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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有意思的是许慎对这个字有多重解释：“十，数之具也”这是说它表数；接着许慎又说，“‘一’为东西，‘|’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有专家说，许慎只是依据小篆“十”的臆测，不足为信。因为，十在甲骨文中是“|”，中有一圆点。小篆时那圆点变为一横，才写成“十”。但我觉得许慎也有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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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十”在甲骨文之前，已经作为单体的符号存在几千年了。在8000多年前的甘肃大地湾彩陶上，就有“十”字符号。大家熟悉的6000多年前的半坡人陶器上，也有“十”字符号。同一时期的西亚陶器上，也存在大量的“十”字单文。这些符号，可能是陶器上的装饰，也可能表示某种意思，不论怎样都跟文字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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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在他的《汉字树》中说，东西方的这些“十”字，还有变化的“万”字符，早期都是代表吉祥的符号。与饶先生的观点有些接近的是，内地甲骨文专家多认为，甲骨文中的“十”字是巫术的“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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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资格反对专家们的这些说法，只是觉得这两种说法，与许慎的“十”为“东西南北”四方的说法，并不矛盾。图形是物象，符号是指事。“十”是符号，其指事意义鲜明。“万”字符，本身就有“东西南北”的指向与轮回。而“巫”，更是讲究方位的，请四方神仙，保四方平安。“十”怎么就不能是方位的化身，或集方位与巫于一字呢？比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青铜器——镶嵌十字纹的方钺（见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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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青铜器——镶嵌十字纹的方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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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商朝人运用甲骨文指事达意时，还没有创出表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专字。甲骨文中的东西南北四个字，在当时都不是表示方位的。它们作为方位词是很久以后的借字。由此，我们更可以相信，许慎所说的“十”集合了四个方位，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符号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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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十面埋伏”这个词，那个“十”或许就是“东西南北”，也就是“全方位”包围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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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统帅的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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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八怪”皆盖世奇才，总有人想见识一下。那天，一位朋友对善于画松竹的李方膺说：“世上什么东西都好画，唯有风画不了。”李方膺二话没说，转眼之间即把“风”画了出来。于是，有了现藏于荣宝斋的那幅传世名画《风竹图》。人们评说李方膺的《风竹图》，“不仅把风画出来了，而且，把风声也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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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祖先创造“风”字时，或许也有相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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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风”字，实际上就是画了一只凤凰。古人借“凤”言“风”，两字相通。甲骨文中的“大凤”就是“大风”，“小凤”就是“小风”，“不凤”就是不刮风。小篆时代，造的字多了，遂将“凤”字还给了“凤凰”，转而创造了那个繁体的“風”字。《说文》解小篆的“風”为：“风动虫生”，这一回是借虫言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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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成就一方文化。毫无疑问，能将“风”与“虫”连在一起的，必是北方人。北方人对风的感受与南方人是大不同的。四季分明的北方，对风的需求，也比南方要大得多。风在需求中，被尊为了神；又在需求中，指代了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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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四方风”牛肩胛骨（见图1.10）。这片武丁时期的刻辞，不仅刻记了东南西北的四方风神之名：如“东方曰析”“南方曰夹”；而且，还在风神的名字后面，根据四方风不同时节的特征，对各方的风做了命名：如“东方曰析，风曰协；西方曰夷，风曰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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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根据风向的“内容”，将风标上记号的传统，到了西周以后，被进一步光大。《尔雅·释天》以《诗》为据，诗意地解说了四方之风。“南风谓之凯风，诗曰：凯风自南；东风谓之谷风，诗云：习习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诗云：北风其凉；西风谓之泰风，诗曰：泰风有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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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意识尚不足以认识天地之时，天地之间自然是“百神之所在”，天理地理都是神的道理。风，既然是神，就不光负责今生，还管得着死后。晋代郭璞传古本《葬经》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占卜术士将“风水”与方位融为一体，为生生死死又添了一分妖术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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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商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四方风”牛肩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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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是空气的流动，本是空气的一种生命方式，但和人类生活产生联系后，风就变得不那么纯然了。总结出风的规律是人类的一大进步，而将风与方位之学神玄化后，不仅方位之学失去纯真，风也被妖魔化了。所以，在谈论古代科学时，要特别警惕术士挖的“风水”之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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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分地的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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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这个词，看上去是讲家国权力的，其实，表达的也是古人的地理逻辑，即，地理在天。古人发现天上的恒星是不动变的，利用天上的恒星做标记，如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就可以确立基本的空间关系。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提高，又有了“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易经·系辞上》）的对天地关系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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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观天是即重要又具体的大事，天官往往是由“三皇五帝”这样的部落首领来担当。所以有“天子观星，知民缓急，敬授民时”之说。天象万千，似神似兽，中国的先民与外国的先民一样都将星星做了形象化处理。在华夏文化中，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象”的萌芽。1987年仰韶遗址即出土了有东龙、西虎“二象”墓葬；而“四象”之形，在周初的青铜器上，已有成组了的图案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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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心目中的天，是神的代言，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古人是把天文与地理“混为一谈”的。其中，对地理影响最深最广的即“四象”理论。古代的天文学家，把满天的恒星划分成为“三垣”和“四象”七大星区。所谓“垣”就是“城墙”的意思。“三垣”之中，“紫微垣”居中央，是天帝住的宫殿（故宫之所以叫紫禁城，其“紫”取的就是“紫微垣”的意思）；“太微垣”象征行政机构；“天市垣”象征繁华街市。这“三垣”环绕北极星呈三角状排列。所谓“四象”：即“三垣”外围分布的“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也就是说，东方的星象如一条龙，西方的星象如一只虎，南方的星象如一只大鸟，北方的星象如龟和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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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天空远没有“三垣”“四象”那么简单，古人还发明了与“四象”相配的“二十八宿”。古人在黄道赤道附近，选择了二十八个星宿为坐标，借此定位大地空间。目前，考古为我们提供的“四象”与“二十八宿”相配的最早证物，是湖北曾侯乙墓中的战国漆箱盖，上面画着二十八宿和苍龙、白虎（见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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