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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无秦帝国，天下生意照常往来，人才照常流动，学术照常交流，孟子便举例说楚国有人希望自己的儿子学习齐国方言。列位看官之所以能了解到“郑昭宋聋”、燕人“邯郸学步”、楚人“刻舟求剑”、郑人买履等往事，这都是因为在数落自家亲戚（随着日后中华的推拓，便有了诸如“蜀犬吠日”“吴牛喘月”“黔驴技穷”等风土戏说），万不可因秦始皇在文字、车轨、度量衡、货币上的“基本动作”便拔高他、神化他。我们若要将这么大的功绩全压在嬴政身上，恐他受之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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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位”本是一中性词，暴徒也可以有历史地位，故不能以历史地位来压服人。王侯将相皆有历史地位，但对他们的评价却天差地别。鲁从未挤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列强席位，但鲁自有其不可磨灭之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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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礼失求诸野”，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抑或魔咒。且不说崖山之难，日本举国茹素；煤山之殒，朝鲜自居中华。周朝礼崩乐坏，便有鲁国充当礼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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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0年，晋国执政大臣韩宣子代表晋侯访问鲁国，他在太史处观书，见到了《易》、《象》、鲁《春秋》等珍贵典籍，便感慨“周礼尽在鲁矣”。他说现在才知道周公之德与周朝为什么成就了王业。这一年，孔子才11岁。孔子的成圣又岂止偶然呢？他能在私学兴起之前达到与老子并驾齐驱的水准，正是拜鲁国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所赐。这里有礼仪完备的周公之庙，有藏于中枢难以得见的《易》，有坚持书史制度的鲁《春秋》。此处简直是周朝的另一个守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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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可知能量源的传递。孔子来了，孟子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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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后人常嘲笑鲁国的软弱早夭，却也该认清，鲁地一直守望着传统价值，这种执着甚至穿越了暴秦。此是后话。如果看官还将文化的生命力以政权岁数来计，那么人类几千年来的血泪教训可谓是枉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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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愈终究不敌猝死，中国人向来有一种忧患意识，那是从惨痛的经历中得来，没有半分矫情。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不乏崩盘之时，然而又能浴火重生。人们便把那些不堪的局面铭记得很深，诸如“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晋书·范宁传》）。此非特指一朝一代，实是千古之忧思。顾炎武曾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尚可喘息，亡天下则为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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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所信奉的是“文教”，包含了“道教”、“圣教”、“礼教”、“艺教”（如“诗教”、“乐教”）、“史教”诸项目。此归纳容易，却建树艰辛。当是时，世君势利，天下岁寒，以下大夫自视的孔子能如松柏之后凋，以一人之力聚徒殚教，标举仁义，隆盛礼仪，重振声乐，贯通五教，整理六经。若问此有何用呢？这便是千古圣人见识超绝之处。辜鸿铭先生认为，如果无力挽救一座即将焚毁的建筑，那么建筑师所要做的便是保存好这座建筑的设计图纸，以期废墟重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恰恰为重建中国文明保存了设计图纸，更为中国人给出了真正的国家信仰——一个综合的、理性的、不朽的文明存在的绝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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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从周”堪称“言行一致”。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周丰镐一带的语言，这是古代华夏的共同语。孔子教学中的“正言其音”，不杂以方言俗语，是为了教授来自各地的学生。如七十二子中，子石和任不齐是楚人，子游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实际上孔子早在春秋时期便已推行“国话”。我们这里不谈《书》《礼》《春秋》等政治味浓厚的经典，且看《诗》之用作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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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乃为王者观风俗之一途，孔子办私学，教授贵族以外的学生，已有大突破，再观孔子之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尤其末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见其用心久远。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两位先哲一生都周游颇广，于各地风俗自然不乏见闻，但亚里士多德不曾用心于希腊世界统一之事，而孔子却希望借此教材能让学生见识一片河山。在古代，一个人并不易对他的国家有所认识，何况还是中国这样广土众民的大国。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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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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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国家统一了，车马便利，河道通衢，文人商旅方能南来北往，有机会饱览河山，或者一睹方志类书，从而对国家、天下有一基本印象。不是每个时代都能有徐霞客的。《诗经》十五国风中虽无楚风，却几乎覆盖了整个诸夏地区甚至秦地，孔子点破字里行间所涉“鸟兽草木”，真可供增广见闻，充作一部地理教材。正是孔子寓教于诗的方法，才能培养出子贡这般纵横海内的外交奇才。且说这《诗经》中的动物，多是用于起兴或寄托，到了战国时代，韩非、庄子、荀子等人在论述中大量使用各类动物，信手拈来，意蕴相当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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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此大的立国规模而又能如此凝聚，真无愧世界一大奇观。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强汉之后仍有盛唐，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孔子整理“圣经”是苦心，后人“守典存国”是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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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期望在历史里发现，在孔子“乘桴浮于海”的岸上，在中国这片“江湖”，不是只有身不由己、与世沉浮的庸碌蚁民，而真能有许多“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贤达勇士，奈何英雄与庸众可以聚生而不能俱灭，前者能杀身以成仁，而后者却不免求生以害仁。鱼肉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繁殖，崇高离他们很远。孟夫子有言：“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人们沉溺于固有的轨道里，白天黑夜无所觉察地过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故“圣域贤关”为之提供什么环境，凡人就住在什么环境。“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局面再坏一点，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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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本不是乱世的产物，秦邦一开始接受的是“天下”的启蒙，它与其他好战诸侯一样，是乱世的“搅屎棍”，只不过后来在法家的“点破”下变成了“人肉搅拌机”。秦始皇曾对唐雎这样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战国策·魏策四》）中国历史中有太多的关节，每一处都是一道生死考题，从而见出人群中坦荡荡之君子与长戚戚之小人。“大浪淘沙”似乎轻描淡写，殊不知正消磨着民族的精魂。亡国奴永远比斗士多，这就是历史！江阴流传下来一首诗：“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这显然说的是清军屠城后的情景。坚守华夏正统的人死了，只剩下尊严尽失的“顺民”与奴隶。舍生取义的死了，明哲保身的隐了，凡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于是庸众苟活于世，汉奸堂皇地传承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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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没有哪个民族甘于为奴，没有哪个民族没有斗士。从“大秦”到“大清”，蚁民如此习惯地尊帝国为大，而这些帝国也确实“大得要（人）命”，“大得要（人）死”。“相忘于江湖”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生存状态吗？我们需要在历史中建立一个终极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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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六话 历史选择与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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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走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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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安釐王与其男宠龙阳君同船垂钓，龙阳君已钓得十几条大鱼，转眼却鼻酸落泪。原来龙阳君在触景感伤，他眼见大鱼如此容易上钩，而他自己何尝不像一条小鱼，迟早会被喜新厌旧的魏王抛弃。从钓鱼的偶然性来看，龙阳君与魏王的同性之恋也绝对不是命中注定。站在钓鱼者的角度，我们根本无法预知他何时才能遇见最大最美的那条鱼，而当下所拥有的鱼也未必就是最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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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结局中去寻找合理性甚至正义性，此无异于“我死了，那是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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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虽还原因果，却最忌捏造因果。“历史工程师”们努力地为人类社会找一个目的论的归宿，但数个世纪来展望的挫败表明，历史事实与道德理性还是分离的，至少是有相当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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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乃神性之花”的观念深埋于神教教义之中，在西方，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由神主宰。但在中国，历史明明朗朗是人之历史，此由《史记》中“列传”之分量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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