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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西端，有一幅壁画表现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此图是现存最早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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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西域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当时的一个“国”，也就万人左右；龟兹人口最多，约八万余。所以，“国”之兴灭，转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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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的“西域”分为“四域”：一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二域“自葱岭以西、河曲以东”；三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四域“西海之间，水泽以南”。这是《北史·西域传》的记载，其中的后三域，在今天的帕米尔高原以西以东。今天的中亚许多地区，被看作是“西域”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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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的“西域”范围很大，在《旧唐书》列传中，尚无外国概念，用的是夷、狄，还有西域。当时的西域为：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均为“西域”。唐代的大西域概念，来自初唐的广阔疆域，当时设有安东、安西等六大边疆督护府和许多边州督护府，其西边势力，一度远达大食（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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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元蒙西征，“西域”的概念更加广阔。《新元史·外国》将西域放在“外国列传”中，这个西域甚至包括了东罗马（今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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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的地理观念是最接近当时的西方地理，这一时期的“西域”，在乾隆时期撰修的《西域图志》中，有明确解释：“其地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今蒙古国）、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蕃藏，轮广二万余里”。也是在这一时期，西域作为前朝故土，始被“新疆”一词取代；嘉庆时，“新疆”一词就完全代替了“西域”。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设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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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中的西域与外国同置于《列传》之中，在外国之后，单列西域。但在《清史稿·地理卷》中，不再单设“西域”一栏，代之以天朝诸省中的“新疆”。从此“西域”成为不再飘移的地理名词，凝固于历史文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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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西“大秦”的时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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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结论”看上去合情合理，细究起来却发现有令人怀疑的“历史成因”。比如，历史学者常常诟病的“明清两朝对西方的了解，远不如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倒退”。此说常以《明史·意大里亚传》为例，“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但哪个历史文献又能证明，意大利自古以来，或汉唐时就“通中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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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原是亚平宁半岛南部部落的名字，公元前6世纪，罗马共和国成立时把亚平宁半岛正式命名为意大利。但千百年来“意大利”并不作为一个国家名字出现，这个帝国的大名或是罗马，或是东罗马，直到1870年撒了王国统一亚平宁半岛，“意大利”才正式成为统一王国的国名。也就是说，此前的古代中国，如果与意大利打过交道，史料上留下的也是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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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作为洲际概念出现之前，中国的古代文献都是以“西域”来描述西方的。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曾有“大秦”一说，被后世学者认为是指古罗马：“大秦国，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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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中国后，先民有了对外的整体形象“秦”。它可以是自称，也可依“有类中国”而他指。但这个西域的“大秦”到底在哪里，“海西”不足以指证它的确切位置。《后汉书》没能弄清的事，后来的史书，也跟着语焉不详。在弄不清“大秦”是否就是西方或罗马时，《隋书》和《大唐西域记》等文献中提到的“拂菻国”，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坐标。有学者考证“拂菻国”即指拜占庭帝国及都城君士坦丁（今伊斯坦布尔），希腊人称“斯丹波菻”或“波菻”。从希腊语转而为突厥语，又由突厥语转译成汉语，就成为“拂菻”。如依此说，我们或可认定，隋唐二朝所指的“拂菻”或“大秦”，也就是东罗马帝国。这一点在《新元史·外国列传·西域》中已有明确表示“在黑海之南，古拂菻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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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力的考古实证是，明天启五年（1625年）初，在西安的周至附近，农民在挖土建房时，从地下挖出了一块大石碑，碑额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图5.5）。碑正面刻有楷书的2000字碑文，碑的下面及两侧用叙利亚文刻着70位景教僧人的名字和职称。除8位外，皆用叙利亚文与汉字对照。碑的正文叙述了景教的基本信仰，然后说到大秦国的景教主教阿罗本到长安，受唐太宗的礼遇起最初的150年景教的发展经过。此碑的出土，证明了至少在唐代，“大秦”所指的是波斯，约今天的伊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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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东罗马毕竟不是罗马，这种“东西交流”，并没介入地理上的西方。实际上，自东西方宗教冲突以来，尤其是阿拉伯人封锁了西亚贸易通道后，东西方的隔绝一直延续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此前，西方对东方的地理描述，多止于印度；中国对西方的地理描述，也止于君士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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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我倒是以为《明史》的记载，至少表明：元朝时到中国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其踪迹及影响在大明王朝是没有什么反映的；《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大秦”，明朝也不认为它就是意大利亚或罗马。“大秦”作为汉代就写入中国史册的“远西”大国，千百年来一直就指向不清，直到意大利传教士都来拜见万历皇帝了，少数国人才从《坤舆万国全图》中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才第一次看到利玛窦用中文标注在地图上的“意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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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叙述了景教的基本信仰，和大秦国的景教主教阿罗本到长安受唐太宗的礼遇。此碑证明，至少在唐代，大秦所指的是波斯，约今天的伊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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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到今天也找不出什么文献，证实明代以前的中国人或天朝使者，真的到过欧洲腹地罗马。即使是成吉思汗的部队，最西，也只打到莫斯科左右；即使是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旅行家，元代的汪大渊，也止步于东非。古代中国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的西方，真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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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的“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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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妖魔化是世界性的“传统”。西方人自《荷马史诗》开始，就创造了折磨英雄的冥界唐塔洛斯和环绕大地的俄开阿诺斯河等虚构的地方；中国人至少从《山海经》开始，就有“山经”的怪兽，“海经”的妖魔（也难怪，清人编“四库”时，没将它收入经史部）。在地理认知上，东西方都有过漫长的“神秘主义”时期。古代交通不发达，对于去不了的地方，有过度想象，也属正常。但是，已经实地考察过的地方，又要妖魔化一番，则是另一种心态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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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国人的开阔视野，汉代就可圈可点了。那时人们似乎找到了通往“海西国”（东地中海一带）的道路。反复向西域派使团的汉朝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如邻居串门般稀松平常。到了唐代，去西域的手续麻烦了一些，但玄奘“私自出访”最终还是得到大唐政府的认可。受唐太宗之命，玄奘口述辩机记录，遂成《大唐西域记》，玄奘也成为后世歌颂的传经偶像，大雁塔壁刻《玄奘译经图》，即刻画了玄奘译经的业绩（见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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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大雁塔壁刻《玄奘译经图》，刻画了玄奘译经的业绩。但到了元朝末年，唐僧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就变成了神魔传奇的“西游”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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