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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结论”看上去合情合理，细究起来却发现有令人怀疑的“历史成因”。比如，历史学者常常诟病的“明清两朝对西方的了解，远不如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倒退”。此说常以《明史·意大里亚传》为例，“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但哪个历史文献又能证明，意大利自古以来，或汉唐时就“通中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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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原是亚平宁半岛南部部落的名字，公元前6世纪，罗马共和国成立时把亚平宁半岛正式命名为意大利。但千百年来“意大利”并不作为一个国家名字出现，这个帝国的大名或是罗马，或是东罗马，直到1870年撒了王国统一亚平宁半岛，“意大利”才正式成为统一王国的国名。也就是说，此前的古代中国，如果与意大利打过交道，史料上留下的也是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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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作为洲际概念出现之前，中国的古代文献都是以“西域”来描述西方的。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曾有“大秦”一说，被后世学者认为是指古罗马：“大秦国，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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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中国后，先民有了对外的整体形象“秦”。它可以是自称，也可依“有类中国”而他指。但这个西域的“大秦”到底在哪里，“海西”不足以指证它的确切位置。《后汉书》没能弄清的事，后来的史书，也跟着语焉不详。在弄不清“大秦”是否就是西方或罗马时，《隋书》和《大唐西域记》等文献中提到的“拂菻国”，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坐标。有学者考证“拂菻国”即指拜占庭帝国及都城君士坦丁（今伊斯坦布尔），希腊人称“斯丹波菻”或“波菻”。从希腊语转而为突厥语，又由突厥语转译成汉语，就成为“拂菻”。如依此说，我们或可认定，隋唐二朝所指的“拂菻”或“大秦”，也就是东罗马帝国。这一点在《新元史·外国列传·西域》中已有明确表示“在黑海之南，古拂菻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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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力的考古实证是，明天启五年（1625年）初，在西安的周至附近，农民在挖土建房时，从地下挖出了一块大石碑，碑额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图5.5）。碑正面刻有楷书的2000字碑文，碑的下面及两侧用叙利亚文刻着70位景教僧人的名字和职称。除8位外，皆用叙利亚文与汉字对照。碑的正文叙述了景教的基本信仰，然后说到大秦国的景教主教阿罗本到长安，受唐太宗的礼遇起最初的150年景教的发展经过。此碑的出土，证明了至少在唐代，“大秦”所指的是波斯，约今天的伊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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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东罗马毕竟不是罗马，这种“东西交流”，并没介入地理上的西方。实际上，自东西方宗教冲突以来，尤其是阿拉伯人封锁了西亚贸易通道后，东西方的隔绝一直延续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此前，西方对东方的地理描述，多止于印度；中国对西方的地理描述，也止于君士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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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我倒是以为《明史》的记载，至少表明：元朝时到中国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其踪迹及影响在大明王朝是没有什么反映的；《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大秦”，明朝也不认为它就是意大利亚或罗马。“大秦”作为汉代就写入中国史册的“远西”大国，千百年来一直就指向不清，直到意大利传教士都来拜见万历皇帝了，少数国人才从《坤舆万国全图》中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才第一次看到利玛窦用中文标注在地图上的“意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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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叙述了景教的基本信仰，和大秦国的景教主教阿罗本到长安受唐太宗的礼遇。此碑证明，至少在唐代，大秦所指的是波斯，约今天的伊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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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到今天也找不出什么文献，证实明代以前的中国人或天朝使者，真的到过欧洲腹地罗马。即使是成吉思汗的部队，最西，也只打到莫斯科左右；即使是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旅行家，元代的汪大渊，也止步于东非。古代中国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的西方，真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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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的“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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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妖魔化是世界性的“传统”。西方人自《荷马史诗》开始，就创造了折磨英雄的冥界唐塔洛斯和环绕大地的俄开阿诺斯河等虚构的地方；中国人至少从《山海经》开始，就有“山经”的怪兽，“海经”的妖魔（也难怪，清人编“四库”时，没将它收入经史部）。在地理认知上，东西方都有过漫长的“神秘主义”时期。古代交通不发达，对于去不了的地方，有过度想象，也属正常。但是，已经实地考察过的地方，又要妖魔化一番，则是另一种心态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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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国人的开阔视野，汉代就可圈可点了。那时人们似乎找到了通往“海西国”（东地中海一带）的道路。反复向西域派使团的汉朝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如邻居串门般稀松平常。到了唐代，去西域的手续麻烦了一些，但玄奘“私自出访”最终还是得到大唐政府的认可。受唐太宗之命，玄奘口述辩机记录，遂成《大唐西域记》，玄奘也成为后世歌颂的传经偶像，大雁塔壁刻《玄奘译经图》，即刻画了玄奘译经的业绩（见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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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大雁塔壁刻《玄奘译经图》，刻画了玄奘译经的业绩。但到了元朝末年，唐僧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就变成了神魔传奇的“西游”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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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西天取经光辉业绩，到了宋末或元初已经变成《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西游”话本（《永乐大典》收入其残本）。此唐玄奘取经故事，共分三卷十七段，将玄奘和尚远行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神魔夹道的传奇；西行成功不是靠玄奘的伟大毅力，而是一只“泼猴”拔棍相助人的故事，取经成功变为神的功劳；丑化海外，美化神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朝心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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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的文化中藏着一种“刻意的遗忘”。郑和七下西洋是国朝大事，但没出大明王朝，郑和七下西洋的国家档案就在皇宫里消失了，远航的事迹与所历的国家，半真半假，若有若无了。1601年，利玛窦到北京时，坊间正流行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作者在叙言的最后说：“今者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叙……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此时，海上倭患严重，五年前，丰臣秀吉攻朝鲜，妄图进入中国，朝鲜有失，则北京震动。所以，虽然是魔怪演义，也表达了对外患的不安，所以，其作品不乏夸耀之词，希望有郑和与王景宏这样的民族英雄，以振中华之威风。希望“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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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品成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国势日衰，全书偏于用兵，鲜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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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辉煌的历史已被编成神话，国朝人士不仅不知道利玛窦的大西洋国，甚至，连两百年前郑和远航所至的国家及地区也不清不楚了。在这部“演义”中，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被写成一个蛤蟆精；牵星过洋的史实，转眼变得不可思议玄幻故事。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退回“妙想方外，神游八荒”，妖魔化的“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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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中讲，“所述故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鲁迅据序文，虽认为，它有讽谕当局之意，但“惟书则侈谈怪异，专尚荒唐，颇与序言之慷慨不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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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志怪之事，也不能全怪作者罗懋登，他也多有所本，其中除了“所述故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外，还有大半故事，直接摘自马欢的《瀛涯胜览》（载二十国）和费信的《星槎胜览》（载四十国）二书。仅《西洋记》所引二书相同之处，就有三十余处，两种“胜览”，信史不少，志怪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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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之极谓“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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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都认为，汉唐中国是最为开放的中国。但站在地理学的角度看，较为科学的“世界观”是在明朝形成的。中国人心中的天下，也是在那个时代中进入了地理认识的“突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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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前的中国，以南岭之南的海域为南洋，将南海之西的中亚细亚及印度洋一带为“西洋”。此前的中国人在所谓的“西洋”之中，来来回回跑了上千年，但没能见识到“西”之外，还有更西——即万历年间所说的“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