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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最早刻有“中国”二字的西周青铜酒器——何尊和何尊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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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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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周何尊的铭文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是选一个中央的位置建都立国;那么,最早进入史书中的“中国”二字,讲的则是执政中国的任务与目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梓材》中的这段话,没有具体说中国的位置。但既是周公之言,所指当是关中、河洛地区,用现在的行政地理来论,即陕西河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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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地盘不大,但“中国”这种说法却被后世普遍接受。春秋战国,列强分立,但都不排斥“中国”之说,如齐、楚这样的“边缘”大国,都在历史演进中接受或自觉使用了“中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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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轻重乙》记述了管仲为齐国相时,曾说了一套治国与称王称霸的理论:“请在国家四方建立‘壤列’制度,天子在中央,统治地方千里,大诸侯国的土地三百里,普通诸侯约有百里,靠于海有子爵、男爵约有七十里。这样就像胸使用臂,臂使用指一样方便。这样就可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物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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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不仅以“中国”自居,也相互认可皆是“中国”。所以,随着各诸侯国的“另立中央”意识增强,皆称中国,进而使“中国”的疆域越变越大。到了汉时,连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皆称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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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的深圳博物馆举办的国宝展上,我见到1952年于湖南长沙出土的“中国大宁”汉代鎏金铜镜。周边刻有铭文:“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钢。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这件铜镜,再次证明,汉时“中国”,已是大一统概念(见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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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湖南长沙出土的“中国大宁”汉代鎏金铜镜。周边的铭文再次证明,汉时“中国”,已是大一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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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以后,曾有过西晋东晋,有过南北朝的割裂局面,但南北政权都争以“中国”为正统。隋唐两朝,天下再度走向统一,在修史的过程中,将历史上分裂的南北政权,皆归入“中国”,纳入正史,从而在道统上,强化了中国的统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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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中国”之意,不出下面几种:从文化本位与传承上讲,是指夏裔居住之地;从正统上论,是指京师首都,或天子直辖地区;泛而言之,可指华夏或汉人所建立的所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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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中国”就成了我国的通用名号,也形成了中国人的中国观。宋代一士大夫说:“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就是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观,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点点演进的。正如梁启超的“中国三段论”所言,先是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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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以自己为世界的核心,其实,西方世界也以自己为中央。中国被他们称之为东方。其称谓五花八门:秦、汉、丝国、茶国、陶瓷国……更奇怪的是:从西周初青铜器上始刻“中国”之名,到最后一个王朝大清的绝灭,3000多年竟没有一个王朝以“中国”为正式的国名。明中晚期以后,世界各国渐渐统一使用“CHINA”来称呼中国,但直到那场改天换地的革命降临,“中国”才有了伟大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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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都讲,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的时间是1912年元旦。其实,还应更早一点。1911年,趁清政府调湖北新军赴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号召全国推翻清政府。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正式定国号为:中华民国。2月12日,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国家为“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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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国”正式成为我们的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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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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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从题目上看,《诗经》中有好多诗是写山的,有东山、南山、北山。但细读这些写山的诗篇,又都不是山水诗,而是借山言事。比如,《东山》写的是服兵役,背井离乡去打仗,久久不归;《节南山》写的是君权旁落,坏官当道;而本文要说的《北山》,尤其是那常常被引用的经典段落,写的几乎就是江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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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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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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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诗经》已立为博士,成为经典。秦时对其“断章取义,予取所求”的研究之风,更是进一步“光大”。《北山》经常被引用的这段,即是个鲜活的例证。其实,它的前边还有诗的首段:“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土子,朝夕从事”;它的后边还有“四杜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等几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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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以山为名的诗,实是一首讽刺诗。它讲的是一个人上山去采枸杞,一天忙到晚,也干不完国王的差事,这样做还不一定能养活家中的老娘。天下的土地,都是国王的,所有的人,都是国王的臣民。那些当官的办事不公,让我干这苦力活。国王的事,永远干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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