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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人物身上最能找出历史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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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历史上的大人物，一生行止不可能全无私心，当然“小德出入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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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历史上的邪恶之徒，一生作为也不可能全无良心，甚至无心插柳，其施为也可能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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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本人初衷，却可能歪打正着，时人自是始料未及。然后世学者溯流而上，大作表彰，便不免犯下因果倒置的大错。以上两例足见历史评判之复杂性。强加的东西虽然于心不顺，但未必不好。若秦始皇能以其帝国政府的最大能量将中国推入“王道”，历史又将如何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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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目的之正义性与行为之合理性均不能在历史评判中独断乾坤，妄定是非。所谓是非，是未必全是，非未必全非，这就是历史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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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历史乃是人之舞台，“命定之论”要不得，“望外之事”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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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不总是德才兼备，甚至可以说德与才常常是难全的。诸如希特勒之辈，个人的杰出才干迄今仍令人称羡，但他在道德上的表现已经为其一生盖棺定论。“一分为二”对于这类人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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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都晓得，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几乎都做过皇帝梦，此一是为享用后宫，二是为成就所谓的“功业”，也就是要一个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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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这种功业竟不仅仅是蟾宫折桂的荣耀，更是逐鹿天下与主宰万民的至尊。当他们实现不了这个梦，便退而求其次，做官亦可，故成不了“伟业”的也愿意成人之美。君临天下的心理动机是值得担忧的，那是因求生欲而起事，因拯救欲而逐鹿，因统治欲而问鼎，并非出自社会进步、人民福祉的公心，可说主要是私欲。对于“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没有多少悲天悯人的不适，对于强势的定鼎者，他们自愧不如，心服口服，投去崇敬的目光，更甘受其驱使，甚至不容他人诋毁自己的“榜样”。若问中国人何以会有如此扭曲的心态，会有这种崇拜强势的奴性，一切都要从王朝更迭的传统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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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尚未出版《物种起源》以及社会进化论形成理论之前，中国人已经长期使用动物世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来看待王朝循环了。在分析历史转折点中新旧（胜负）的两方或多方势力时，经常会发生道德上的误判，甚至时代趋势的误判。其间自有对时局的冷峻静观——“一朝天子一朝臣”；也会有问天之迷惘——“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更会有霸业之唏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毛公的豪情不正是基于“江山代有才人出”的逻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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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人悲悯的思想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有句话叫作“莫以成败论英雄”，表明“英雄”不总是得胜的，英雄的失败并不能抹杀英雄的光辉，所以“不成功便成仁”。但更多的中国人看重的是“成王败寇”的法则，所以进化论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有其历史原因。在王朝更迭的演义中，新势力成了正义的代表，从而有着天意民心所归的兴发假象，而旧势力成了腐朽的化身，从而背负注定惨淡收尾的消亡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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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便可知许多事情都通过恃强凌弱来见分晓，甚至以赢家立场来解释来龙去脉，此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整个事件的过程由多方互动变为一方把持，结果就会出现一个失衡的词语——“定性”。它一登场，便有定乾坤之霸道，把失败者挫骨扬灰，却非要说是“盖棺定论”。不由分说，必须举世默然，当这种霸道用得太多，自然就举世默然了。我们或可将这种史观生动地称作“奴才史观”或“投降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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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历史直接塑造其性格，天下皆知秦为虎狼，天下却仍丧其口，如此经典案例实在值得不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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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国势常给人以蒸蒸日上之感，已颇能惹人高看一眼，如若最后真能一统天下，那更无疑是“大国崛起”的典范。然而，我们不可为成全一段励志传奇而将历史删繁就简。这个大国给人印象更深的该是“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汉书·食货志》）。秦之国力自不是直线攀升，其间亦有反复，然如贾谊所言：“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世贤哉？其势居然也。”（《过秦论》）此乃高见。既然可说“六国在秦面前相形见绌”，那么也可说是“秦在六国面前妄自尊大”，而秦邦的“长势喜人”又何尝不是由东方诸侯的拼斗日削反衬得出？无论是外围的蛮族威胁，还是东方的诸侯内耗，秦人的地理险阻多少可为其免去一些兵戈。而当他们大举东进时，已是考虑此消彼长后的量力而行，与“正义之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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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宰割天下，斩首百万，多国绝祀，致使无辜黎民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而在大定之后，继续扩展他的愚民政策，奴隶制、连坐制、人殉制等严重破坏了仁爱、重民、贵生的传统价值与宗族乡党自为的社会秩序。秦国从虎狼之国一变为偶语弃市之天朝，这种发展态势本不值得惊奇。然而，暴秦既如此残暴无道，他又如何能得天下呢？“老天”也太不开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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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天下，没有必然胜利的“正义”，倒常有一时得逞的“不义”，故强势不等于正义，甚至根本无关道义。强凌弱，众暴寡，其之所以容易实现，就在于天不言不语，人要自求多福。孔子毕竟看得开，他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篇》）战争嘛，比的不是道德，而是摧毁道德；比的不是灵魂，而是销蚀灵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这道理兵士们自然不懂。在灭六国的战争中，他们若战死沙场，则是白骨黄土；他们若凯旋，不过一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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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易迷上宏大叙事，好用某种“趋势”斩杀“横生”的枝节，甚至以固定的句式来“提炼”史实，制造出精美粗壮的因果链条，然而这些“工艺品”往往会被历史细节无情地打碎，因为其间“工艺”实经不住推敲。更须知晓，区区细事，往往能让历史飞动。如此明显的是，秦邦和古罗马一样，事先并无全盘的征服计划，更遑论精细的统一日程，甚至在灭掉六国之后仍未改变秦王政的纪年方式，可见，秦人并不认为自己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帝国政府，一切只是军事上的延续。然而，一系列的偶然最终都会被追封为必然的历史，如今的我们，若要认清历史的模样，则必揭去必然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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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6.2 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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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评价“孙膑贵势”，盖孙膑的兵法注重“因势”与“造势”。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的“势”，难道不是指由不得人恣意操纵的自然趋势吗？可以造的似乎是“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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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势”就是物竞天择而来优胜劣汰而去的“必然”吗？非也！“历史大势”往往为一时关节中的枢机人物所牵引。且说造反，表面上看是系于群众心力，然为何此时发作而彼时不发作，正因为必备“过”与“改”之两大条件。“过”就是上层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改”就是下层的“英雄造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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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历史的发展轨迹，自会明白历史上的“大势所趋”不等同民心所向。社会的大势所趋强调推动力，民心所向侧重道德性，“以力盗德”，不可也，以德见力，可也。比如说，把彗星坠地附会为国之祥瑞不可，把大禹治水视为德行之功则可以。故与其“以力假仁”，不如“以德行仁”，人类之道德愿望便常常是逆“天”而行的。现实中，蔚然成风之现象不尽是遂人愿的，瘟疫蔓延、旱涝成灾、兵连祸结、道德沦丧等，岂是人之所欲？但主观上防控，还是足以扭转乾坤。风调雨顺虽合人意，但必不是求来的。必须说明的是，物理现象与自然事实不能推导、证实、解释社会问题，但是逻辑是不狭隘的，是普遍适用的，这也是打比方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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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假设善恶二元论成立，邪恶得胜，此并非是因为人们选择了邪恶，而是正义力量弱于邪恶力量。正如苏代所言：“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史记·苏秦列传》）虎狼之秦的存在使整个东方陷入恐惧，以诸夏为主体的联合防卫体系开始构建，连楚与宋都加入了九国联军伐秦。《诗经·小雅·棠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政异俗殊的诸文化区本似“鼎足”，如何使其联结一体是一个巨大论题。“周天下”总是结合为一个休戚相关的体系以应对蛮夷的威胁，它距离帝国忽近忽远。秦帝国作为比匈奴更强大的敌对势力，促使大华夏圈展开“合纵缔交”，也就加速了“相与为一”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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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之于华夏日后的推拓是有功的，此功是我们以中国人的身份追封的，但这功并不属秦帝国的初衷，而是出自客观效应。秦以军队强行“捆绑”了中国。自古征服大业无不是流血而成，此古今中外无异。诸侯割据的现实须由武力来打破，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嬴政用非常手段（法家）催熟了中华帝国，并不算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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