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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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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各种“夷狄”只是在某一时段处于同一个部落联盟或者同一个帝国下，他们基本上没有共同的语言、生活方式、信仰以及体质特征，他们通常被军政力量凝合为一个由一族主导的统一体，构成了许多的交集，然而有时又在这个统一体瓦解后独立发展，甚至完全绝缘。实际上，帝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大多时候是尖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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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为国家而生，但国家并非为民族而生，民族与国家也不可能重合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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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成立的根本是“认同”，也就是人心，这一点决定了“民族”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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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可能散落在多个国家中，而一个国家可能拥有众多的民族，如果对民族国家要求成分纯净的话，一国一族的情况几乎找不到。希冀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国家，形同梦幻。如果现实都必须迁就人之主观愿望，那么天下势必大乱，整个世界人口都要重新洗牌，所有国家政权都要重组，此不敢想象。希特勒为圆这个春秋大梦，竟然炮制日耳曼民族标准面相，终为笑谈。而国际恐怖主义多源起民族主义，这就是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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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民族自决的原则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过去不行，未来也不可能。如果硬在中国建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那只有两种可能：各民族的分裂主义与虚无的大中华主义。正如黄现璠所说：“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所有意欲建设‘文化共同体’的企图，无异于黄粱美梦。”先有一个中华文化圈，再结成一个或数个中华国家，最后定义一个中华民族，这个历程竟长达几千年。承认这个事实，对大汉族中心论者的确是个极大的打击。纵观数千年历史，秦、汉、晋、隋、唐、宋、明无疑都是多民族的中华帝国，但其境内却无一个叫作“中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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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8.6 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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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会有吗？何出此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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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对暴秦之后是否还会有一个中国而深表怀疑，恐怕会被列位看官嘲笑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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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看罢这台国史大戏，自能气定神闲地说：“先秦的终局不是秦，欲知后事，且听汉代分解！”此并非未卜先知，而只是出于历史惯性或民族情感而坚信中国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存在，可这并不是沉思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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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就必定长存？中国凭什么？在秦亡之后来说秦必亡，这本不是史学的本事。而坚信中国的万寿无疆，则近乎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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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83年，赵国将要讨伐燕国，苏代为燕国去游说赵王，他开口便编造了一段“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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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臣渡过易水之时，看到有个河蚌刚刚打开晒太阳，一只鹬飞来啄其肉，河蚌马上闭拢，夹住了鹬嘴。二者互不相让，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那就会有死蚌了。”河蚌也不甘示弱对鹬说：“今天你的嘴不取出来，明天你的嘴不取出来，那就会有死鹬了。”正在二者僵持不下之际，渔夫出现了，不费吹灰之力将其一齐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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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段子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它蕴含的启示常被它的趣味所遮蔽。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名教授联合署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直称：“中国在文化的领域里消失了。”因此，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中国，也没有了中国人。十教授的对手是“全盘西化”的鼓吹者，可他们自己的这种“忧患”也是可笑的，因忧患的对象只是可以直接为人所把握的某种“特征”，而非抽象的活力与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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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是否可感？在可感与不可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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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感是因为尚有经典可览，文物可观，风俗可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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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感是因为时过境迁，再觅陈迹，多为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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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往岁月沉埋中感怀，还得掂量昔日荡涤多少，今日所剩多少。故也真该说“可感”是个伪命题。只要心诚情愿，无不可感；如心不甘情不愿，可感也变不可感，甚至视而不见，直说不存在，最后竟变成不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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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否可感？亦是此理。所谓“传统”之所以能够成立，已然自证其不是朽木，而是秀木，它不是可以刀削斧劈、任意处置的死物，而是一直吐故纳新、气象万千的活物。中国亦如是，没有固定的模样，一代有一代之中国，历史也不是简单粗暴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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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中国本位”的坚守者与“全盘西化”的倡导者这势不两立的斗法颇有些神似鹬蚌相争，最终恐怕也难逃渔翁得利的结局。对于中国文明而言，这个结局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可堪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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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者何也？撮举机要、考古鉴今之通学也。历史非止故事，非止因果，亦非割裂为经济、政治、文化之诸项目，而包含人类血泪教训，智慧发明。教科书未必是历史，而历史必是教科书。治我中华之史，是先为我族人用，而后才为外人鉴。我中华史学有悠久之褒贬传统可资发挥，故史观当以引领全中华民族自觉进步为要，古之教化功用断不可废。中华一族虽然屡遭亡国之祸，却仍能保存文化之大宗，延绵三千余载而至今，实为人类文明之最大奇观，身为华人已是荣耀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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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家之于中国所经灾劫，多能以人道主义精神而同情之，抑或以胜利者身份怜悯弱者，至于中国历史上数次转关，则只以因果考之，并不含切肤之痛，不负切骨之仇，此如同台下看戏，尽是人家故事，虽能随之悲欢，呼喝掩泣，貌似感同身受，实则一时动容，热闹罢了。故中国人的新史观当是“以兴善文明为是，以衰败文明为非”。此种基于中国文明发展的考虑，反而能超越狭隘的民族偏见，只论善恶对错。因此，外寇未必恶于国贼，国贼未必善于外寇，一路货色，两种身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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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难道“中华”二字不能包容些吗？所谓“夷入夏则为夏，夏入夷则为夷”，此间既有汉化，也有“化汉”，“中华”本身就意味着包容的传统。有人又说，今日之中华已不是昔日之中华，以何来界定中华文化？中华就是中华，其文化最本质的东西没有变，我们使用的是汉字，说的是汉语，我们的文化经典、习惯风俗大体仍是那些，即便经历外敌与暴民之乱世也荡涤不了，华夏的核心价值怎不延续至今？既然如此，那么泱泱中华何在？在人身上。何种人？接受“中华”之人。“中国人”之形成是文化门槛的问题，而非单靠杂居通婚实现。事实上，实现中华民族只能是现代中国的立国目标，而不是挑起民族争端的野心政策。在构建“中华民族”这个圈子时，不能强制他族“入伍”，也必须要有灵魂，否则“中华”二字只是空壳。生产方式、血统、地域都不足以作为区分外族的根据，归根结底还是文化。以上的道理，黎东方先生的阐述最为浅白：“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血统如何，而在于文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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