这样的慈悲话。君主与国人荣辱与共的时代已经过去,人民是天下的人民,这个天下是个跑不出去的天下。徐复观亦言:“吾尝谓专制之毒,甚于封建。盖对立封建之毒,尚可逃于天地之间;而大一统专制之毒,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故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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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小民吃了短浅的亏,一时受骗,但君主也只是一时得志。贵族没落后的朝政只能靠君主自为和直士谏诤。此间既缺乏有效压力,也无优生学保障,权力又极容易腐化堕落。当“哲妇倾城”“红颜祸水”的陈词都已无法解救层出不穷的昏君时,“钟无艳”的传说便诞生了。钟离春乃是丑女自荐,面谏齐宣王,结果她得立王后,齐国得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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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殷鉴”以来,中国文化中的“改过”思想便十分发达,西周的王官之学讲,东周的诸子之学也讲,一直延展开去。比较经典的论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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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这句警语充盈着天命观的浩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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