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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太也，极也。泰西，极西也。另，《尔雅·释天》关于四方之风的说法，也可参考。即，南方凯风，东方谷风，北方凉风，西方泰风。如此，说来泰西，是西之又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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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在宣德时，停止了“宣教化”的海外巡游，关上了国门，不许片帆出洋了；但洋人来“朝”还是允许的，利玛窦正是此时进入中国的。天朝恩威，四夷宾服。可利玛窦自报家门，谓之“大西洋人”。历代朝贡典录中，没有大西洋国家。他们在四夷之外，是鞭长莫及之“极”。为了区别传统中的“西洋”，自万历时起，国人把欧洲称为“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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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来自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为何称自己是“大西洋人”？因为，斯时大西洋航海风头正劲，他是经过葡萄牙的批准，才从大西洋绕好望角到达印度，又从印度登陆大明。1585年，利玛窦在肇庆建成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知府王泮赠予两块匾额：“仙花寺”与“西来净土”。西来的利玛窦，由此开始推广他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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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用对话体写的《天主实义》，对话人即为“东士”和“西士”。这位西来之士，想归化东方，但在传教上并取得多大成就。在西学传播与文化融合上，功劳就太大了。利玛窦不仅译介了重要的西方学术著作，还是第一个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人，开汉语拼音化之先河（1955年周有光等搞汉语拼音方案，即沿用了利玛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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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玛窦起，西学东渐，渐被称之为“泰西之学”。如，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的介绍欧洲水利工程著作，即名为“泰西水法”。明末成书的《火攻挈要》，书上即题“泰西汤若望授”。此后，中国的学界就不断遭遇这个“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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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被我们广为引用的“哥伦布立鸡蛋”“牛顿与苹果”“特洛伊木马”等西典，皆源自近晚出版的著名西方掌故书《泰西五十轶事》（见图5.7）。而百年中国大学史，及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其办学理念主要也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地理方位，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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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泰西五十轶事》晚清传入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初版，后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可见社会需求量之大，其中英对照版《泰西五十轶事》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最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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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大航海打开了世界之门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人们对西方的整体性认同，已经超越地理指向，而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指向，即“两希”（希腊与希伯来）传统、基督教信仰、启蒙哲学、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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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最终是东化，还是西化，抑或是全球化？还未见分晓，一切只能留给下一个世纪去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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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下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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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徐福从秦始皇那里游说来投资，带上三千童男童女到海中仙山寻找长生草，结果一去不归。东临大海的齐国，爱以海说事，徐福只是一小巫，他的前辈邹衍才是大巫。邹衍曾在战国的“百家讲坛”——稷下学宫讲“海洋学”，眼界远在“海上仙山”之外。他认为：九州之外，“有裨海环之”；“裨海”之外是“赤县神州”；再外“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虽然，齐人最远也就跑到日本，没有远洋的实践，但邹衍却推导出了近海与大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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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将大洋与近海做出相对明确的地理区分，是明朝的事情。如同祖先以中原为中心指认“四海”一样，大明也是以中国为核心指认“四洋”。在东洋、西洋、南洋、北洋之中，与天朝在移民、商贸、海外行政等方面联系最为广泛、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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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在明、清两朝，近——可以表示江苏以南的沿海诸地，如清朝就将这一带称为“南洋”（江苏以北沿海称北洋），清末设有“南洋大臣”管理诸项事务；远——可指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南半岛沿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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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的岛屿是各大洲中最为破碎的，仅印尼一国就有上万个岛屿。这里的先民，依人类学家的说法，多是马来人。但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行走处，在他们的博物馆里，我却看到浓重的中国文化印记。似乎印证了“南洋的海水到处，皆有华人的踪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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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南洋是一种悲欢离合式的关系。传统中，国人一直把南洋看做海天之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入海南渡。西汉时，南越王朝的最后一主赵建德，被汉军追至珠江口，逃生无路，遂率军南下入海，后被马弘将军所擒；南宋最后一个皇帝，8岁的少帝赵昺，也是被追兵所迫，最后由丞相陆秀夫抱着在珠江口跳崖投海；明建文帝朱允炆，被造反的叔叔朱棣追杀，一路南逃，后来消失于南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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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命天涯的不仅是皇上，老百姓在大陆待不下去，也选择“下南洋”。自唐朝起，为避黄巢之乱，即有众多汉人逃难于南海之上。南宋时，为避北方政权之奴役，汉人再度大举南迁，并漂洋过海；在南宋景定年间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中，南方部分已标示出了三佛齐真腊交趾占城（见图5.8）。明末之时，为摆脱异族统治的前朝子民，背井离乡“下南洋”，又掀起了史上最大的海外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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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南下渡海，使南洋的汉人越聚越多，他们在带去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在那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甚至，在南洋的三佛齐、暹罗等建立了一系列的汉人政权。由于当时的中国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是国力超强的大国，使得南洋的一些王国颇依赖于中国，连马六甲国王都是到中国领取的龙袍和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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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发生了历史性大冲撞，南洋的大小政权，最终都消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狂潮之中。风云变幻，“南洋”又成了西方人的“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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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南宋景定年间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局部）古代印度的佛教典籍称中国为“震旦”。此图的南方部分标示出了三佛齐，真腊，交趾，占城，东部标示出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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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辨东西“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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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海上交往体系是一个自大的体系，许多说法、看法、做法皆不与“国际接轨”。中国人不仅认为，华夏之外皆是“夷”，而且，以天朝为“上”，往哪里去都是“下”，遂有“下南洋”“下西洋”。其实，中国人是西洋南洋不分的，在天朝有限的视野中，印度即是“西天”，印度洋即是“西洋”，而真正的西洋——大西洋，国人从未听说，或者，“不知有汉”。但中国人对“东洋”是熟悉的，定位也是准确的。只是“下东洋”，没能形成气候，或者说，中国不屑于“下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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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对“下东洋”兴趣不大呢？一是，华夏的外交传统，自汉唐以来一直是“向西”，西边有商贸，西边求和平。二是，受自身的地理环境影响，中国东边除了小岛小国，实在没什么国家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