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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是中国的“自我”,这个“我”是中国的本体,也是存在的基点。以自我为中心,是本体对自身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自我为中心是民族国家必然的文化选择。中国人“华夷之辨”的这种文化,有自身的文化骄傲,还有自大和文野之分,但还没有发展成西方式的“优胜劣汰”,没有上升到要“汰”夷的冲突层面,融和仍是中华的处世主旋律。所以,唐代诗人韩偓,有诗云:“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与“外国”对举,你来“朝我”的其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但没有说要去打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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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亿神州尽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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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若稽古”,言必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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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先秦就已被认定是最古的一部上古史书,所以,后来称其为《尚书》和《书经》。稽古之事,不仅我们要查这部书,就连司马迁写《史记》,其上古部分,也都是从这里照搬照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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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说的“三代”,常指夏商周三代。而信史之前,还有一个“三代”,即《尚书》中记录的尧、舜、禹这三代。稽至这三代的地望,我们就找到了华夏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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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旅游的意义上寻祖,像找炎黄一样,我们很容易撞到三祖的庙门。山西临汾,据说唐代就立了尧庙,后来又塑了尧的金身;山西运城也根据唐代建的舜陵,自认了舜都;河南登封也不示弱,这些年来不停地挖掘,说是找到了禹城。其他地方当然也不示弱,陕西河北也有三位老祖的根据。然而,稽古之事,终还要往远了探问,心里才会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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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的古字在甲骨文中可以找到,但这个字描述的是窑包之意。后有尧居陶丘一说,故称尧号陶唐氏。《尚书》以《尧典》为开篇。记载了帝尧的伟业,其中有尧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别观测太阳在四方运行的规律,“敬授民时”。如果破解《尧典》提到的东旸谷、南明都、西昧谷、北幽都,即可划定,尧之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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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汪之昌曾有《汤谷、明都、昧谷、幽都今地释》,认为“旸谷”在朝鲜,“明都”在交趾(越南)……皆去国绝远,想来尧时,不会有这么宽广的地理视野。所以,说这些所谓“地名”是泛指东南西北四方,更为可信。细看那阳、明、昧、幽四名,也都是对太阳四时的描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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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忽隐忽现,似与神灵有点关系。但这些尧字与方国没有关系,斯时,尧还构不成是一个方国,自然,我们也弄不清尧的地望。只好退一步,以舜推尧。舜的古字,不见于甲骨文,也不见于金文,只是出现于小篆之中,已属很晚的汉字。其字的本义被认为是蔓地连花,一种植物。更晚才被借用于上古帝王之名。“舜”实际是个谥号。舜所在部落的叫“有虞氏”,故有“虞舜”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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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汉代的大禹石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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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禅让于舜,《尚书》亦二帝合志。舜承尧制,也关注四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但其地理指向更明确了,舜巡守四岳。当时的四岳指的是哪几座山,很难说清。唯一能说清的就是东岳,指的是泰山。如此来说,舜的部落至少是在泰山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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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禅让于禹(见图2.10),《尚书》有很多关于禹的记载,如《大禹谟》《皋陶谟》《禹贡》等,其中《禹贡》是托名大禹治水,制定九州贡法的著作,最能反映当时的古人认知地理范围。但《禹贡》成书,王国维认为成书约在周初(后来的考古发现,也支持了这一观点),郭沫若认为成书约在春秋,顾颉刚等人则认为成书于战国。总之,《禹贡》所言的“九州”方位,去夏绝远,也不会是尧舜时代的地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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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三代老祖的地望到底在哪,《尚书》与《史记》并不看重,古人看重的都是“德自舜明”。今人对尧舜禹的怀想,也侧重于那个时代的德政与清明。于是,有诗唱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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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的大人之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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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在有了领地之争之后,慢慢就族群化了,历史由此进入“以方代族”或“以族代方”的历史时期。东夷、南蛮、西羌、北狄等之说扑面而来,而记录四方外族的字,多从虫、从羊、从犬,含有野蛮之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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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夷”字,至少从字形上看不出贬义。有学者认为,最初的“夷”,应是神的名字,大约是风之神,随着风神崇拜的传播,四方皆称“夷”了。后来“夷”才与是与中原以东的部族联系起来,称为“东夷”。其“东”概指泰山以东,古之齐鲁一带,今之山东、苏北、淮北地区。东夷人最早的头领,为五方上帝之一少昊(见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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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为何选择“夷”字来代指东方部族呢?这又要回到它的字形上来论。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是这样解释的:“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注释说:“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按天大、地大、人亦大。大象人形,而夷篆从大,则与夏不殊。夏者,中国之人也。从弓者,肃慎氏贡矢石之类也。”如此,我们就该这样理解“东夷”,它是指住在东方的腰上佩弓,身材高大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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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东夷指今天的山东,淮北靠海的部分。东夷人最早的头领少昊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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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夷吻合了东方人的形象,还是东方人塑造了夷的内涵,古人就没说清,或许两者都有吧。有意思的是古代人说“夷”的时候,多是指化外之族。而今,东夷人则用来证明历史悠久之荣光。胶东之莱夷,今天之莱州,左经右史地证明自己是东夷的“主力部队”,历史悠久顾盼自雄。实事上,东夷也确实创造了不少丰功伟绩。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就认为:冶铁技术极有可能是莱夷人发明的。因先秦时“铁”字的结构就是左“金”右“夷”。古字里暗含着莱夷人炼铁的秘密。近来,连韩国人都说自己与东夷关系甚深,也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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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在融入华夏大文化圈后,“夷”这个字与“东”分手。随着大一统的王朝的建立和国朝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增多,“夷”的所指不断慢慢地向外扩张。一是指偏远族群,二是指番邦外国,其贬损与自大之意仍在其中。手头有本广东梁姓绅士写的《夷氛闻记》,这本关于鸦片战争的小书,开篇即言“英夷狡焉思逞于内地者久矣”。葡夷、英夷、法夷、俄夷、洋夷……进入晚清,众夷侵我。“夷”已不是一个落后与不开化的代名词的,而是坚船利炮的强国代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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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夷,那个夷,说了两千多年后,中国人第一次认真研究“夷人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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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泪水,魏源编撰六十卷的《海国图志》。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惜,夷夏之辩又争了20年。待李鸿章等大兴洋务时,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怎一个“夷”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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