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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太也,极也。泰西,极西也。另,《尔雅·释天》关于四方之风的说法,也可参考。即,南方凯风,东方谷风,北方凉风,西方泰风。如此,说来泰西,是西之又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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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在宣德时,停止了“宣教化”的海外巡游,关上了国门,不许片帆出洋了;但洋人来“朝”还是允许的,利玛窦正是此时进入中国的。天朝恩威,四夷宾服。可利玛窦自报家门,谓之“大西洋人”。历代朝贡典录中,没有大西洋国家。他们在四夷之外,是鞭长莫及之“极”。为了区别传统中的“西洋”,自万历时起,国人把欧洲称为“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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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来自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为何称自己是“大西洋人”?因为,斯时大西洋航海风头正劲,他是经过葡萄牙的批准,才从大西洋绕好望角到达印度,又从印度登陆大明。1585年,利玛窦在肇庆建成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知府王泮赠予两块匾额:“仙花寺”与“西来净土”。西来的利玛窦,由此开始推广他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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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用对话体写的《天主实义》,对话人即为“东士”和“西士”。这位西来之士,想归化东方,但在传教上并取得多大成就。在西学传播与文化融合上,功劳就太大了。利玛窦不仅译介了重要的西方学术著作,还是第一个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人,开汉语拼音化之先河(1955年周有光等搞汉语拼音方案,即沿用了利玛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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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玛窦起,西学东渐,渐被称之为“泰西之学”。如,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的介绍欧洲水利工程著作,即名为“泰西水法”。明末成书的《火攻挈要》,书上即题“泰西汤若望授”。此后,中国的学界就不断遭遇这个“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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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被我们广为引用的“哥伦布立鸡蛋”“牛顿与苹果”“特洛伊木马”等西典,皆源自近晚出版的著名西方掌故书《泰西五十轶事》(见图5.7)。而百年中国大学史,及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其办学理念主要也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地理方位,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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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泰西五十轶事》晚清传入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初版,后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可见社会需求量之大,其中英对照版《泰西五十轶事》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最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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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大航海打开了世界之门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人们对西方的整体性认同,已经超越地理指向,而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指向,即“两希”(希腊与希伯来)传统、基督教信仰、启蒙哲学、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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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最终是东化,还是西化,抑或是全球化?还未见分晓,一切只能留给下一个世纪去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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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下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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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徐福从秦始皇那里游说来投资,带上三千童男童女到海中仙山寻找长生草,结果一去不归。东临大海的齐国,爱以海说事,徐福只是一小巫,他的前辈邹衍才是大巫。邹衍曾在战国的“百家讲坛”——稷下学宫讲“海洋学”,眼界远在“海上仙山”之外。他认为:九州之外,“有裨海环之”;“裨海”之外是“赤县神州”;再外“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虽然,齐人最远也就跑到日本,没有远洋的实践,但邹衍却推导出了近海与大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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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将大洋与近海做出相对明确的地理区分,是明朝的事情。如同祖先以中原为中心指认“四海”一样,大明也是以中国为核心指认“四洋”。在东洋、西洋、南洋、北洋之中,与天朝在移民、商贸、海外行政等方面联系最为广泛、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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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在明、清两朝,近——可以表示江苏以南的沿海诸地,如清朝就将这一带称为“南洋”(江苏以北沿海称北洋),清末设有“南洋大臣”管理诸项事务;远——可指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南半岛沿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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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的岛屿是各大洲中最为破碎的,仅印尼一国就有上万个岛屿。这里的先民,依人类学家的说法,多是马来人。但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行走处,在他们的博物馆里,我却看到浓重的中国文化印记。似乎印证了“南洋的海水到处,皆有华人的踪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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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南洋是一种悲欢离合式的关系。传统中,国人一直把南洋看做海天之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入海南渡。西汉时,南越王朝的最后一主赵建德,被汉军追至珠江口,逃生无路,遂率军南下入海,后被马弘将军所擒;南宋最后一个皇帝,8岁的少帝赵昺,也是被追兵所迫,最后由丞相陆秀夫抱着在珠江口跳崖投海;明建文帝朱允炆,被造反的叔叔朱棣追杀,一路南逃,后来消失于南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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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命天涯的不仅是皇上,老百姓在大陆待不下去,也选择“下南洋”。自唐朝起,为避黄巢之乱,即有众多汉人逃难于南海之上。南宋时,为避北方政权之奴役,汉人再度大举南迁,并漂洋过海;在南宋景定年间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中,南方部分已标示出了三佛齐真腊交趾占城(见图5.8)。明末之时,为摆脱异族统治的前朝子民,背井离乡“下南洋”,又掀起了史上最大的海外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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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南下渡海,使南洋的汉人越聚越多,他们在带去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在那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甚至,在南洋的三佛齐、暹罗等建立了一系列的汉人政权。由于当时的中国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是国力超强的大国,使得南洋的一些王国颇依赖于中国,连马六甲国王都是到中国领取的龙袍和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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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发生了历史性大冲撞,南洋的大小政权,最终都消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狂潮之中。风云变幻,“南洋”又成了西方人的“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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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南宋景定年间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局部)古代印度的佛教典籍称中国为“震旦”。此图的南方部分标示出了三佛齐,真腊,交趾,占城,东部标示出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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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辨东西“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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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海上交往体系是一个自大的体系,许多说法、看法、做法皆不与“国际接轨”。中国人不仅认为,华夏之外皆是“夷”,而且,以天朝为“上”,往哪里去都是“下”,遂有“下南洋”“下西洋”。其实,中国人是西洋南洋不分的,在天朝有限的视野中,印度即是“西天”,印度洋即是“西洋”,而真正的西洋——大西洋,国人从未听说,或者,“不知有汉”。但中国人对“东洋”是熟悉的,定位也是准确的。只是“下东洋”,没能形成气候,或者说,中国不屑于“下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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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对“下东洋”兴趣不大呢?一是,华夏的外交传统,自汉唐以来一直是“向西”,西边有商贸,西边求和平。二是,受自身的地理环境影响,中国东边除了小岛小国,实在没什么国家可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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