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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是古代中原人活动的主要范围，并不是现今中国的范围。所谓冀州，即今之山西与陕西间的黄河以东，河南与山西间的黄河以北，和山东的西北部及河北的东南部。所谓雍州，相当于今之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及青海的黄河以南。所谓豫州，即今之河南全省及湖北的荆山以北。所谓荆州，即今之汉江以南，南漳以西，衡山北。所谓兖州，即今之河北沧县以南，山东济南以北。所谓扬州，即今之淮河以南，至长江南岸，东临东海。所谓青州，即今之山东德州和济南一线以北，及河北的一部分。所谓徐州，即今之山东东南，长江以北的江苏大部。所谓梁州，即今之陕西秦岭以南，子午河和任河以西，至贵州的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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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九州”中的各州之名，也不一定就是现今的各州。“九州”所指范围，大约在今天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安徽、江浙、两湖等地，或者更大一点，也许更小一点；当然，也有专家们认为，“九州”根本就是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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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禹的故事与铭文，都说得言之凿凿，但西周时，周王的力量毕竟还很有限，不可能统一天下，更不可能统治“九州”那么多、那么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说，西周时，中国人就有了“九州”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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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认为，《禹贡》中的“九州”之“九”，虽然说得很具体，但决非指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而应当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山丘的总称。因为，禹时天下未定，大一统的格局尚未形成。但后来“九州”所表达的统一思想被认可，进而引申为“全国”的代称。国人因此形成了以内外文野来区别地域，确立了一种讲“秩序”的“世界观”。如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蔡沈复原的禹贡山川的历史地图，《禹贡》中的九州等重要地名都有所反映（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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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在周朝时，已被用来做民户编制，“五党为州”。东汉时期，州成为正式行政区划。而后代“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细，有直隶州、散州等，辖区范围亦呈缩减之势。随着“州”的行政区的确立，人们为表达“水中陆地”的意思，又造了一个“洲”字，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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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蔡沈复原的禹贡山川的历史地图，《禹贡》中的九州等重要地名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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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讲，我以为，“九州”到底指哪，到底有多大范围，这些都不是重要。这个“九州”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一种道统地理的思想。“九州”虽不是一个标准的行政区划，但却是统一王权的世界观在地理上的反映。如此来看，西周并非只是分封制的历史，而是在分中求合的历史，“九州”即是大一统地域观的天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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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一张“畿服”的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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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的行政区划，皆言尧因洪水之灾，分中国为十二州；而后，禹依治水之山河，又将中国划分为九州；再后之商周，又把中国以中原为中心向外扩张，分为五服、九服。当神话被当成历史来讲述时，所谓历史，只好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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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国语》中都有五服的记载：九州划定，国都确立。此后，如何建立国家的纳税体系？如何建立国家的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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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创造了五服区划制度。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具体讲，就是在天子的领地之外，每五百里为一个行政地段——服。各服依次向外延伸：“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绥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五服有服务、服役、服从的多重意思。如，甸服主要为天子治田出谷税；侯服为天子和国家服差役；绥服推行国家的文化与教育，并担当保卫国家的任务；要服区域内的人，要遵守王法，和平相处；最外边的荒服，人们可以自由流动迁徙。依照王服的顺序，贡期分别为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周礼》进而将将“五服”扩展为“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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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这种“五服”“九服”的说法，实际是后世学者对前朝政治的一种理想表述，而非历史实录。众所周知商周实行的是“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封国内独立为君主，天朝并无任何行政区划。中国真正的行政区划始于西周之后的县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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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周实行县郡制以来，分封制开始瓦解。自秦汉以来，郡县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并没有完全消亡，它也以与西周不同的形式长期延续存在。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体现形式，二者的长期对抗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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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五服”“九服”的理想主义行政区划，很像今天的北京城的一环、二环、三环……五环的道路规划，有着浓厚的“摊大饼”式的农民色彩（见图2.5）。但它却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的一种独特理解，即“中心”与“周边”的亲疏与从属关系。从而确立以自我为核心，而后层层保护，或者，涟漪式向外扩张的政治策略。尽管历史上这张大“饼”，曾不断被胡夷之族扯破，但每一次现实的挫折，都强化了国人关于这种世界秩序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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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宋代《新定三礼图》中的“九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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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初定“宅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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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国”是武力勾画的势力范围，那么“中国”，则是国家对所处位置的定位与命名。有意思的是，在十万甲骨里，“中”和“国”都有近百个，就是没有“中国”一词。那么，“中”与“国”是什么时候扯在一起的呢？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多文章都说“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中国的第一部书《尚书》，如“皇天既付中国民”，但考古学家后来发现了最早的“中国”二字，证明早在青铜器时代，就已有了“中国”这个词。由于这个发现，晚之又晚，所以，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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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要从1963年陕西的一场大雨说起，雨水冲塌了宝鸡农民陈堆的后院土崖，露出一个闪闪发亮的铜器。陈堆和妻子用小镢头刨出了这个铜家伙，见它没什么用处，就拿到废品收购站——30斤——30元——当废铜卖了。两年后的一天，宝鸡市博物馆的佟太放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尚未送去冶炼的铜尊，一眼认出这是件文物。于是，宝鸡市博物馆仍以30元的废品价格将它收购。这是一尊西周初期的青铜酒器。高39公分、口径28.6公分、重14.6公斤。专家认定，这是一件精品文物。但其中暗藏的惊天机密，仍未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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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10年过去，1975年国家调集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出，宝鸡的这件文物来到了筹展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手里。大师到底是大手笔，在清除铜尊蚀锈时，马先生发现内胆底部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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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的最高价值在于这122字的铭文，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先父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我将中国作为统治地，亲自统治那里的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家作此尊，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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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的遗训，营建被称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同时，在表示定都天下的中央时，使用了两个惊天之字——“中国”——这是青铜器上首次发现“中国”二字，也是“中”“国”二字首次以一个词的面目出现。因铜尊铭文表明它是何姓人家所制，遂被命名为“何尊”（见图2.6）。何尊因马先生的“二次发现”而被列入64件永久不准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目录中，现藏于宝鸡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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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青铜铭文中出现。这是中国人应该记住的一件大事。青铜铭文就是用青铜铸造出的宝贵历史，除了印证史籍或弥补史籍的不足外，它们又代表着真实与不朽。以周之青铜及铭文而论，何尊的价值远在毛公、大盂、大克三大鼎之上；以尊而论，它比商代的四羊方尊还有价值。但堪称“镇国之宝”的何尊，藏于宝鸡，几乎不为大众所知。令人稍感安慰的是，1982年发行的《西周青铜器》特种邮票，印上了它的身影。这套一共8枚的邮票，第一枚就是何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