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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二事最不可深思，一是宇宙之起源，二是死亡之后事。若陷于此，无休无止，生命摇动。儒者治丧，事死如事生。不独活人有尊严，死人依然有尊严。中国人安土重迁，讲究落叶归根，入土为安。黄土、墓碑、灵位、香烟证明了一个人的曾经存在与势必长存。所以坟茔与祠堂是最庄重之所。祖先崇拜与家族主义浓厚的中国人认为灭绝尊严的最好办法便是辱其祖宗与掘其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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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蔽，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戮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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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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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生，死是死，中国人分得很清，但要“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荀子·礼论》），这背后的文化绝对不简单。厚葬之俗本无可厚非，此是乱世中之心灵安顿术，它的隆重也与神教仪式相类，必付出精神与财物。只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厚葬有损于民力，也就无补于国家。晏婴曾批评儒者：“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史记·孔子世家》）晏子以及后来墨子对儒家的批判都不高明，仍是耽于表象，尚未领会到信仰一层。“傲”乃是对独立人格的抬升，是保全风骨。至于“三年之丧”（《礼记》记载荀子的说法，二十五月而毕，不到三年）乃是天下之通例，并非儒家的发明，但儒家认同它，即是认同居丧之期不应分等级差别，无论天子庶人都是一样长短。而三年以上的，则近乎一种信仰苦行，孔门弟子服丧多有逾此期者。《曾子大孝》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儒家重人，人命关天，前有性命来源，后有性命去向，孝就是要“瞻前顾后”，厚葬就是致谢来源，祝福去向。其中真挚，难与人言，只需明白，神教偶像可以冒充顶替、代言诈骗，然祖先是不能被冒名顶替的，若自称是谁家祖宗，那是骂人话。如此，对信仰的解释权无法垄断，实际上也就默认了各个家庭、家族依具体情况诠释信仰细则。故保障解释的多元性，如对“道”解释反而使“道”更有活力；故警惕强加的权威性，如政权强制推行认同，这反而会扼杀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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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的孝，不含功利，绝非为了换取庇佑，祖宗不是万能，命运不是一定，子子孙孙还要靠信仰走下去，“自求多福”，此之谓也！无论是神教还是文教，都有可能走向异化或堕落，为了避免此类情况，须摸清症结，人心是根本。故儒家重道，仍是基于重人。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速死”似乎并不可怕，反而有“永恒”的意味。诚然，一个人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真理的殉葬品，成为那所谓“历史车轮”下的亡魂。可是英雄与其追慕者都坚信，只要活在“苍天之眼”里便能求得一个“公”道，自有“青史”为其超度，而这种“偏执”本身便是最大的勇气。儒者越是抱有天命信仰，就越能坚韧不屈，前赴后继；而越是道统不灭，薪火相传，他们就越相信“老天有眼”。正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命，实际就是要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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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历经磨难，“亡国”“亡天下”而能延续至今，非要感恩宗族不可。没有历史信仰，便无宗族；无宗族，自也无历史信仰，文化传承便更不知从何说起。历史，逝者如斯。大众眼中一时的常人常识，都将在若干年后变成由学者把持的“学问”。锁易自成，钥无天赐，或许今人已经叫不上三代以上的祖先名讳，但我们集体的历史感不能短促，我们集体的视界不能狭隘。张君劢曾放言：“中国虽屡受挫于五胡、元、清，而终能自己复兴，以以往四千年历史为凭，中国决能复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故我们不能说“祖国几十华诞”，因“祖国”是祖祖辈辈生息的国度，是以千年来计，决不可自绝于中华之悠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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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人翻着死者名录，唏嘘人无法选择所生存的时代……这不就是读史吗？活在历史尾巴上的人，总在清理伤口，数落遗憾，这深渊究竟有底没有，谁人知道。为何历史明明已经过去，却仍被反复提起？我们总以为历史是经历过的，其实我们仍在经历，甚至尚未经历。我们需要建立的正是对中华历史的信仰。在我们进入历史、化为尘埃前，“道”就是走下去。年轻时虽不能改变时代，但老去后却可以为时代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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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8.4 宅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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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将一部迤逦之国史做一决算，绝对是痴人说梦，因后世朝代与先秦中国显然不是一回事，先秦只是目前所见中国文明的源头之一，或叫作“原中国”。所以，我们也可以狡猾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完全代表中国，那么，以某个朝代的缺陷去诟病整个中华文明也就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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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赫德里克·史密斯的《俄国人》不是历来俄国人特征的汇总，安东尼奥尼的一部动态影像《中国》自然也只能是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然而，周朝被认为是中国，秦朝被认为是中国，两汉依然被认为是中国，之后还会有形形色色的“中国”。“中国”若作为一个国家，她的形容是否太过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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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究竟是一个拥有稳定内核的文化有机体，与时流变，并以不同实体动态展现出来？抑或只是群体追认的虚拟图腾，这个生生灭灭的国家形象其实是取自各朝各代的文明拼图？这个所谓的“交集”还会随历史的发展而继续摇摆？若把“中国”归为一场大梦，虚无之感扑面而来，“中国的历史”或者“历史的中国”又如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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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我们活出了什么？”诸如此问，实在要不得！列位看官终归只是一时之人，安于各自肉身。一时有一时的风云际会，彼时之人何曾为我们而活，他们经历的诸位又何曾切身经历过，诸位只是所谓“五千年”长河中的小小浪花。若诸位对于自己的国民身份肯定无疑，那么应该坦然面对悬而未决的难题；如果坚信有所谓中国精神之存在，诸位也该让它接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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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何处？开国何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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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个民族自觉、立国，首先必欲求一个地域范围，然后考究疆土。“中国”就是先民顺其自然的选择。西周初年的何尊上有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所谓“宅兹中国”，此句式可参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的“宅是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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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词的首次出现，表明“中国”最初为一个地域名词，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大概为伊洛平原）或王朝的中心地带（京畿/京师）。故“中国”与“四方”相对，“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而在日本古语中，“中国”一词也非“唐土”“大明”之同义语，而是指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山阴两道地区，同样是地理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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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名词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可大可小，“中国”又是一个动态范围，惠施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此即是说，平面上的一个点可以同为无数个圆的圆心，而这些圆可大可小，我们把天下看作圆，那么天下是可大可小的，而天下之中央也是随之伸缩的。“中国”与“中土”“中原”也等同。铁木真看不起金朝新继位的皇帝，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对于“中原”与“中国”的细微差别，蒙语应该是不分的，所以“中原”不过是史官别选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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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向来无“定土”，实际上这世界只有晚近的新国家才可能有所谓的“定土”。一般而言，历史越悠久的国家，被奴役的次数也越多。自有中华文明以来，并无固定疆域，甚至没有自始至终拥有、不曾丧失过的腹心地带。要说固有领土，是有待商榷的，要么以某一政权的肇始时期来计，然而一旦放宽历史眼界，那么中原沦陷不足为奇。孔庙时常飘摇于北尘之中，南人时常望不到黄河，故中国文人有一种特别伤感的情绪：“北望中原。”后人也只能发发牢骚，说别人家的田垄占到了自家的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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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以为先民是以固定不变的地理范围来界定“华夷”的，他们的“中国”只有个大概位置，范围游移不定。其实就艰辛的移民史来看，中国“土著”几乎不存在。伴着中原“正朔”王朝的兴衰，“中国”的大小也随之消长，某个阶段边患太甚，“中国”则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中”本是地理概念，德意志在欧洲也常被称为“中央之国”，然德国何以不自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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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们或有一说：最先统一中国的并非秦人，因为周人早在之前便完成了统一大业，只是统一的方式不同。此说欠妥。倒不是说松散的封建制不如紧密的郡县制，而是凡讲统一，必先有一分裂之共同体，即统一的对象。在周之前，并不好说有一个“文化中国”（相对“地理中国”而言）存在。没有对象，何来统一？若非说“第一”不可，则周王朝是第一个文化中国。明乎此，又可知春秋战国时期确属中国第一段乱世，因为周以前虽然更乱，但绝非一国之内乱。此外，导致分裂也并不能作为否定联邦制的借口，试问哪个大一统帝国最后不走向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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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秦帝国又是否为中华的第一帝国呢？答案是肯定的。秦邦甩掉封建体系而以帝国主义统一散乱的周天下，此是基本史实。后人在评价这段功业时，既不能无视结果，一味苛责，也不能忽略过程，一致叫好。至少，统一的初衷与手段是可堪商榷的。而“中华第一帝国”的名衔也未必就是光芒万丈，一美遮百丑。流行的说法是，chini这个波斯词和梵语中cinah都源自汉语里的“秦”字，似乎秦朝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甚至认为秦与中国可以画等号。然而，根据《战国策》所见，在纵横家公孙衍与义渠君（义渠是由羌人在秦邦后方建立的一个政权）的对话中，“中国”与“秦”是并列关系，甚至针锋相对。可见，一代有一代之中国，所幸的是，中国是文化之中国，也就注定其格局不会如此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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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还是一个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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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为中国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根基，所谓“夷狄进于中原，则中国之”。“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中的“楚失华夏”。“华夏”可以拆分开来，因为两字向被视为同义，均有华美之意。且两字古音相近，又被称为异名同实。“华”即“花”，如“唐棣之华”（《论语·子罕》），“夏”即“雅”。《孔子诗论》中的《大夏》《小夏》便是《大雅》《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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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族之始祖母谓姜嫄，而据考证，“姜”通“羌”，周人的祖先很可能是从“羌人”（牧人部落）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周自公刘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西），传九世到公亶父。因受戎﹑狄逼迫，公亶父率众越过漆水、沮水和梁山，来到了岐山之南的周原，兴建居室﹑城郭﹐发展起文明，与蛮族划清了界限。窥周人这部朦胧的部族发展史可知，他们与戎狄有出入离合的往事，尤其与“姜氏之戎”关系密切，后来才以“夏”自居，展露出文化自豪感。故即便诸侯割据，周代的八百年礼乐的熏化也足以保证一个庞大文化谱系的存在，继承周文化的诸侯国依旧被称为“诸夏”，在秦人眼里也就是“东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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