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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玛窦起，西学东渐，渐被称之为“泰西之学”。如，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的介绍欧洲水利工程著作，即名为“泰西水法”。明末成书的《火攻挈要》，书上即题“泰西汤若望授”。此后，中国的学界就不断遭遇这个“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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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被我们广为引用的“哥伦布立鸡蛋”“牛顿与苹果”“特洛伊木马”等西典，皆源自近晚出版的著名西方掌故书《泰西五十轶事》（见图5.7）。而百年中国大学史，及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其办学理念主要也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地理方位，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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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泰西五十轶事》晚清传入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初版，后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可见社会需求量之大，其中英对照版《泰西五十轶事》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最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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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大航海打开了世界之门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人们对西方的整体性认同，已经超越地理指向，而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指向，即“两希”（希腊与希伯来）传统、基督教信仰、启蒙哲学、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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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最终是东化，还是西化，抑或是全球化？还未见分晓，一切只能留给下一个世纪去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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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下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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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徐福从秦始皇那里游说来投资，带上三千童男童女到海中仙山寻找长生草，结果一去不归。东临大海的齐国，爱以海说事，徐福只是一小巫，他的前辈邹衍才是大巫。邹衍曾在战国的“百家讲坛”——稷下学宫讲“海洋学”，眼界远在“海上仙山”之外。他认为：九州之外，“有裨海环之”；“裨海”之外是“赤县神州”；再外“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虽然，齐人最远也就跑到日本，没有远洋的实践，但邹衍却推导出了近海与大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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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将大洋与近海做出相对明确的地理区分，是明朝的事情。如同祖先以中原为中心指认“四海”一样，大明也是以中国为核心指认“四洋”。在东洋、西洋、南洋、北洋之中，与天朝在移民、商贸、海外行政等方面联系最为广泛、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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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在明、清两朝，近——可以表示江苏以南的沿海诸地，如清朝就将这一带称为“南洋”（江苏以北沿海称北洋），清末设有“南洋大臣”管理诸项事务；远——可指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南半岛沿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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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的岛屿是各大洲中最为破碎的，仅印尼一国就有上万个岛屿。这里的先民，依人类学家的说法，多是马来人。但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行走处，在他们的博物馆里，我却看到浓重的中国文化印记。似乎印证了“南洋的海水到处，皆有华人的踪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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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南洋是一种悲欢离合式的关系。传统中，国人一直把南洋看做海天之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入海南渡。西汉时，南越王朝的最后一主赵建德，被汉军追至珠江口，逃生无路，遂率军南下入海，后被马弘将军所擒；南宋最后一个皇帝，8岁的少帝赵昺，也是被追兵所迫，最后由丞相陆秀夫抱着在珠江口跳崖投海；明建文帝朱允炆，被造反的叔叔朱棣追杀，一路南逃，后来消失于南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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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命天涯的不仅是皇上，老百姓在大陆待不下去，也选择“下南洋”。自唐朝起，为避黄巢之乱，即有众多汉人逃难于南海之上。南宋时，为避北方政权之奴役，汉人再度大举南迁，并漂洋过海；在南宋景定年间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中，南方部分已标示出了三佛齐真腊交趾占城（见图5.8）。明末之时，为摆脱异族统治的前朝子民，背井离乡“下南洋”，又掀起了史上最大的海外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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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南下渡海，使南洋的汉人越聚越多，他们在带去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在那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甚至，在南洋的三佛齐、暹罗等建立了一系列的汉人政权。由于当时的中国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是国力超强的大国，使得南洋的一些王国颇依赖于中国，连马六甲国王都是到中国领取的龙袍和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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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发生了历史性大冲撞，南洋的大小政权，最终都消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狂潮之中。风云变幻，“南洋”又成了西方人的“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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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南宋景定年间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局部）古代印度的佛教典籍称中国为“震旦”。此图的南方部分标示出了三佛齐，真腊，交趾，占城，东部标示出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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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辨东西“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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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海上交往体系是一个自大的体系，许多说法、看法、做法皆不与“国际接轨”。中国人不仅认为，华夏之外皆是“夷”，而且，以天朝为“上”，往哪里去都是“下”，遂有“下南洋”“下西洋”。其实，中国人是西洋南洋不分的，在天朝有限的视野中，印度即是“西天”，印度洋即是“西洋”，而真正的西洋——大西洋，国人从未听说，或者，“不知有汉”。但中国人对“东洋”是熟悉的，定位也是准确的。只是“下东洋”，没能形成气候，或者说，中国不屑于“下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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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对“下东洋”兴趣不大呢？一是，华夏的外交传统，自汉唐以来一直是“向西”，西边有商贸，西边求和平。二是，受自身的地理环境影响，中国东边除了小岛小国，实在没什么国家可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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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蒙一朝，两次过海打日本未果，但日本列岛上的政权，也未对中国构成什么威胁，至多是不纳贡而已；明初，永乐帝登基后，即派使日本，告之改朝换代了，并遣在太仓筹备下西洋的郑和，到日本晓谕平定海患之事。永乐三年（1403年），日本主动示好，国王源道义（即第三代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不仅遣使大明入贡，同时送来倭贼20人。成祖为显示天朝大度，请来使按日本的规矩自行惩治倭贼。于是，日本人在明州（宁波）支起大锅，将这些在日本也被通缉的海盗，投入沸水煮后，抛尸大海。东洋太平，大明更无“下东洋”之必要了。而日本列岛以东，则是看不到头的太平洋，当时中国人称日本海域为“小东洋”，称太平洋为“大东洋”。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既缺少泛舟太平洋的可能性，也没有什么必要性。但西洋的情况大不一样，西洋不仅国家多，而且物产丰富，同时，海上交通也有近岸远航的便利条件，一直是中国海上交往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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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上看，唐末五代时，中国开始有了“东西洋”的概念。明代人是以婆罗（今文莱）为分界线，称婆罗以东为东洋，称婆罗以西为西洋。古代中国的“东西洋”主要是指南海海区的东与西两个海区。后来的“西洋”也指今天的印度洋。中国人的“西洋”航海实践，从汉以来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是注重文字描述的中国文人，没能留下清晰的“西洋”地图，仅仅是在汪洋之中画上几个小圆圈，略作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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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为中国人描绘出清晰的“西洋”地图的是利玛窦。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六条屏式的《坤舆万国全图》，即是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由宫中太监依照利玛窦5年前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摹绘的。此图由于采用了将中国放于地图中央的椭圆形投影方法，所以，图中的东亚地区绘制得最为详尽，既有“小东洋”的标记，也有大小爪哇和马六甲海峡及印度洋的详尽描绘，其翔实的描绘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见图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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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在汉代中国船就已到达了印度，后来，又远抵波斯湾；但在清朝之前，中国船根本没有进入过地中海，更不用说大西洋了。中国之西的许多地方，比如印度、波斯，从现代地理与历史文化意义来看，这个“西”也皆处在东方之中。甚至，唐代以来中国人就到过的东部非洲，仍然没跳出文化上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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