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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这种“五服”“九服”的说法,实际是后世学者对前朝政治的一种理想表述,而非历史实录。众所周知商周实行的是“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封国内独立为君主,天朝并无任何行政区划。中国真正的行政区划始于西周之后的县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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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周实行县郡制以来,分封制开始瓦解。自秦汉以来,郡县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并没有完全消亡,它也以与西周不同的形式长期延续存在。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体现形式,二者的长期对抗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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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五服”“九服”的理想主义行政区划,很像今天的北京城的一环、二环、三环……五环的道路规划,有着浓厚的“摊大饼”式的农民色彩(见图2.5)。但它却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的一种独特理解,即“中心”与“周边”的亲疏与从属关系。从而确立以自我为核心,而后层层保护,或者,涟漪式向外扩张的政治策略。尽管历史上这张大“饼”,曾不断被胡夷之族扯破,但每一次现实的挫折,都强化了国人关于这种世界秩序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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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宋代《新定三礼图》中的“九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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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初定“宅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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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国”是武力勾画的势力范围,那么“中国”,则是国家对所处位置的定位与命名。有意思的是,在十万甲骨里,“中”和“国”都有近百个,就是没有“中国”一词。那么,“中”与“国”是什么时候扯在一起的呢?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多文章都说“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中国的第一部书《尚书》,如“皇天既付中国民”,但考古学家后来发现了最早的“中国”二字,证明早在青铜器时代,就已有了“中国”这个词。由于这个发现,晚之又晚,所以,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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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要从1963年陕西的一场大雨说起,雨水冲塌了宝鸡农民陈堆的后院土崖,露出一个闪闪发亮的铜器。陈堆和妻子用小镢头刨出了这个铜家伙,见它没什么用处,就拿到废品收购站——30斤——30元——当废铜卖了。两年后的一天,宝鸡市博物馆的佟太放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尚未送去冶炼的铜尊,一眼认出这是件文物。于是,宝鸡市博物馆仍以30元的废品价格将它收购。这是一尊西周初期的青铜酒器。高39公分、口径28.6公分、重14.6公斤。专家认定,这是一件精品文物。但其中暗藏的惊天机密,仍未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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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10年过去,1975年国家调集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出,宝鸡的这件文物来到了筹展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手里。大师到底是大手笔,在清除铜尊蚀锈时,马先生发现内胆底部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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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的最高价值在于这122字的铭文,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先父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我将中国作为统治地,亲自统治那里的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家作此尊,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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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的遗训,营建被称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同时,在表示定都天下的中央时,使用了两个惊天之字——“中国”——这是青铜器上首次发现“中国”二字,也是“中”“国”二字首次以一个词的面目出现。因铜尊铭文表明它是何姓人家所制,遂被命名为“何尊”(见图2.6)。何尊因马先生的“二次发现”而被列入64件永久不准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目录中,现藏于宝鸡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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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青铜铭文中出现。这是中国人应该记住的一件大事。青铜铭文就是用青铜铸造出的宝贵历史,除了印证史籍或弥补史籍的不足外,它们又代表着真实与不朽。以周之青铜及铭文而论,何尊的价值远在毛公、大盂、大克三大鼎之上;以尊而论,它比商代的四羊方尊还有价值。但堪称“镇国之宝”的何尊,藏于宝鸡,几乎不为大众所知。令人稍感安慰的是,1982年发行的《西周青铜器》特种邮票,印上了它的身影。这套一共8枚的邮票,第一枚就是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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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最早刻有“中国”二字的西周青铜酒器——何尊和何尊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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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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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周何尊的铭文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是选一个中央的位置建都立国;那么,最早进入史书中的“中国”二字,讲的则是执政中国的任务与目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梓材》中的这段话,没有具体说中国的位置。但既是周公之言,所指当是关中、河洛地区,用现在的行政地理来论,即陕西河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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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地盘不大,但“中国”这种说法却被后世普遍接受。春秋战国,列强分立,但都不排斥“中国”之说,如齐、楚这样的“边缘”大国,都在历史演进中接受或自觉使用了“中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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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轻重乙》记述了管仲为齐国相时,曾说了一套治国与称王称霸的理论:“请在国家四方建立‘壤列’制度,天子在中央,统治地方千里,大诸侯国的土地三百里,普通诸侯约有百里,靠于海有子爵、男爵约有七十里。这样就像胸使用臂,臂使用指一样方便。这样就可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物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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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不仅以“中国”自居,也相互认可皆是“中国”。所以,随着各诸侯国的“另立中央”意识增强,皆称中国,进而使“中国”的疆域越变越大。到了汉时,连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皆称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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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的深圳博物馆举办的国宝展上,我见到1952年于湖南长沙出土的“中国大宁”汉代鎏金铜镜。周边刻有铭文:“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钢。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这件铜镜,再次证明,汉时“中国”,已是大一统概念(见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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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湖南长沙出土的“中国大宁”汉代鎏金铜镜。周边的铭文再次证明,汉时“中国”,已是大一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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