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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从一蹶不振到彻底瓦解,竟也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这比后世中国任一王朝的寿命都长。我们不得不正视周王朝这种内在调节的能力。若用《周易》的话语来说,凡以阳爻居阳位,或者阴爻居阴位,此谓之“当位”与“得正”,如此,一国需良好运转,也必实现“当位”与“得正”,相反,一国若百弊丛生,积贫积弱,那么必存在“不当位”和“失正”的严重问题。若一国处于某种迷惘阶段,不识方向所在,既不愿冒险一试,也不敢以退为进,那么便行孔子推崇之“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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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人类的进步,并不是由战争本身推动的,也不是仅由宽恕带来,而是通过深刻的自省来实现的。“生”与“仁”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主题,中国往后的一切灾难,大都是因为背离了此二者。人类毕竟需要看透所谓的“智慧”,“爱智慧”本不该有天然的伟大性,因“智慧”需要一种善的属性,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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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曾问孔子,老师您是不是圣人,孔子答曰,我做不了圣人。子贡说,老师“仁且智”,已是圣人了。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是见过世面,见过天地的,他认为,学而不厌就是“智”,教而不倦就是“仁”。可见求“智”不停歇,求“仁”不知倦。那么孔子本人又是如何看待“智”与“仁”呢?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水是流动的,如活性的智慧,近于宇宙流变日新的本质;而山是静止的,如恒定的善性,近于人类文明达成共识的稳固价值。长期的水作用力才能冲击切割地表,而不变的是水环绕着山。故“仁”在前,并不压“智”,“仁”是“智”的大后方,同时确保“智”的大方向,即实现爱与造福人类。换而言之,“学不厌”是无涯学海中的知识膨胀,“教不倦”则是反躬自省下的能量转移,学海汪洋经此过滤,方能为人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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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了“仁智”,才能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类国际条约的签署。人类只有悟出科技不能替代人文、和平共处是福等真理,才能避免劫难的扩大化,使奥斯维辛止于一个历史事件,而非不断发生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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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2 屈打成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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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淹久,商周之东西交锋已渐化尘埃,时间来到战国末期,中国的局势再次近于——“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红楼梦》)。东西对抗即将分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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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秦邦同样面临着重大威胁,魏邦在它的眼中就如同“山东之腰”(《战国策·魏策四》)。西方的秦邦如虎狼,东方六邦则似一条蛇。虎狼“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秦攻打魏,就如同公告天下要斩断东方的脊梁。秦欲对东方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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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曾愿意用十五座城池去换一块和氏璧,此种君主焉能说他志在统一大业?秦邦发动战争起初并不是为了开创一个伟大的朝代,不是为了证明帝制的优越性,也不是为了拯救东方的人民,它只是一个不满足于温饱的强盗,富国强兵以立足于乱世,再期分一杯羹。鲁迅先生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可就在不断斩首的过程中,秦国渐渐发现自己可以充当华夏的头颅,以至后来使华夏“脑后生赘”,冥顽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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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蜀王本纪》载,秦惠王欲攻打蜀国,知蜀侯贪婪,又看山涧峻险,兵路不通,于是刻凿巨型石牛,将金子置于牛后,制造此牛会拉金子的假象。秦国承诺将此“天牛”送给蜀侯,蜀侯一高兴便堑山填谷以迎石牛,秦军尾随其后,轻而易举地攻入蜀国。这是贪小失大的典型,也简直是近代以来东西文化关系的隐喻。蜀既然成了秦帝国的一个郡,那么它的历史如何书写也就由不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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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近代的确落后于西方,但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既要言之成理,又能以理服人,此并不是简易功夫。近代一些学者却甚为慌乱,急于一刀切,总是强调“追根溯源”,“刨根问底”,硬要在文化根源上找出破绽,以之为落后主因,其余一概划为次要。如“中国文化只有小脚与辫子”,此话全然不对,乃“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想当然”乃由不读书、不亲历造成。泡在茶馆里的落魄八旗子弟岂能代表中国人?辫子、小脚岂能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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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有“大文化”与“小文化”之分野。以上所言皆属小文化,小文化往往逞性、纵情、从欲,而大文化乃是根底,是道基,是经典,是师法,是头颅。所谓“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儒效》),即是说风俗习惯能改变人的想法意志,而长期安守习俗就可能根本地改变人的气质或本质。可见小文化绝不是大文化,亦不可能代表大文化。此外,荀子也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治法与乱法、贤士与罢士、愿民与悍民、美俗与恶俗,如何能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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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不是从来如此,若这般马虎了事,真可谓屈打成招!同理,“斩首”岂是华夏所尚,“虎狼”又岂是礼仪之风?不能因秦得了天下,就夸赞西边的伟大,不能因为六邦亡了,便数落东家之不济。三苏所作之《六国论》,重点已不在控诉暴秦,而在批判东方六邦,怒其不振。东方纵有万般不是,他就该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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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乃近世一时髦话题,诸家各持己见,以鲁迅先生最为刻毒。鲁迅之论传统文化,发明“吃人”二字,此盲人摸象,性格使然,不必干涉。任何尖酸之言都是众说纷纭中之一种声音,并非颠扑不破之真理,过耳即可,无须纠缠。倘说中国人真有所谓劣根性,极有可能是“盲信”之痼疾。孔子有言在先:“道听而涂(途)说,德之弃也。”黄庭坚诗云:“三人成虎事多有,众口铄金君自宽。”可见此病“根深叶茂”。西方流传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又可见此毛病不独中国人有,同样古今中外无异。可惜近百年来中国此疾尤为顽劣,久治不愈,更陷中华文化于积毁销骨之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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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看官向来热衷于看戏听书,对表演艺术与稗官野史抱有大热忱,易养成好论人家是非之陋习。人人心中一把尺子,却只量别人不量自己,人人生有一张嘴,要达成共识也向来不易。此等看客心理,主意有余,主见不足,待到变故及身,则又易滋生茫然无措、自怨自艾乃至自暴自弃之情绪。老百姓仅有之历史知识与道德掌故又均由听闻而来,多半靠不住。束书不观者本无从考证原委,辨别虚实,更无此意愿与必要,故鹦鹉学舌、以讹传讹尚可理解。然知识阶层之中也常有人犯糊涂病,不补舆论之偏颇,反助长谬误之气焰,疯言疯语,一派胡言,此谓失职与自乱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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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说符》:“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国人的这等臭毛病太容易蒙蔽自我,以致病急乱投医。自英国叩关以来,知识阶层可谓饱尝欧风美雨之“海鲜”,所流连眷顾之“西餐”可谓五花八门,色泽鲜艳,加之广告精致,更令人垂涎。二三子振臂高呼:“西餐乃仙酒仙肴,可包治百病!”“病友”闻之,为之一振,一股脑试吃“西餐”,“中餐”自然门庭冷落。不料,“病友”饱餐之后,消化不良,上吐下泻,剧痛难当,步履艰难,又复萎靡。继而悟出一道理,心中默念“疗效来也,惟量不足”,于是“努力加餐饭”,终咬到“硬骨头”,门牙零碎,阴阳失调,面目不识,诚可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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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3 如此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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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发展至如今这个局面,没有东,或没有西,都不成东西。东西之间实无须各以所长,相轻其短。既然要辨,得先从言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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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论说言简意赅,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句话的信息量与含金量都可以极高;而西方则向来多长篇大论,推演充沛,观苏格拉底与人的对话录,不厌其烦,稍显啰唆,孔子师徒的对话则是开门见山,此处便有简牍与羊皮纸的容量之别了。古巴比伦的泥版自不消说,而古印度的四部吠陀经典则是刻写于树皮或棕榈叶上,保存难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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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先生曾和他的朋友做了一个实验,用刻刀在竹简上刻字,一个钟头竟不足30字。他于是说,不能以今日的笔记情况来推想孔子师徒讲学的记录情况,“简括”是不得已的,因为就算是刻字专家也要刻上最简括的语句。曹聚仁肯定未细读《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中有言:“古书字以竹简,误则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笔。黄山谷名其尺牍曰刀笔,已非本义。今写讼牒者称为刀笔,则谓笔如刀耳,又一义矣。”当然,此说亦有不足,“简”未必就是竹简,如里耶秦简大多属木质。既然铁削刀是用于修改错字,而字是用毛笔写上的,那么速度不会如此慢。书写的速度不慢,但也着实不快,简牍书写确有掣肘处,简册之“简”与简洁之“简”真是一回事了。先哲们滔滔不绝,可苦了记录者,结果只好“一句顶一万句”。老子的五千言足见饱满,三万余字的《孟子》也可称巨帙。熟读诸子书者,若再去阅览云梦秦简和里耶秦简,便觉官署文书之语言更简,思维几近跳跃断裂。简牍易燃、易损、易佚也就算了,最可忧者是墨迹之清晰留存。里耶秦简得井底淤泥护佑,尚可观其全貌,而据《吕氏春秋》载,有一读史记者把“晋师己亥涉河”看成了“晋师三豕涉河”,可知木竹之上墨痕惨淡,所幸此谬误被大儒子夏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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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讲“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这是运用简质汉语进行朴素思维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上如果真有谁的话能“一句顶一万句”,那么此人必在先秦,因先秦是一系列“原创性问题”提出的时代,其中的老子与孔子自是当仁不让。两千多年来,士人中沦肌浃髓而不为利禄者比比皆是,二人德行之馨香,原典文化之渊深,都足以吸引代代学者前赴后继。后人不能理解这份执着,以为中国两千年最优秀的“头颅”都在儒道门前磕头捣蒜,故嘲笑他们满口的道德文章,看轻他们满纸的考证推言。殊不知后世的“千言万语”都有一底本,底本不识,说理便有如话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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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举两个“一句顶一万句”的例子。老子有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前者初窥能量守恒,后者道破市场自由放任的秩序。这世界固可分为许多人种、民族,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文化迥异,然内核也有相通处,后人或推为普世价值。诸位如何用自家话来解释这一历史进程?孔子有一句话:“性相近,习相远。”此话内涵本原人性,然而其外延却甚为广大,后人要与时俱进,便得去补充完善,“以一知二”固然不错,“以一知十”(《论语·公冶长》)自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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