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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西天取经光辉业绩，到了宋末或元初已经变成《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西游”话本（《永乐大典》收入其残本）。此唐玄奘取经故事，共分三卷十七段，将玄奘和尚远行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神魔夹道的传奇；西行成功不是靠玄奘的伟大毅力，而是一只“泼猴”拔棍相助人的故事，取经成功变为神的功劳；丑化海外，美化神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朝心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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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的文化中藏着一种“刻意的遗忘”。郑和七下西洋是国朝大事，但没出大明王朝，郑和七下西洋的国家档案就在皇宫里消失了，远航的事迹与所历的国家，半真半假，若有若无了。1601年，利玛窦到北京时，坊间正流行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作者在叙言的最后说：“今者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叙……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此时，海上倭患严重，五年前，丰臣秀吉攻朝鲜，妄图进入中国，朝鲜有失，则北京震动。所以，虽然是魔怪演义，也表达了对外患的不安，所以，其作品不乏夸耀之词，希望有郑和与王景宏这样的民族英雄，以振中华之威风。希望“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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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品成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国势日衰，全书偏于用兵，鲜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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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辉煌的历史已被编成神话，国朝人士不仅不知道利玛窦的大西洋国，甚至，连两百年前郑和远航所至的国家及地区也不清不楚了。在这部“演义”中，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被写成一个蛤蟆精；牵星过洋的史实，转眼变得不可思议玄幻故事。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退回“妙想方外，神游八荒”，妖魔化的“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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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中讲，“所述故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鲁迅据序文，虽认为，它有讽谕当局之意，但“惟书则侈谈怪异，专尚荒唐，颇与序言之慷慨不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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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志怪之事，也不能全怪作者罗懋登，他也多有所本，其中除了“所述故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外，还有大半故事，直接摘自马欢的《瀛涯胜览》（载二十国）和费信的《星槎胜览》（载四十国）二书。仅《西洋记》所引二书相同之处，就有三十余处，两种“胜览”，信史不少，志怪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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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之极谓“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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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都认为，汉唐中国是最为开放的中国。但站在地理学的角度看，较为科学的“世界观”是在明朝形成的。中国人心中的天下，也是在那个时代中进入了地理认识的“突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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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前的中国，以南岭之南的海域为南洋，将南海之西的中亚细亚及印度洋一带为“西洋”。此前的中国人在所谓的“西洋”之中，来来回回跑了上千年，但没能见识到“西”之外，还有更西——即万历年间所说的“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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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太也，极也。泰西，极西也。另，《尔雅·释天》关于四方之风的说法，也可参考。即，南方凯风，东方谷风，北方凉风，西方泰风。如此，说来泰西，是西之又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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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在宣德时，停止了“宣教化”的海外巡游，关上了国门，不许片帆出洋了；但洋人来“朝”还是允许的，利玛窦正是此时进入中国的。天朝恩威，四夷宾服。可利玛窦自报家门，谓之“大西洋人”。历代朝贡典录中，没有大西洋国家。他们在四夷之外，是鞭长莫及之“极”。为了区别传统中的“西洋”，自万历时起，国人把欧洲称为“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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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来自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为何称自己是“大西洋人”？因为，斯时大西洋航海风头正劲，他是经过葡萄牙的批准，才从大西洋绕好望角到达印度，又从印度登陆大明。1585年，利玛窦在肇庆建成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知府王泮赠予两块匾额：“仙花寺”与“西来净土”。西来的利玛窦，由此开始推广他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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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用对话体写的《天主实义》，对话人即为“东士”和“西士”。这位西来之士，想归化东方，但在传教上并取得多大成就。在西学传播与文化融合上，功劳就太大了。利玛窦不仅译介了重要的西方学术著作，还是第一个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人，开汉语拼音化之先河（1955年周有光等搞汉语拼音方案，即沿用了利玛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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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玛窦起，西学东渐，渐被称之为“泰西之学”。如，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的介绍欧洲水利工程著作，即名为“泰西水法”。明末成书的《火攻挈要》，书上即题“泰西汤若望授”。此后，中国的学界就不断遭遇这个“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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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被我们广为引用的“哥伦布立鸡蛋”“牛顿与苹果”“特洛伊木马”等西典，皆源自近晚出版的著名西方掌故书《泰西五十轶事》（见图5.7）。而百年中国大学史，及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其办学理念主要也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地理方位，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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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泰西五十轶事》晚清传入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初版，后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可见社会需求量之大，其中英对照版《泰西五十轶事》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最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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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大航海打开了世界之门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人们对西方的整体性认同，已经超越地理指向，而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指向，即“两希”（希腊与希伯来）传统、基督教信仰、启蒙哲学、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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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最终是东化，还是西化，抑或是全球化？还未见分晓，一切只能留给下一个世纪去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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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下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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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徐福从秦始皇那里游说来投资，带上三千童男童女到海中仙山寻找长生草，结果一去不归。东临大海的齐国，爱以海说事，徐福只是一小巫，他的前辈邹衍才是大巫。邹衍曾在战国的“百家讲坛”——稷下学宫讲“海洋学”，眼界远在“海上仙山”之外。他认为：九州之外，“有裨海环之”；“裨海”之外是“赤县神州”；再外“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虽然，齐人最远也就跑到日本，没有远洋的实践，但邹衍却推导出了近海与大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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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将大洋与近海做出相对明确的地理区分，是明朝的事情。如同祖先以中原为中心指认“四海”一样，大明也是以中国为核心指认“四洋”。在东洋、西洋、南洋、北洋之中，与天朝在移民、商贸、海外行政等方面联系最为广泛、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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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在明、清两朝，近——可以表示江苏以南的沿海诸地，如清朝就将这一带称为“南洋”（江苏以北沿海称北洋），清末设有“南洋大臣”管理诸项事务；远——可指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南半岛沿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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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的岛屿是各大洲中最为破碎的，仅印尼一国就有上万个岛屿。这里的先民，依人类学家的说法，多是马来人。但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行走处，在他们的博物馆里，我却看到浓重的中国文化印记。似乎印证了“南洋的海水到处，皆有华人的踪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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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南洋是一种悲欢离合式的关系。传统中，国人一直把南洋看做海天之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入海南渡。西汉时，南越王朝的最后一主赵建德，被汉军追至珠江口，逃生无路，遂率军南下入海，后被马弘将军所擒；南宋最后一个皇帝，8岁的少帝赵昺，也是被追兵所迫，最后由丞相陆秀夫抱着在珠江口跳崖投海；明建文帝朱允炆，被造反的叔叔朱棣追杀，一路南逃，后来消失于南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