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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是古代中原人活动的主要范围,并不是现今中国的范围。所谓冀州,即今之山西与陕西间的黄河以东,河南与山西间的黄河以北,和山东的西北部及河北的东南部。所谓雍州,相当于今之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及青海的黄河以南。所谓豫州,即今之河南全省及湖北的荆山以北。所谓荆州,即今之汉江以南,南漳以西,衡山北。所谓兖州,即今之河北沧县以南,山东济南以北。所谓扬州,即今之淮河以南,至长江南岸,东临东海。所谓青州,即今之山东德州和济南一线以北,及河北的一部分。所谓徐州,即今之山东东南,长江以北的江苏大部。所谓梁州,即今之陕西秦岭以南,子午河和任河以西,至贵州的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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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九州”中的各州之名,也不一定就是现今的各州。“九州”所指范围,大约在今天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安徽、江浙、两湖等地,或者更大一点,也许更小一点;当然,也有专家们认为,“九州”根本就是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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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禹的故事与铭文,都说得言之凿凿,但西周时,周王的力量毕竟还很有限,不可能统一天下,更不可能统治“九州”那么多、那么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说,西周时,中国人就有了“九州”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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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认为,《禹贡》中的“九州”之“九”,虽然说得很具体,但决非指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而应当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山丘的总称。因为,禹时天下未定,大一统的格局尚未形成。但后来“九州”所表达的统一思想被认可,进而引申为“全国”的代称。国人因此形成了以内外文野来区别地域,确立了一种讲“秩序”的“世界观”。如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蔡沈复原的禹贡山川的历史地图,《禹贡》中的九州等重要地名都有所反映(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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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在周朝时,已被用来做民户编制,“五党为州”。东汉时期,州成为正式行政区划。而后代“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细,有直隶州、散州等,辖区范围亦呈缩减之势。随着“州”的行政区的确立,人们为表达“水中陆地”的意思,又造了一个“洲”字,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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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蔡沈复原的禹贡山川的历史地图,《禹贡》中的九州等重要地名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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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讲,我以为,“九州”到底指哪,到底有多大范围,这些都不是重要。这个“九州”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一种道统地理的思想。“九州”虽不是一个标准的行政区划,但却是统一王权的世界观在地理上的反映。如此来看,西周并非只是分封制的历史,而是在分中求合的历史,“九州”即是大一统地域观的天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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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一张“畿服”的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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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的行政区划,皆言尧因洪水之灾,分中国为十二州;而后,禹依治水之山河,又将中国划分为九州;再后之商周,又把中国以中原为中心向外扩张,分为五服、九服。当神话被当成历史来讲述时,所谓历史,只好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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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国语》中都有五服的记载:九州划定,国都确立。此后,如何建立国家的纳税体系?如何建立国家的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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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创造了五服区划制度。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具体讲,就是在天子的领地之外,每五百里为一个行政地段——服。各服依次向外延伸:“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绥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五服有服务、服役、服从的多重意思。如,甸服主要为天子治田出谷税;侯服为天子和国家服差役;绥服推行国家的文化与教育,并担当保卫国家的任务;要服区域内的人,要遵守王法,和平相处;最外边的荒服,人们可以自由流动迁徙。依照王服的顺序,贡期分别为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周礼》进而将将“五服”扩展为“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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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这种“五服”“九服”的说法,实际是后世学者对前朝政治的一种理想表述,而非历史实录。众所周知商周实行的是“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封国内独立为君主,天朝并无任何行政区划。中国真正的行政区划始于西周之后的县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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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周实行县郡制以来,分封制开始瓦解。自秦汉以来,郡县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并没有完全消亡,它也以与西周不同的形式长期延续存在。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体现形式,二者的长期对抗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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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五服”“九服”的理想主义行政区划,很像今天的北京城的一环、二环、三环……五环的道路规划,有着浓厚的“摊大饼”式的农民色彩(见图2.5)。但它却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的一种独特理解,即“中心”与“周边”的亲疏与从属关系。从而确立以自我为核心,而后层层保护,或者,涟漪式向外扩张的政治策略。尽管历史上这张大“饼”,曾不断被胡夷之族扯破,但每一次现实的挫折,都强化了国人关于这种世界秩序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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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宋代《新定三礼图》中的“九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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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初定“宅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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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国”是武力勾画的势力范围,那么“中国”,则是国家对所处位置的定位与命名。有意思的是,在十万甲骨里,“中”和“国”都有近百个,就是没有“中国”一词。那么,“中”与“国”是什么时候扯在一起的呢?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多文章都说“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中国的第一部书《尚书》,如“皇天既付中国民”,但考古学家后来发现了最早的“中国”二字,证明早在青铜器时代,就已有了“中国”这个词。由于这个发现,晚之又晚,所以,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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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要从1963年陕西的一场大雨说起,雨水冲塌了宝鸡农民陈堆的后院土崖,露出一个闪闪发亮的铜器。陈堆和妻子用小镢头刨出了这个铜家伙,见它没什么用处,就拿到废品收购站——30斤——30元——当废铜卖了。两年后的一天,宝鸡市博物馆的佟太放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尚未送去冶炼的铜尊,一眼认出这是件文物。于是,宝鸡市博物馆仍以30元的废品价格将它收购。这是一尊西周初期的青铜酒器。高39公分、口径28.6公分、重14.6公斤。专家认定,这是一件精品文物。但其中暗藏的惊天机密,仍未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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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10年过去,1975年国家调集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出,宝鸡的这件文物来到了筹展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手里。大师到底是大手笔,在清除铜尊蚀锈时,马先生发现内胆底部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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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的最高价值在于这122字的铭文,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先父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我将中国作为统治地,亲自统治那里的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家作此尊,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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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的遗训,营建被称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同时,在表示定都天下的中央时,使用了两个惊天之字——“中国”——这是青铜器上首次发现“中国”二字,也是“中”“国”二字首次以一个词的面目出现。因铜尊铭文表明它是何姓人家所制,遂被命名为“何尊”(见图2.6)。何尊因马先生的“二次发现”而被列入64件永久不准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目录中,现藏于宝鸡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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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青铜铭文中出现。这是中国人应该记住的一件大事。青铜铭文就是用青铜铸造出的宝贵历史,除了印证史籍或弥补史籍的不足外,它们又代表着真实与不朽。以周之青铜及铭文而论,何尊的价值远在毛公、大盂、大克三大鼎之上;以尊而论,它比商代的四羊方尊还有价值。但堪称“镇国之宝”的何尊,藏于宝鸡,几乎不为大众所知。令人稍感安慰的是,1982年发行的《西周青铜器》特种邮票,印上了它的身影。这套一共8枚的邮票,第一枚就是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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