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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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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各种“夷狄”只是在某一时段处于同一个部落联盟或者同一个帝国下,他们基本上没有共同的语言、生活方式、信仰以及体质特征,他们通常被军政力量凝合为一个由一族主导的统一体,构成了许多的交集,然而有时又在这个统一体瓦解后独立发展,甚至完全绝缘。实际上,帝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大多时候是尖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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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为国家而生,但国家并非为民族而生,民族与国家也不可能重合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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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成立的根本是“认同”,也就是人心,这一点决定了“民族”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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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可能散落在多个国家中,而一个国家可能拥有众多的民族,如果对民族国家要求成分纯净的话,一国一族的情况几乎找不到。希冀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国家,形同梦幻。如果现实都必须迁就人之主观愿望,那么天下势必大乱,整个世界人口都要重新洗牌,所有国家政权都要重组,此不敢想象。希特勒为圆这个春秋大梦,竟然炮制日耳曼民族标准面相,终为笑谈。而国际恐怖主义多源起民族主义,这就是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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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民族自决的原则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过去不行,未来也不可能。如果硬在中国建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那只有两种可能:各民族的分裂主义与虚无的大中华主义。正如黄现璠所说:“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所有意欲建设‘文化共同体’的企图,无异于黄粱美梦。”先有一个中华文化圈,再结成一个或数个中华国家,最后定义一个中华民族,这个历程竟长达几千年。承认这个事实,对大汉族中心论者的确是个极大的打击。纵观数千年历史,秦、汉、晋、隋、唐、宋、明无疑都是多民族的中华帝国,但其境内却无一个叫作“中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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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8.6 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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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会有吗?何出此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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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对暴秦之后是否还会有一个中国而深表怀疑,恐怕会被列位看官嘲笑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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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看罢这台国史大戏,自能气定神闲地说:“先秦的终局不是秦,欲知后事,且听汉代分解!”此并非未卜先知,而只是出于历史惯性或民族情感而坚信中国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存在,可这并不是沉思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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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就必定长存?中国凭什么?在秦亡之后来说秦必亡,这本不是史学的本事。而坚信中国的万寿无疆,则近乎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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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83年,赵国将要讨伐燕国,苏代为燕国去游说赵王,他开口便编造了一段“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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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臣渡过易水之时,看到有个河蚌刚刚打开晒太阳,一只鹬飞来啄其肉,河蚌马上闭拢,夹住了鹬嘴。二者互不相让,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那就会有死蚌了。”河蚌也不甘示弱对鹬说:“今天你的嘴不取出来,明天你的嘴不取出来,那就会有死鹬了。”正在二者僵持不下之际,渔夫出现了,不费吹灰之力将其一齐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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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段子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它蕴含的启示常被它的趣味所遮蔽。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名教授联合署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直称:“中国在文化的领域里消失了。”因此,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中国,也没有了中国人。十教授的对手是“全盘西化”的鼓吹者,可他们自己的这种“忧患”也是可笑的,因忧患的对象只是可以直接为人所把握的某种“特征”,而非抽象的活力与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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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是否可感?在可感与不可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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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感是因为尚有经典可览,文物可观,风俗可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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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感是因为时过境迁,再觅陈迹,多为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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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往岁月沉埋中感怀,还得掂量昔日荡涤多少,今日所剩多少。故也真该说“可感”是个伪命题。只要心诚情愿,无不可感;如心不甘情不愿,可感也变不可感,甚至视而不见,直说不存在,最后竟变成不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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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否可感?亦是此理。所谓“传统”之所以能够成立,已然自证其不是朽木,而是秀木,它不是可以刀削斧劈、任意处置的死物,而是一直吐故纳新、气象万千的活物。中国亦如是,没有固定的模样,一代有一代之中国,历史也不是简单粗暴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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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中国本位”的坚守者与“全盘西化”的倡导者这势不两立的斗法颇有些神似鹬蚌相争,最终恐怕也难逃渔翁得利的结局。对于中国文明而言,这个结局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可堪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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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者何也?撮举机要、考古鉴今之通学也。历史非止故事,非止因果,亦非割裂为经济、政治、文化之诸项目,而包含人类血泪教训,智慧发明。教科书未必是历史,而历史必是教科书。治我中华之史,是先为我族人用,而后才为外人鉴。我中华史学有悠久之褒贬传统可资发挥,故史观当以引领全中华民族自觉进步为要,古之教化功用断不可废。中华一族虽然屡遭亡国之祸,却仍能保存文化之大宗,延绵三千余载而至今,实为人类文明之最大奇观,身为华人已是荣耀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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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家之于中国所经灾劫,多能以人道主义精神而同情之,抑或以胜利者身份怜悯弱者,至于中国历史上数次转关,则只以因果考之,并不含切肤之痛,不负切骨之仇,此如同台下看戏,尽是人家故事,虽能随之悲欢,呼喝掩泣,貌似感同身受,实则一时动容,热闹罢了。故中国人的新史观当是“以兴善文明为是,以衰败文明为非”。此种基于中国文明发展的考虑,反而能超越狭隘的民族偏见,只论善恶对错。因此,外寇未必恶于国贼,国贼未必善于外寇,一路货色,两种身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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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难道“中华”二字不能包容些吗?所谓“夷入夏则为夏,夏入夷则为夷”,此间既有汉化,也有“化汉”,“中华”本身就意味着包容的传统。有人又说,今日之中华已不是昔日之中华,以何来界定中华文化?中华就是中华,其文化最本质的东西没有变,我们使用的是汉字,说的是汉语,我们的文化经典、习惯风俗大体仍是那些,即便经历外敌与暴民之乱世也荡涤不了,华夏的核心价值怎不延续至今?既然如此,那么泱泱中华何在?在人身上。何种人?接受“中华”之人。“中国人”之形成是文化门槛的问题,而非单靠杂居通婚实现。事实上,实现中华民族只能是现代中国的立国目标,而不是挑起民族争端的野心政策。在构建“中华民族”这个圈子时,不能强制他族“入伍”,也必须要有灵魂,否则“中华”二字只是空壳。生产方式、血统、地域都不足以作为区分外族的根据,归根结底还是文化。以上的道理,黎东方先生的阐述最为浅白:“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血统如何,而在于文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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