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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一词在中国历史演义中如同一个冠名商标，哪个王朝标榜为中华都可从中获利，因为这关乎自家政权在“天下”实现主导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在此层面，“中国”一词渐有同样的效用，这种效用甚至超越民族界限，所以鲜卑人、契丹人、满人皆可称“中华”“中国”云云。成王败寇的铁则下，中国人失去天下，而蛮族虽勇武却愿意让步——“局部汉化”。他们采用中华的“天命说”来辩护征服，一样开科举笼络读书人，尊重传统的政典，社会结构也基本不变，这都没有突破中国人的心理底线，那么这个外来政权便成了“正统”，从而进入煌煌巨史。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心理，朱元璋才能在檄文中毫不避讳地说：“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孙中山最初以民族复仇来煽动革命激情是一招好棋，但最终被传统思维驯服，与“种族革命”划清界限，于是说：“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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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斤计较”的民族主义毕竟无益于处理民族关系，无论是单个王朝的生存，还是整部华夏史的演进，都不重视民族主义的支撑。在先秦，有商、周、吴、越、巴、蜀、秦、楚……从来就不存在着某个单一族群的中国，而汉以其天威成为中华文明的符号却是自然而然的。汉族之名正是有赖于几百年汉室江山打下的“认同”，族名由国名得来，实际上，汉族也早就是多民族的总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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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活动区域很早就不限于中原地区了，而且中原还常常沦陷于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汉族中早有南匈奴等外族参与，“隋唐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实际是十六国以来北方和西北方许多落后族与汉族融化而成的汉族”（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正如时人哀叹世上已无纯正血统的汉族人一样，血统论将永远失去意义，因此中华文化实际不能单指汉族文化了，单就满族和汉族而言，两族绑在一起两百多年，文化上没有合流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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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之民族，不宜过杂，亦不宜过纯。过杂则统理为难，过纯则改进不易。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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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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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各种“夷狄”只是在某一时段处于同一个部落联盟或者同一个帝国下，他们基本上没有共同的语言、生活方式、信仰以及体质特征，他们通常被军政力量凝合为一个由一族主导的统一体，构成了许多的交集，然而有时又在这个统一体瓦解后独立发展，甚至完全绝缘。实际上，帝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大多时候是尖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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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为国家而生，但国家并非为民族而生，民族与国家也不可能重合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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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成立的根本是“认同”，也就是人心，这一点决定了“民族”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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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可能散落在多个国家中，而一个国家可能拥有众多的民族，如果对民族国家要求成分纯净的话，一国一族的情况几乎找不到。希冀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国家，形同梦幻。如果现实都必须迁就人之主观愿望，那么天下势必大乱，整个世界人口都要重新洗牌，所有国家政权都要重组，此不敢想象。希特勒为圆这个春秋大梦，竟然炮制日耳曼民族标准面相，终为笑谈。而国际恐怖主义多源起民族主义，这就是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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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民族自决的原则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过去不行，未来也不可能。如果硬在中国建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那只有两种可能：各民族的分裂主义与虚无的大中华主义。正如黄现璠所说：“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所有意欲建设‘文化共同体’的企图，无异于黄粱美梦。”先有一个中华文化圈，再结成一个或数个中华国家，最后定义一个中华民族，这个历程竟长达几千年。承认这个事实，对大汉族中心论者的确是个极大的打击。纵观数千年历史，秦、汉、晋、隋、唐、宋、明无疑都是多民族的中华帝国，但其境内却无一个叫作“中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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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8.6 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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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会有吗？何出此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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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对暴秦之后是否还会有一个中国而深表怀疑，恐怕会被列位看官嘲笑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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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看罢这台国史大戏，自能气定神闲地说：“先秦的终局不是秦，欲知后事，且听汉代分解！”此并非未卜先知，而只是出于历史惯性或民族情感而坚信中国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存在，可这并不是沉思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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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就必定长存？中国凭什么？在秦亡之后来说秦必亡，这本不是史学的本事。而坚信中国的万寿无疆，则近乎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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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83年，赵国将要讨伐燕国，苏代为燕国去游说赵王，他开口便编造了一段“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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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臣渡过易水之时，看到有个河蚌刚刚打开晒太阳，一只鹬飞来啄其肉，河蚌马上闭拢，夹住了鹬嘴。二者互不相让，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那就会有死蚌了。”河蚌也不甘示弱对鹬说：“今天你的嘴不取出来，明天你的嘴不取出来，那就会有死鹬了。”正在二者僵持不下之际，渔夫出现了，不费吹灰之力将其一齐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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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段子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它蕴含的启示常被它的趣味所遮蔽。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名教授联合署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直称：“中国在文化的领域里消失了。”因此，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中国，也没有了中国人。十教授的对手是“全盘西化”的鼓吹者，可他们自己的这种“忧患”也是可笑的，因忧患的对象只是可以直接为人所把握的某种“特征”，而非抽象的活力与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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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是否可感？在可感与不可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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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感是因为尚有经典可览，文物可观，风俗可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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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感是因为时过境迁，再觅陈迹，多为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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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往岁月沉埋中感怀，还得掂量昔日荡涤多少，今日所剩多少。故也真该说“可感”是个伪命题。只要心诚情愿，无不可感；如心不甘情不愿，可感也变不可感，甚至视而不见，直说不存在，最后竟变成不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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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否可感？亦是此理。所谓“传统”之所以能够成立，已然自证其不是朽木，而是秀木，它不是可以刀削斧劈、任意处置的死物，而是一直吐故纳新、气象万千的活物。中国亦如是，没有固定的模样，一代有一代之中国，历史也不是简单粗暴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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