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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诵读《诗》《书》时所用的雅言便是夏言，这是当时春秋诸侯的共同语或者外交语。《荀子·儒效篇》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既是就地域差别而言，同时也是从文明程度上区别华夷。《尚书》中有“区夏（即夏区）”“时夏”之类的词语。“诸夏”有时便称为“诸华”。但如果再细究下去，仍有小异。《左传》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书经》疏注有言：“冕服彩装曰华，大国曰夏。”可见，服饰华彩之美为华，疆界广阔与文明教化兴盛为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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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代“中国”，以别夷狄，此是文化自觉。华夏族本是由多源汇聚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说文解字》释“夏”为“中国之人”，“中国”早已是“诸夏”之统称。“中华”一词始出魏晋时代，见于《三国志》与《晋书》。“中华”由“中国”和“华夏”二词合成而来。“中华”既是由“中国”与“华夏”合成，那么“中华”便是一个地理与文化相结合的大概念，可称作“礼乐冠第”的中原文化。“汉”本为水名，仍是地理概念，虽然同样在扩展升华，相比于“中华”仍稍显单薄，故“汉”实不能与“中华”等同。有学者认为“汉学”应改称“华学”，可谓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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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早在秦、汉大帝国建立以前，“中国”已是一确定文明区域，周人早拥有一致之文化生活。先秦之华夏自有其磅礴气象、灿烂风华，即便抹去秦、汉及之后诸代，仍傲然自立，何需作为中华帝国酝酿、筹备之前身来理解？“前之古人”自成格局，岂是要依附“后之来者”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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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尤重衣冠，所谓“衣裳楚楚”，所谓清水洗帽缨，浊水洗双足。故也可窥见，“中国/中原”散发着浓浓的文化气息，甚至有些感怀故土的悲伤，因其象征着那“礼乐衣冠”的文明。唐朝有这样的说法：“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章太炎作《中华民国解》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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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华”的内涵外延一直在发展，正因为对“华”的强调，“中”字才能跟着“华”字走。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腓尼基等最初无不是地名，他们成为国家或民族的尊号大多是出自外族的界定与后人的追溯。异族若称我们为“中国”，说明我们的民族已然屹立于此了，我们若不自觉，那就真要近世西人来发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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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跳转至宋代，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出使契丹，他以“中国”“北朝”对称。而在明清对峙时，“中国”又一度成为“关内”的同义词，可见“中国”早已演变为整个国家政权的名称。满族人入关后，“中国”又随之一变，《中俄尼布楚条约》里中方代表索额图的名衔便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正式成为我国在国际上的名称，但遗憾的是，自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它一直是屈辱国家的代名词。如何知耻而后勇，知之者其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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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8.5 淮橘为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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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国儒者，动曰“平天下治天下”，……吾中国之无国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吾推其所以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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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中发表的一段见解，他总结了原因，第一是“非妄自尊大，地理使然也”，第二则是“学说”，例如“孔子作《春秋》务破国界，归于一王，以文致太平，孟子谓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其余先秦诸子，……虽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术，则莫不以统一诸国为第一要义”。梁任公对于古代中国无国家思想深感忧虑，因为这使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正是“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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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们，历史本没有那么简单。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国家观念与民族主义在中国多少有些水土不服，此是势之必然。且观一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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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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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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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人”显然不是今人所理解“鲁国人”，此人三上战场三做逃兵，既可见出战事的频繁，也引出一道世纪辩题——作为一个被逼上战场的人，逃还是不逃。显然，这个鲁人并不认为鲁君或鲁军的利益大过了老父的性命，他是丈夫惜死，他若死了他的老父也必死无疑。孝毕竟触动了信仰，于是他选择了逃离与抗拒。此人心中或有天下，但绝无现代的国家观念，所以此故事中并非表现尖锐的家、国冲突。服兵役与其说是为国尽公民之义务，不如说驱赤子于利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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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在周天下，联邦制的影响无远弗届，在帝国范式出现之前，国家主义实在难以名正言顺，故也就缺乏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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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北伐后在告谕天下的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五百年后，孙中山在同盟会纲领中再次打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在此类“种族革命”的口号中，“中华”尤重于“汉人”。若问看官们“中华民族在哪里”，估计会被视为疯子。不过在一百年前，这个问题很是时髦。西洋来犯，中国人猛然发现不能光学“奇技淫巧”，也要吸收点“文明开化”，于是捎带来民族主义。汉人与中华民族的性质并无根本差异，中华民族也只不过是汉人的近代提法。梁启超于1902年最先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其实就是在讲汉族或华夏族。在1905年所作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承认自己给了国人一张民族主义的“空头支票”，他直说：“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1923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明确指出：“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可见，“中华民族”在当时明明朗朗是一尚待实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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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何在？”此问题其实无须学术研究，也必然有一个坚定的回答，答案便是中华民族“就在这饱经苦难的土地上”。中华民族是应时应景的自我想象，是近代理论建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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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流派分支，固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得尽。愈简练的词汇愈难解释，且不说中国诗话与文论里那些不好言宣只可意会的评语，就是那“国家”“民族”“历史”等寻常概念也是难以道尽。即便人类文明登峰造极，对此类问题恐怕仍是力有不逮。那么，民族主义究竟算不算近代化之一项目呢？这等粗枝大叶的问题仍不好回答。事实上，白芝皓认为19世纪才是“民族创建的世纪”（nation-building）。我们终究得承认，经验总是局限的，古今异俗，东西异俗，那么东方人一时难以接受西方人的概念，实在正常不过。若专以此诋毁东方人见识浅薄，不亦谬乎！西方历史如此，我们若非要依葫芦画瓢，全盘如此，真是不顾“形似”与“神似”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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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限的历史经验来看，民族主义的壮大与民族国家的涌现往往使民族成分复杂的帝国产生裂痕。从此有一种叫作“民族觉醒”的价值高于王权，与民主潮流一同将欧洲推上文明的顶峰。欧洲对东方的全面优势几乎使所有学者观察世界的视角、立场都不可避免地渗入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民族主义在中国乃至东方陷入困境，且发生变异，这都是意料中的水土不服。中国实在算不上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梁启超的那张“民族支票”也被疯狂透支。可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混沌未开，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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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中国印象，最早也要从17世纪算起，接下来的两三百年刚好是清朝兴衰的时代。西方学者将儒家典章与社会现实相对照，发现落差竟如此之大，中国人的文明也不外如是嘛。问题在于，彼时的清能代表中华文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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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时，彼一时，以民族主义来审视中国古文明尾端的清帝国，就如堕云里雾中。清乃是帝国，而帝国没有不亡的，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都是佳证。只因帝国大多是征服、奴役他族的，岂有全国一心之事。汉人的排满思潮一直持续很长时间，而老满人的部族私心从来不绝，双方人数相差悬殊，却也成为两股僵持力量。一边是要把对方驱逐出去，光复河山；一边是将对方打为二等公民，去笼络优待其他部族（蒙古人）。一国这般离心离德，没有不乱不亡的。当慈禧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此老妇好歹还以中华自居，可她又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皇基永固。”可见，这统治者即便坐在主子的位子上始终还有做客之心，此等离心离德的政权焉能不亡！清欲行工业化未必就要推行民族主义，实际上也不可能为之。倡民族主义实是为自己唱挽歌，故还得继续伪装“中华”以祸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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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我们何须先定一蹩脚理论，再去自圆其说。若纯以地域文化、民族血统来划分国家，那么我老大中国割为几块甚至十几块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史上本无此事，中国人也无须执着西人之民族主义，强搬硬套，此乃“削足适履”。且说“中华民国”之“民族主义”与“五族共和”。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岂止五族？其余小族如何自处？试举一例，我们若骂孔子为“中华民族之罪人”，那么孔子岂非分别为汉、满、蒙、回、藏五族之罪人？若稍嫌过分，退而说其只是汉族之罪人，那么先秦之时又何来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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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先秦，诸夏戮力同心抵御蛮夷是华夏族自觉的开始，所谓“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至秦皇汉武，混一宇内，北击匈奴，更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民族轮廓已然出落得清秀自然。南朝萧衍打造了一个区别于北方蛮族的正朔形象，是民族危机感的反映。有唐诗人多以汉代寓意，表明文化的传承不殆。两宋史学界曾大兴讨论正统之风。北宋与南宋关于魏、蜀孰正孰伪颇多歧见。然南宋的正统论偏重文化传统之正宗，中土沦陷的尴尬不成为界定正统王朝的重点，这开始有点民族主义的学术气息。到了明代的蒋谊，终于说出了“故接三代之正统者，如汉、如唐、如宋、如我皇明”之言。但面对元、清两代留下的帝国遗产，官史毕竟以朝代更易观做了最能照顾民族情感的处理，这是传统史观与亡国现实的一拍即合。殖民主义笼罩下的中国人，也不得不厚着脸皮努力去做帝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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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的王朝传统已经渗透进国民心理，改朝换代的终极意义便成了天命归弃，江山易姓的官方宣传便成了民心所向。只要取得政权，总有办法证明其合法性。蛮族政权问鼎天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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