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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已经将上古的军事民主制与周朝的贵族政制熟谙于心，且大有进入政府施政的新贵族之姿。历史倒退论总是提醒人们现世的政治是不济的，这意味着改变的必要。兼顾“民主”与“王道”的仁政已成为儒家的总趋势，“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缁衣》）。孔子所揭示的“民无信不立”，其实与西方政治学中的“塔西佗陷阱”有相通处。只要能认识到政府信誉之至关重要，那么致力于提高政府信誉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将成为可能。在经历两三百年的理论建构、异端挑战以及政治实践后，儒家思想越来越宏阔精深，必然要如法家般进入制定详密儒家政制方案的阶段，即把“选贤任能”“禅让”等理念落实为具有可程序化操作的制度，而不再依靠孤独的身体力行与聒噪的嘴皮子。“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荀子·王霸》）。此已见出高度的自觉，儒家甚至可将法家的东西引以为用，而非相反。《周官》只是实现这些可能的小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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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这关键时期，儒家开始受到打压，商鞅早年在秦国变法已鼓吹“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儒家此后更惨遭秦火，导致学术的严重断裂。临沂在春秋后期属于鲁国，战国时还是“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然而鲁国故地的临沂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等先秦著作，却偏偏不见儒家典籍的踪影。王充如此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论衡·书解篇》）毫无疑问，儒家得到了独一无二的“关注”，遭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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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先生区分了“儒学”与“儒术”，他说：“学与术不同，学载于书，术寓于器。古代治学，惟读书凭典册，读书而外礼贵讲习。”（《左庵集》卷三）刘邦至鲁，虽见鲁儒弦歌不绝的热闹，但这已是残缺之美。讲究“身体力行”的儒术虽顽强地存活下来，但这却绝对不能减秦火之害分毫。故司马迁敢下此结论：“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史记·儒林列传》）也即是说，秦火之后，以“六艺”沦丧为标志，儒家已然断代，此后崛起的儒家就必然是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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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博士伏生曾将《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以避秦火。暴秦之后，儒家不得不为保存自己去亲近反秦势力，饱受秦政打压的鲁地儒生带着孔氏的礼器投奔陈胜政权便是为了求自由空气，而孔甲做陈王的博士也是希冀弘扬儒学。“战后一代”毕竟要重新开始，此刻出现在儒者面前的是全新的帝国时代，也就是说，汉儒学术资源里的现实样本只有帝国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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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没有先秦的“文物之盛”，学者治学也太死，文帝在为朝中无治《尚书》的大儒而烦恼，武帝得一宝鼎便兴奋地将年号改为“元鼎”，而“今古文之争”可谓是中国学术的永久遗憾，是儒学中断甚至整个文化断代大背景的体现。汉初有的读书人已经弄不清儒、道之渊源，把“无为”的理念划给了道家。岂知孔子说舜是“无为而治”，孟子讲“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司马迁也在《史记》中把周人先祖公亶父的称谓写作“古公亶父”，是不知“古”乃“昔”之意。当然，假以时日，“新儒家”还是能在帝国的土壤上建立起汉式的选举制度，此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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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于此，列位看官可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感？其实，历史不总是喜剧，充满潜力的传统也未必就能开花结果。公元前316年，燕王哙突然把国政全部交予相邦子之，由子之行王事，他自己反倒告老称臣。且不管子之的个人才干如何，也不追究权力交接的法理程序，竟有国君肯主动践行禅让之制，这注定是一起不平凡的政治事件。燕王把三百石以上大官的任命权全部交由子之，也意味着参政议政的代表们必须向子之负责。相邦的新政府应该是内阁制的东方范本。此例一开，后事孰料。当然，此次政改由于太过激进，触怒了燕国的贵族阶层，而惊诧之友邦也出兵干涉（实际出于君权安全的考虑），使燕国一时内忧外患。最终的结局是燕王哙和相邦子之双双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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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上有几百年存在着几个“选帝侯”的局面，皇权一直处于弱势。但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一朝被拿破仑解散，选侯权丧失意义。近世的德意志反而走上了暴戾之路。故痛定思痛，否定暴政，才是中华文明史的关键一课。如此，周之于殷，汉之于秦，才与古罗马对古希腊的继承关系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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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复杂的，错误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若只有“真善美”与“动机正确”才是历史，则历史比童话还美。历史永远来不及，教训永远马后炮。呜呼！丑恶不会不请自来，美善不会求之不得。方解其中意，欲语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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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七话 道路的东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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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东方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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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转到生物学爆发的19世纪，诸位看官或许容易将文明理解为有机之生命体，其自有出生入死之全过程。如此，才有自杀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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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系统自杀式的自我破坏性证明，西方拥有杰出理性的想法是错误的；19世纪的欧洲人凭本能所理解的文明与野蛮之别，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之后，几乎完全分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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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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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预言了欧洲的昏暗前景，但其心底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动机，他的大悲观中实能见出大自信来。因为整个西方文化虽处于没落，但在最后阶段将会有一个民族或国家以霸主之姿登上历史舞台，正如东周时期最后阶段的秦帝国。这就是斯宾格勒为德意志指出的毁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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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期间的1940年，中国的林同济、陈铨、雷海宗、贺麟等一帮教授在昆明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这批学者就是名震一时的“战国策”派。他们基本持有“历史形态学”的观念，并认同当时的世界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是民族争存的紧要关头，他们打心底地相信正义，却也明白无法依靠正义，残酷之现实便是韩非所说的“当今争于气力”。故他们必致力于重建文化，提升国力，以振兴民族。今日观之，其论或易遭非议，然其用心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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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自是沧海桑田，一度是“晋国天下莫强焉”，转眼就是“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周赧王时期，周室分为“东周”和“西周”，竟发生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荒唐事。公元前255年，秦灭西周；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至此，周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八百年的封建体系完全崩塌，中国进入帝制时代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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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早早地经历了此劫，更提前上演了惨烈的“世界大战”，其跨度之长，为祸之烈，并不让于近代欧洲的任一战事。然诸位看官不能止于肤浅的历史类比，华夏之危机暴露的是全人类的病征。它此刻形容憔悴，命运堪忧，即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淘汰论十分贴合兼并势态，但进化之精髓却未见于累累尸骨。此时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机关算尽、恃强凌弱，皆使人心情沉重；此处的政治分赃、军事瓜分、屠杀暴行、以邻为壑，尽显丑恶的国际交往。除贡献了多场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乱世究竟诞生了何种于文明演进大有裨益的事物呢？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苦水难咽，百家争鸣不过是一种不舒服的“打嗝”罢了，列强争霸中展现的新气象也不过是在增加着“国家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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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肉强食的大环境下，为政者不仅追求制度层面的高效率，诸如打击贵族，变革赋税，重构吏治等，也极其注重外交与人事关系上细节的处理。“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平原君自然晓得，为了不背上“爱色贱士”的骂名，忍痛割爱，竟以一笑之故杀美人，硬是把“荒唐过分”变成了“合情合理”。如果这是君子之举，便是一个正义沦丧时代的缩影。再看异化的制度，赋税制度与土地政策的改革均为增加财政收入，而为了驱使人民全心耕战，诸侯国先后收紧基层控制，更严防逃亡，甚至公然推行愚民和恐怖政策。此间法家逐渐脱颖而出，与君主互相利用。如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废除世卿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各国出于征服、戍边考虑，使郡县制得以普及，而在设置郡县的大潮中，官员造福一方的表现将成为仕途考核的关键，上计制度流行开来，但官民矛盾初步显露。郡守已不再是“封土受民”的诸侯了，他们与国君开始发展衣食父母与左膀右臂的关系。秦国倚重靠取人首级晋爵的军功制，流毒深远，其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于诸国中又最为发达，以至于后来秦始皇每天需阅览几百斤的公文，且空虚太尉一职。但是物极必反，商鞅作法自毙尚是小事，秦国自此走上不归路则是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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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韩非之流对传统道德的彻底颠覆，宣扬赤裸的黩武主义，推行刻薄的专制主义，在“伴君如伴虎”之前，掀起“换君如换骨”的政治实验。16世纪初意大利出现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强权主义学说，它崇拜“力”，在政治上蔑视一切仁义道德，为达目的，不惜玩弄任何权术与手段。西方的乱世固然也出现了此类研究统治术、鼓吹君主专制的学说，1532年于罗马出版的《君主论》从标题到内容都清清楚楚地印证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时值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才是时代主流，《君主论》在20年后就被列为禁书。相反，东周时期的中国则是“礼坏乐崩”，人心不古，危险学说笑到最后，“人性解放”反倒如梦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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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的趋势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孔子坚持的是西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家曾惋惜礼崩乐坏的华夏秩序，寄望于周室能成为类似于今日联合国式的世界仲裁力量，这其实也是坚守正统文化的本位，认同礼乐文明的优越性。苏秦曾经指出，如果东方六国真能齐心协力西向攻秦，则秦不可能有招架之力。这就意味着华夏世界内部的联合才是解除虎狼威胁之基础。然而，华夏的崩塌有虎狼之秦这个外因，也必有不堪之内因。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苏洵尖锐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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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中国源起了两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与寒食节。这两个节日背后分别背负了屈子与介子的伤痛。端午节寄寓了一个追求真善美的诗人以死求解脱的义事，屈原的走投无路与彻底绝望，源自一个昏君与一个纵横家的配合。寒食节寄寓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哀。历来传闻的介子推“不食君禄”，急流勇退，大概只是政治的俗套。庄子说：“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庄子·盗跖》）通过这两个节日，正有助于后人认清那时代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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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夏世界的崩塌没有峰回路转，仍是跌入深渊，但所幸劫难是短暂的。不得不承认，不论诸侯如何越制僭礼、以下犯上，他们的思维、行动、视野始终跳不出周人所构建的文明体系，再怎么翻江倒海仍只是在周文化圈里打闹，他们的贪婪抑或追求都不过是些既有的事物。即便是楚国这样的圈外人，仍然按捺不住要往圈内挤，酸溜溜地自封为王。秦始皇再怎么改天换地，宣传上还是发挥旧有的政治资源，自我标榜时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归主流价值。“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周的国家联盟国体以及社会制度也许陈旧了，但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却不过时。这就意味着，当乱世终结，礼乐仍然还要回来，历史不正是这样的轨迹吗？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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