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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西洋非彼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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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入“西”的错位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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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百年来的华夏各王朝的眼里，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西方所指称的“东方”，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古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这个“气派”一直是到康乾时代都没有丝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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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明代以前，中国一直没有清晰的“西洋”地图。首次让中国人看到清晰的“西洋”的世界地图是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局部图），人们这才知道“西洋”在世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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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对外交流”的需要，海外的概念也一步步明晰。当然，定盘星仍是以中国为“中”。有人考证说，“东洋”一词最早散见于宋书之中。宋时的东边，与中国打交道的，一是朝鲜，二是日本。在天朝眼里，这个“东洋”，只是东边而已，都是来中国朝贡的，一点“洋气”都没有，大唐、大宋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所以，一直到明代，中国对日本的地理描绘都是很粗糙的，即使是在《筹海图编》这样抗倭意识明确的海防地图中，日本岛的轮廓也描绘得不清不楚，“东洋”似乎上不了天朝的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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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朝，有了相对宽阔的海洋视野，但在东西洋的问题上，常常是东西混杂，语焉不详。但错误的认识，或落后的认识，与刻意把地理方位意识形状化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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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唐以后，佛教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在接受汉唐中国的“天下”观，模糊和有限地认同中国人赋予它的“中华中心主义”内涵之时，日本也创造了“神国”的立国观念，并在10世纪，借助佛教瞻部洲的观念，在日本大力宣扬“三国”世界观。从14世纪日本绘制的《五天竺图》（见图5.10）来看，瞻部洲的中心是天竺，中国是偏远的国家，海上是日本国。这个基于佛教思想的“三国”观，到16世纪中叶之前，已成为日本人传统的世界观。日本国的这种淡化和摒弃“中华为天下中心”的中国人的天下观的做法，在近代的世界大变局中，也自然而然地迅速将眼光投向西方以及整个现实的世界，并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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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早就指出：日本对东洋与西洋这两个单词解释，不仅与中国完全不一样，而且别有用心。近代日本的东洋与西洋，是从Orient与Occident翻译过来的。西洋大体指欧洲，而东洋的范围不甚明了，有时指全亚洲，有时指远东。但在近代日本的表述中，东洋通常是不包括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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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从这幅14世纪日本绘制的《五天竺图》（墨线图）来看，天竺（印度）在瞻部州的中心，中国和日本一样而是偏远国家，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日本列岛与其中国大陆隔海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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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科院日本研究所王屏先生研究，近代日本之所以赋予“东洋”一词特殊的含意，是有战略考虑的。它不仅表达了脱离传统的中国属国的旧体系的意愿，而且表达了日本在新的国际关系中全新的自我定位。当面对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时，日本人的“东洋”是外指的，如对西方说“大东亚共荣”，此时日本是被包括在东洋之内的。而当“东洋”内指时，即在东洋内部，日本却把自己排除在“东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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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西方对东方的态度有了巨大的转变。西方社会开始将崇拜了上千年的东方，矮化为落后的东方。东西方的方位，进而意识形态化了。“西洋与东洋”在地理概念之外，又多了“文明与野蛮”的定位。“东方”或“东洋”被矮化，大清国根本没有感觉，日本却早早体察出来，并有意识地将自己从“东洋”中渐渐剥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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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即有日本人提议，将其教育科目中的“支那史”改为“东洋史”。日本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新东洋”概念，就是要将自己混同于“西方”，因为西洋等于文明，东洋等于野蛮。而混入西洋的日本，则在文明的名义下，对中国和朝鲜施以拳脚。初入20世纪时，更有日本学者强调，遣唐使时代，日本已经吸收了唐以前的中国文化；德川时代，日本又吸收了唐代以后的中国文化；现在，日本向中国文化学习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向西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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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东入西”的进程中，日本从“远东”的一员，一点点变成“西方”的一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高喊“东洋鬼子”时，日本已从“理论”上，跳出“东洋圈”了。这是件既滑稽又严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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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东入西，是日本当年的“远见”，而今它已成为一种时尚。同在一条经度线上的朝鲜半岛的南北两个国家，韩国已然和日本一样将自己划入西方。而比中国还要东方的澳大利亚，好像从建国那一天起，就“西方”了，现在连它的邻居新西兰，也脱东入西。“西方”这个概念，在东方脱离地理方位而被美化已然成了一种抬高自我的“传统”。这是一种世界观的异化，是东方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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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近忽远的“佛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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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年前的一个早晨，两个失去方向感的红毛洋人，登上了中国南部的一个荒岛。红毛向两个晒网的渔民，不停地问：“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叫什么？”渔民不胜其烦说了一句“妈的”。红毛摇着头想了想，依此为这个岛起了一个至今也说不清由来的洋名，第一个字母就是个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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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缺少沟通却相互指认的时代，东方西方各自命名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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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侵入天朝地盘的是葡萄牙。对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鬈发赤须、诡服异行的人，不论是沿海的百姓，还是帝国的官吏、皇帝都是一个谜。他们来自何方、有何公干？不甚了了。中国人给这些番人，起了一个绰号“佛郎机”或“红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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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即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使团从海上来到广州。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们是来朝贡的番使，只是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番邦”，也从未见识过那么野蛮的习俗，“贡船”驶入珠江口，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这些“礼炮”让怀远驿的守备吃惊恼怒，于是，葡萄牙的“贡使”被扣在光孝寺学习了三天的天朝礼仪，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们去见总督陈西轩公。这件事《广州通志·夷情上》记载很清楚：“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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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何时开始称西人为“佛郎机”，又为何以“佛郎机”称之？我们从《元史》及一些元代的文字中，可以看到，那时已即有“富浪”或异写为：茀郎、法郎、佛郎、拂郎、发郎的译音。如，元代诗人顾瑛《天马歌》中即有“至正壬午秋之日，马天西来佛郎国”。可见，元人已将欧洲称之为“佛郎国”。这里的“佛郎”译音，也就是明代的“佛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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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郎机”之名，应当是历时几个世纪，经东罗马、阿拉伯地区辗转传至中国的。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解释，西亚人将欧洲人称为法兰克“Frank”。中国人与西亚素有往来，便随了他们对欧洲人的称呼，因为发不出“r”这个音，就成为“佛郎机”。这个称呼，最初并无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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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或爪哇岛来说，“佛郎机”绝非善类。1511年，葡萄牙“战神”阿尔布克尔克攻陷马六甲。满剌加（马六甲）国王苏端妈末派使者向大明帝国求援。十年以后，也就是“佛郎机”已经来广州“朝贡”之后，明武宗换成世宗时，才想起让兵部议一议这件事，并大大呼呼地下了一纸诏书：令佛郎机，退还满剌加，并谕暹罗等国前去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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